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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告知“驱逐出境”如何成为辩诉交易中律师帮助义务
【副标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帕迪拉诉肯塔基州案述评【作者】 廖钰玄璇
【作者单位】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16级博士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法学硕士}
【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驱逐出境;有效律师帮助;宪法解释;附随结果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06
【摘要】

帕迪拉案是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案件。帕迪拉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法官认为,尽管遣送、驱逐出境等移民相关制裁在美国并非刑事惩罚,但在非本国公民的被告人认罪之前,若辩护律师疏于告知其定罪所涉及的此类后果,可能侵害宪法第六修正案所规定的该项权利,将导致律师帮助无效,进而影响认罪答辩的效力。该案扩张解释了律师帮助义务的宪法条文,明确了在个案中判断该义务是否履行的方法,并影响了随后的立法和司法。该案对于我国细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有效律师帮助”制度,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828    
  一、基本案情及争点
  该案中,[1]上诉人帕迪拉成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已经40余年。美国肯塔基州对他发起了运输毒品罪(drug-distribution)指控,他在做有罪答辩后,将面临驱逐出境的惩罚。在判后救济诉讼中,帕迪拉称他的律师不仅没有告诉他认罪答辩的后果,还让他别担心被驱逐出境,因为他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声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建议,他本会选择庭审而不是进行辩诉交易。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否决了帕迪拉判后救济的请求,理由是:宪法修正案六所称的有效律师帮助,并不保护被告人因驱逐出境的错误建议而遭受的损失,因为驱逐出境仅仅是刑事定罪的附随结果(a “collateral” consequence of a conviction)。无论是被告人律师没有告知上诉人面临驱逐出境的可能性,或是律师在这方面提供了错误的建议,都不能使上诉人获得救济。
  因获得律师帮助权利属于宪法性的“基本权利”,其内涵与外延,及其衍生的对权利义务的安排,应该经过合宪性审查予以确认。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发出调卷令来决定帕迪拉的律师是否有义务提出建议,告知帕迪拉他的认罪可能会导致驱逐出境。大法官多数意见同意帕迪拉的看法,即具有宪法意义上的称职律师一定会告知他,运输毒品罪的定罪将使他遭受自动驱逐出境的惩罚。
  二、背景及沿革
  1.有效律师帮助的沿革
  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ce)[2]。最早,联邦法院在1932年的鲍威尔案[3](Powell v. Alabama)中,首次承认被告人有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性权利。该案中称“各州应该无偿为被判死罪的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同时,该案指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条款[4]至少包括了第六修正案中提到的律师权利的一部分”。该裁决是法院第一次因违反宪法的刑事诉讼保障条款而撤销州法院的定罪。自此,律师帮助权的意义被予以明确,即有效律师帮助权利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其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公平审判要求,又是平等保护的基本要求。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5],第六修正案的保护仅适用于联邦案件[6]。尽管州法院对于如何认定有效律师帮助有诸多尝试[7],在斯里兰克特案[8](Strickland v. Washington)裁决作出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就判定律师有效帮助及救济这一问题提出过通行做法、具体标准。此前的裁决中,仅以一些易导致有效帮助不足的特定程序因素作为标准。1970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卡拉维案[9](Caraway v. Beto)中采用的“合理有效的帮助”判断准则,一度也被广泛认可。其具体标准为:“不是一个相当称职的律师”且该法律建议不属于刑事案件中律师应具备的能力范围之内。
  一般而言,在判断律师帮助是否有效时,主要考量第六修正案宪法权利的内在目的。该修正案的设想是,对抗式诉讼制度如果需要产生公正的结果,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简言之,律师需扮演的角色来自于审判程序的对抗式本质。斯特里克兰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任何判断有效性主张的基本点是,律师行为是否损害了对抗式诉讼的基本功能,以至于难以依赖审判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斯里兰克特案最终提炼了一个一般性判断“无效律师帮助”的二要件检视法(two-prong inquiry),统一了各州的标准分歧。即一是律师代理行为存在缺陷,这取决于律师行为是否“低于合理的客观标准”,二是律师代理缺陷对辩护产生不利影响即产生损害,“必须存在一个合理的可能性,若非律师的不专业错误导致的缺陷,诉讼结果可能不同”。[10]
  在此后的一些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说明,“诉讼结果”是针对被告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后果,“合理可能性”是“足以破坏对诉讼结果确信的可能性”,这一合理可能性的评估必须排除任意性、离奇行、反复性、无效性等可能性。
  上文已述,关于是否形成无效帮助,各州法院存在几类不同的认定标准。在斯里兰克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分歧进行了统一。主要观点是:一是无效帮助的事实,标准为错误严重导致不能发挥律师应该发挥的作用、该错误对辩护产生了影响;二是评价“行为正当”不仅要看通行的律师规范,还应该结合行为时的“全部情况”;三是不应该将标准设定得过于具体;四是衡量判决结果不公正的正常标准是“如果没有律师的外行错误,结果会不一样”。
  2.有效律师帮助在辩诉交易中的认定
  希尔案[11](Hill v. Lockhart)开始,将斯里兰克特案确定的判断律师帮助无效的二要件标准,拓展适用于辩诉交易中。希尔案中的争点是:当辩护律师就假释资格问题误导了委托人,是否违反了第六修正案中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法庭认为这“没有必要去决定是否有一个范围,决定律师提出怎样的错误建议(如关于假释资格)可能会被视为是宪法上无效律师帮助,因为在本案中法庭认为上诉人的请求并不满足斯特里克兰案中‘损害’的要件”。[12]

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在威廉姆斯案[13]中,被告人在辩诉交易阶段有意接受认罪提议,但其律师坚决认为被告人应拒绝辩诉交易,否则将退出案件不再辩护,被告人最终拒绝辩诉交易。被告人在判决后主张其律师提供无效辩护,后经上诉至州刑事上诉法院审理,上诉法院裁决认为此案依据斯特里克兰标准,违反了第六修正案中有效律师帮助的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有效律师帮助的目的并非是为刑事被告人提供最好的结果,而是确保宪法通过正当程序,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裁判,该案被告人的律师虽有缺陷,但未能严重到剥夺被告获得公正裁判的程度。
  在普利姆案等案件中,法院强调,在审查被告针对律师提出的辩诉交易阶段的错误时,必须严格适用斯特里克兰标准。
  三、本案的核心贡献
  应该说,本案相对于此前联邦及州法院的判决,标准“明显偏高”。此前的判决中,法院或认为一名称职的律师只需要告诉被告人刑事定罪的直接后果,或认为律师未能告知委托人驱逐出境的后果是认罪答辩的一项结果时,其行为并不违宪。本案中,关于对既往判例的偏离,在诸多方面发展了既有的标准。[14]
  1.重新定义了“驱逐出境”的重要意义
  在美国法律中,“驱逐出境”并不是一项刑事惩罚,其仅仅是刑事判决的附随结果。遣送程序本质上虽是民事程序,但驱逐出境一直是一项特别严厉的惩罚方式,往往与刑事定罪密切关联。
  然而,该政策也与美国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1891年,美国国会将“被判定犯有重罪或其他臭名昭著的犯罪或涉及道德败坏的轻罪的人”列入可遣送人员名单,正式改变了美国“无障碍移民”的传统。1917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17)第19章第一次授权驱逐“任何在入境美国后五年内犯下罪行(包括道德败坏的犯罪)且将被判处一年及其以上监禁刑的人”。第19章同时规定可驱逐“无论何时入境,犯下两项及以上道德败坏罪行的非本国居民惯犯”。但是,国会并没有定义什么是“道德败坏”(moral turpitude)。但作为权利救济,法案同时规定了:“在判决时或判决后30天内,对州或在联邦追诉的犯罪,量刑法官都有权力提出‘这样的外国人不应被驱逐’的建议”,即反驱逐司法建议(JARD)。因此,从1917年起,不存在自动适用驱逐出境的犯罪。
  鉴于可驱逐罪行的稳步扩大及反驱逐司法建议显著的矫正效果,在斯特里克兰案之后,第二巡回法院认定,第六修正案规定的律师帮助权适用于提出反驱逐司法建议请求或未提出反驱逐司法建议请求的情形就不足为奇了。按照这一观点,申请反驱逐司法建议是刑事量刑的一部分,即便驱逐出境本身是一个民事行为。国会在1952年《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中限制了反驱逐司法建议条款,到1990年,国会全面取消了该条款。这些对美国移民法的改变大大提高了非本国公民刑事犯罪的风险。为被指控犯罪的非本国公民提供准确的法律意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变化说明,根据联邦法律,驱逐出境是对承认特定犯罪的非本国公民施加的刑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有时是最重要的部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一些案件裁决[15]中认为,某些情况下,是否允许当事人保留在美国居留的权利,往往比施以任何监禁刑罚更让他们关心。
  2.再次肯定了关于“称职律师”有效帮助的标准
  关于律师帮助无效,联邦法院的裁决中出现过“本质的无效”和“实际的无效”。关于“实际的无效”,主要是指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情况来判断律师行为的本质及后果,这需要对事实进行极为敏感的判断。关于“本质的无效”,是不需要直接说明律师存在哪些失误,而是仅仅根据一些程序性问题来直接推定律师不公正。曾经,州法院的认定方法,可能是在不需要考虑全部案件的事实,仅仅根据“行为的本质”进行判断,具体包括:资质问题;与律师指南等相关职业指南的要求不相符合;低于行为的合理标准。
  一般来说,我们推定律师帮助都是称职的,因此,关于律师进行了无效帮助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赋予被告人,然而,关于如何推定无效,一是律师根本没有出庭,二是律师虽然出庭了但在审判期间虽然可以得到律师帮助,但是律师帮助非常之小。[16]具体来看,美国司法实践中将无效帮助行为区分了二十余种情形,[17]便于法院参照适用,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囊括全部的无效帮助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还在不断出现新情形。
  比如克罗尼案中,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被告人的一种要求控方提供的案件事实能够经得起真正的对抗式标准检验的权利。在斯里兰克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标准必须是律师行为已经履行对对抗式诉讼程序的正常功能,以至于让人无法依赖这样的审判会产生公正的结果。
  将有效帮助的概念与对抗式诉讼的功能联系在一起时,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地放弃了仅仅以律师与他同行之间的比较作为衡量的标准。问题的关键变为,律师的努力是否达到“有意义的对抗式诉讼”的标准。
  而关于如何告知“驱逐出境”的风险,最高法院认为:移民法很复杂,其本身自成专业。有的律师协会成员代理面临刑事指控的委托人时,无论在州法院或是联邦法院或是二者兼存时,均对移民法不甚熟悉。因此,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特定认罪结果是不清晰或不确定的。这类案件中,私人聘请的律师,责任会更有限。当法律规定不是那么简明直接时(就如阿利托大法官提出的许多情形一样),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只需要告诉非本国公民,等待刑事指控可能会带来不利的移民后果风险。但是,当被驱逐出境的后果已经如同本案一样非常清晰时,给出正确意见的职责也非常明晰了。
  3.明确对直接结果和“附随结果”的态度
  此前,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下级法院的裁决中,大家都一致遵循斯特里克兰案确立的规则,即辩护律师无须就刑事定罪之外的附随结果(conviction’s collateral consequences)提供建议,其中,附随结果就包括与移民相关的后果。在1970年的布雷迪案[18](Brady v.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明确指出,被告人在辩诉交易时应该全面明知直接后果(direct consequences)。在希尔案中,法院也并未回避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附随结果)的区分,明确指出假释资格问题属于辩诉交易的附随结果而非直接后果,假释资格的情况不在律师明确告知范畴之内,对此疏于告知,并不构成无效法律帮助。因此,帕迪拉案的结论可谓是并无先例、创设新规。
  帕拉迪案中,关于“驱逐出境”是附随结果还是直接结果的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议的。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根据斯特里克兰标准,拒绝了帕迪拉的请求,基于理由即为:他所诉求的对于驱逐出境风险的建议只涉及附随事项,即这些问题不在法庭的量刑权之内。该院认为:“附随结果超出了被告人可从第六修正案获得的代理权的范围”。因此,“辩护律师未能向被告人提供可能的驱逐出境后果的建议,不能作为提出律师无效帮助主张的根据。”[19]
  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由于与刑事程序紧密相关,驱逐出境作为刑事定罪的结果,很难将其归为直接或是间接结果。直接或间接的区分将不适合于评估一项涉及驱逐出境的特定风险的无效律师帮助诉求。大法官异议意见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文义解释对宪法进行解读,驱逐出境等定罪后的附随后果不能划入律师职责范畴,“刑事定罪结果不仅是定罪和量刑,还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没收、丧失选举权、丧失享受公共福利的资格、剥夺拥有枪支的资格、被军队强制退伍、丧失商业或专业执照……所有这些结果都是‘严重’的。”[20]但多数意见最终认定,获得驱逐出境方面的建议并没有被明确地从第六修正案规定的可获得的律师帮助范围中排除。
  四、该案的影响
  (一)促进了联邦刑事法律的修改
  虽然帕迪拉案主要针对律师有效帮助的提供,但此案之后,经过诸多个案的发展和推动,例如弗莱案[21](Missouri v. Frye)等,最终推动实现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修订。虽然没有正面要求律师应告知被告人认罪可能产生的移民后果,但在庭审中,以强调法官庭审义务的方式着重强调了对移民情况的说明,在对《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1(b)(1)修订中,新增了一条附加条款,要求法院在庭审中发出警示“如果罪名成立,非美国本国公民的被告可能会被驱逐出美国,被剥夺居留权,并且将来会被美国拒之门外。”美国司法委员会批准通过后,这一修订已经于2013年12月1日生效。
  (二)庭审控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美国联邦司法中心2018年出版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庭审指南》中,对保护非本国公民在辩诉交易中的权利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在原则上,要求法官在庭审时“不仅要注意避免使用翻译人员难以翻译的法律、其他术语,而且需要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解释一些重要概念,例如不得自证其罪、交叉询问证人的权利等”。在具体操作层面,建议法官在庭审时询问非本国公民的被告人“你是否知道认罪可能导致的被驱逐出境的后果”,询问被告人代理人“是否所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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