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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现代化进程中犯罪与社会发展关系思考
【作者】 肖建国【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5
【页码】 5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9393    
  研究犯罪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能简单采用直观思辨和静态研究的方法,而应该将犯罪研究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之下,通过回顾历史,透视社会,用辩证的、动态的、科学的眼光,去剖析犯罪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把犯罪同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过程相联系。并且与当对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变化等因素综合研究,这样才能深化和优化犯罪研究。也有利于制定出科学、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战略。
  (一)
  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就掀起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巨大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从而把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水平。令人疑惑不解的是。犯罪魔影悄俏地笼罩着不断发展着的西方社会,犯罪以其不可抑制的势头和与日俱增的危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学者路易斯·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近五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犯罪率都在增长,而那些犯罪率稳定或下降的国家最近由于少年犯罪参与作案的增多,其犯罪率也在增长。”犯罪的急剧增多,导致人们对现代化本身的疑虑和对现代化社会的“恐惧症”。
  西方犯罪学家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犯罪同步增长的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犯罪与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伴侣,是现代社会永恒的象征”。他们的基本观点可以集中归纳为两点:一是现代化本身是犯罪之源,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犯罪猛增的困境之中;二是现代化国家终将形成经济发展与犯罪同步增长的格局和态势,这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把犯罪增多视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因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第七届大会,专门研究了“犯罪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列入大会的主要议程。在会上,许多代表发言认为,“不能认为工业化、移民和城市化本身造成犯罪的因素。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正常而必不可少的方面。事实上,规划良好的工业化可以成为减少犯罪率的原因,因为工业化可以满足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不能把犯罪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相反,社会发展可以促进预防犯罪。”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根源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去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发生的作用状况和社会后果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构成了某一社会和阶段犯罪的特殊原因。当然,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犯罪动态变化原因和规律,也不能离开社会基本矛盾。
  我们知道,现代化运动最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而来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制约着西方现代化的一切方面;同时。西方现代化进程毫无例外地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本特征,并且在以下四个方面与犯罪的发展变化最为密切:
  (1)社会经济关系与犯罪
  西方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也巩固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这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获得相应的实际利益和改善劳动者低劣的社会地位,从而结束被剥削的生涯;相反,贫富差别更为悬殊,相对贫困反而更加严重。富国的穷人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被剥夺的滋味而倍感不满。尽管统治阶级不时用福利政策有意识地来调整和缓和日趋尖锐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但其作用只能是暂时的、局部性的。西方现代化加剧了贫富差别和种族歧视,扩大了失业大军,形成了尖锐的社会对立和矛盾以及剧烈的社会动荡,滋长了对现实的普遍不满情绪,这些正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制造着大量的犯罪“后备军”。犯罪的高发率正是西方社会经济关系日趋恶化的必然产物。
  (2)经济发展模式与犯罪
  早期的西方现代化,基本采用欧美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剥削殖民地、贩卖奴隶、掠夺农村来积累原始资本。这期间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大量农村家庭破产,农业人口纷纷涌进城市,导致当时城市化过度、就业不充分、教育无保障、医疗条件差、住房拥挤等一系列问题,助长了犯罪率的增长。恩格斯曾雄辩地论证工业化初期犯罪的增多和城市生活的普遍堕落,并且指出,当时现代化发展最快的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犯罪最多的民族。所有遵循欧美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无一能避免犯罪浪潮的冲击。二次大战后迈入现代化道路的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与欧美式经济发展模式大为不同,某种程度上也汲取了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但这些国家现代化在经济上依赖西方社会。在文化上盲目崇拜和引进西方文化,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方化,所以,犯罪增多意味着这些国家与早期现代化国家异途同归。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3)社会和谐状态与犯罪
  社会和谐发展状态是现代社会治安稳定的必要条件。西方现代化带来了繁荣的物质享受,但也掩盖着精神上的极度贫困和颓废。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矛盾加剧,损人利己、尔虞我诈、金钱第一、热衷肉欲、及时行乐等腐朽思想意识泛滥更甚,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状态构成了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助长了犯罪意识的滋生,构成西方社会犯罪的主要原因。无论英,美、法、西德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经济正在腾飞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伴有社会家庭瓦解、人际关系淡化、普遍的心灵危机、大量的淫秽影视等社会弊端,精神贫困与犯罪的关系虽早已引起社会的重视,但西方社会对此却无能为力。
  (4)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与犯罪
  针对日益恶化的治安形势,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其中包括制定了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但西方社会的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的核心是强化国家专政机器,增拨费用和增加警察力量,实行技术防范和侦破,保持法律的威慑力,对犯罪采取严厉惩治,这些对策不是针对犯罪的源,充其量只是治表之举,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由于西方社会的犯罪预防和控制一方面表现为纵容犯罪,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滥用暴力,所以很难得到全社会支持和配合,从整体上说,它们对犯罪所采取的预防和控制战略效果甚微。
  必须指出,社会是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西方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采取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来预防和控制犯罪。但是,由于犯罪根源的存在,这些努力只能取得社会治安短期的和局部的稳定,之后立即会被新的犯罪浪潮所席卷,始终处于犯罪高发率状态。这就是病态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恶化,经济发展模式畸形、社会长期处于不协调状态和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的失败所决定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病,构成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犯罪急剧增多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
  波兰华沙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布鲁伦·霍维斯特认为:“发展程度比我们高的国家的现在,可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现在,那些更富于活力的社会福利好象令人羡慕,但权衡得失还需要人们看到它的阴暗面。对这些社会成果掩饰下的阴暗面进行分析,也许对于我们具有最大的预防意义。”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发展角度看,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现代化时期,而当前我国从温饱问题的解决向本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的转轨,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初期。我们决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犯罪增多”的覆辙,不能用高犯罪率的沉重代价来换取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要看我们怎样正确处理好社会的基本矛盾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包括犯罪高发率在内的种种严重痛苦和灾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已经确立,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固有弊病。防止犯罪的恶性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很落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基本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处于不发达、不完善的状况,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才能合理调整社会生产关系、选择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社会尽可能地和谐发展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等重大方面,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因此,初级阶段犯罪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当、工作中出现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不出来,犯罪的增多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防止“经济发展、犯罪增多”的主要途径和唯一出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该围绕改革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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