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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权利与利益区分视点下数据权益的类型化保护
【作者】 李晓宇【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助教,法学博士}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权利与利益;权益冲突;类型化保护;数据权益位阶
【英文关键词】 rights and interests; conflict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typed protection; data equity rank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50
【摘要】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以及科技迭代发展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相关的新型利益与权利诉求井喷式涌现,不同数据权益主体对数据保护的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诉求与变革。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等不同数据类型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使用规则以及法律适用均存在差异,既有法律规则难以对上述差异性作出有力解释,既有司法解决纠纷机制遭遇明显障碍。不同数据权益类型应作不同路径的类型化区分保护,权利与新型利益二元化保护方式不失为一种合理保护的过度方式。数据相关权益在法律保护位阶上存在强弱之分,数据权利优于数据利益保护,人格性数据利益优于财产性数据保护,公共利益优于私人数据利益保护。
【英文摘要】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echnology iteration, claims for new type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relation to data spring up, and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 holders propose new requirements regarding the legal system of data protec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egal attributes, ownership of rights, rules of usage and legal appl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ata types, such as personal data, enterprise data, public data, etc. Existing legal regulations are inadequate to give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above differences, and exist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encounter obvious obstacles.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protected in different ways. Dual protection for rights and new types of interests may well be a reasonable and transitional protection method. Different types of data-related rights and interests may enjoy different protection strength. Data rights are superior to data interests in protection strength, data interests concerning personality are superior to property data, and public data are superior to private dat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793    
  一、问题的缘起
  信息革命通过计算机、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云计算等科学技术,既在物理空间之外开拓出无限的网络空间(也称虚拟空间或电子空间),又使得海量数据的收集、数据的自动化处理与分析、个性化的数据利用成为可能。数字经济及数据产业随之兴起,人类步入“互联网+”及大数据时代。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德国、英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相继出台制定数据经济与智慧国家建设相关的发展战略。[1]庞大数据的背后蕴涵着巨大的商机与经济利益,诚如学者所言,数据资源是数据经济时代的“新石油”。[2]数字产业的发展诞生了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数据利用者等新的利益相关主体,在新的产业利益的驱动下,不同利益主体必然会对相关权益的保护及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诉求与变革。算法主导与人工智能参与下的数据产业具有“人机共处”“智慧互动”的新时代特征,既有的法律规范难以有效涵盖和调整新的数据法益;既有规则逻辑也难以解释数据相关的法学理论,比如数据的法律属性、分类、使用规则以及法律保护等都难以在现有民商法理论与规则中获得有力解释。
  学界对数据权益保护相关问题的探讨,大多聚焦于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问题,着重研究个人数据的法律属性、个人数据保护的正当性及个人数据规则的构建等问题,[3]也有少数学者从企业数据财产性权利保护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4]也有学者从知识产权角度探讨了实验数据的保护与限制,[5]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在未论证区分数据是一种数据利益抑或是数据权利的前提下,直接将数据定性为包含人格权与财产权在内的“数据权”以及“数据主权”。[6]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数据权益法律保护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个人数据法律保护问题肇始于对传统个人隐私权(人格权部分)的研究,大数据时代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数据的财产性价值,注重对个人数据财产性价值的挖掘与利用;另一方面,企业数据利用问题是信息技术迭代发展的产物,探讨企业数据保护旨在寻求个人数据保护与企业数据利用二者之间的平衡。但上述学者均未区分个人数据或企业数据是权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直接将数据定性为权利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同类型数据的法律属性、适用规则及法律保护理念等都存有巨大差异。数据是利益还是权利?学者对此研究较少,杨立新教授以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为视角,认为个人信息权是独立的民事权利;[7]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我国《民法总则》111条只是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并未采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意味着立法上还未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8]上述讨论限于个人数据,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内涵已突破个人数据的范畴,数据是一种权利抑或只是一种利益,关乎数据的法律性质界定、受保护的内容范围以及保护位阶次序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那么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相关权益究竟是一种权利抑或是一种利益,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是否存在将数据区分为权利保护与利益保护的必要?从数据的产权及持有上看,数据的类型可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政府数据及公共数据。不同数据类型的法律属性是否存在不同,适用法律上存在哪些区别,既有法律规则是否足以保护数据权益?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权利或利益位阶如何排序?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与检视,不揣浅见,求教大方之家。
  二、数据权利与数据利益的区分与澄清
  (一)利益与权利关系的再厘定
  大数据处于社会变革转型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类新的利益诉求呈指数型增长。新的利益诉求井喷式增长的缘由有三:一是“权利本位论”下权利话语权的争取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具有历史必然性。[9]“权利本位论”挣脱了中国传统法律“义务本位观”的藩篱,近四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理论,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的基石由此确立。在此背景下,权利的观念与权利的主张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诸多公民权利也被立法者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确认。二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以及科技迭代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利益类型诉求以新型权利的形式不断涌现。诸如跨国隔代探望权、男性生育权、性决定权、祭奠权、眺望权、“动物权利”和“数据权”等,这些新型权利的诉求预示着“权利爆炸”时代的到来。人们愈加希望将自己所面临的新案件、新问题背后所涉及的利益提升为法律权利,以期获得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利益诉求权利化的期待,使得一些法定权利之外的正当利益未经法定程序,却扩张为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导致新的权利条款与权利类型呈井喷式增长,产生“权利泛化”的现象。数据权利的提出,也是数据主体在网络空间中寻求权益保护的一种呼吁。三是,从深层次上看,除社会转型与科技发展的客观因素之外,利益、欲望与需求的多元化、层级化和差异化是新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阶层背景的群体对利益的需求往往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恰如网络空间领域,网络用户(个人)、网络平台(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对数据权益提出不同的主张,而这些利益主张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具体表现为网络用户对自身数据的人格权保护与网络平台利用数据之间的冲突,网络用户对数据的自决权诉求与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
  那么新的利益与法定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从传统民法视点上看,利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未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比如竞争中纯粹的经济利益,在竞争者并未故意破坏公平的竞争秩序,又没有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下,纯粹的经济损失并不受法律保护。[10]第二类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也有学者称为“新型权利”或“无名权利”),从法社会学角度而言,新型权利在实在法上并没有规定,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裁判认可的权利,比如晚近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土地发展权[11]、信用权[12]以及环境权[13]等。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权利源于习惯,未经立法规定及法院司法裁判认可、却被社会普遍接受和默认的权利也属于新型权利,比如祭奠权。[14]基于权利的利益论,“新型权利”的生成并非是哗众取宠、乱造名词的荒谬做法,它们是科技发展、文化观点变迁及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不过,并非任何的利益都可以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新型权利,对新型权利的甄别和认知标准,应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综合考量。[15]判断具体利益是否构成新型权利的标准受制于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只有比受限制的利益更重要时,才能构成新型权利。[16]由此可见,权利实质上也是一种利益,但并不必然得出所有的利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一项利益能否成为法律救济的权利,还应对其背后的价值位阶进行考量。第三类是法定化的权利,法定化的权利是受制定法的命名且经历了历史的检验。[17]将未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排除在法律规制的视野之外,免除与该类利益相关的正当行为受法律非难的危险性,既可消弭对他人行为自由的过度妨碍,又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总而言之,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广义上的利益可分为未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受法律保护却未法定化的利益(新型权利)以及被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化权利。
  (二)数据新型权利诉求的合理性
  对数据等新兴事物主张新型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未被制定在法律条款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理由在于:一方面,弥补了立法滞后性问题。立法是立法者根据当前社会的情势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估判断而制定的,是依靠人的智慧制定的。不可否认,人的智慧及对未来的预估都是有限的,从而导致立法上的权利规定都是当下的,即立法者难以穷尽囊括所有的权利类型,但是新型权利却会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转型不断涌现,打破法律既有的权利框架,弥补立法滞后的问题。恰如隐私权最初被提出之际就遭遇诸多的责难与非议,然而科技发展使得大众媒体的触角不断延伸,人们意识到保护自身生活安宁、私有领域不受外界干扰的重要性,以维护人格尊严为目的的隐私权逐渐被人们所认同与接纳。今天看来隐私权受法律保护已达成共识,我国2009年侵权责任法也首次将隐私权纳入侵权法保护范畴。[18]由隐私权衍生出的个人信息权(个人数据权)也被我国主流的传统民法学者所认可。[19]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数字化单一市场中的版权指令(草案)》中,欧盟立法者意图通过引入“数据新型权利”来重构既有的利益分配。[20]
  另一方面,数据相关权益等新型权利的创制与确认,有利于保护权利主体的某种法律资格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彰显法律防范性和救济性的功能。从“牺牲者中心进路”的道义论理论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牺牲者,存在被他人侵害的可能性。[21]个人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主张,体现个人在法律层面对自身数据人格权益与财产性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诉求;企业则强调数据利用的自由,以及企业自身收集、整理后的数据非未经其同意,他人不得随意使用。具体而言,在网络信息领域,数据相关的新型权利扩张主要表现为:网络用户除主张立法承认的隐私权之外,还主张个人数据自决权、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个人数据被遗忘权、个人数据转移权和个人数据专有访问权等;企业则主张对其收集、整理的数据拥有财产权。由此可见,数据权益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一种权利,而是不同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利束。
  (三)未区分数据利益与数据权利保护的弊端
  数据的利益相关方对数据有大量新的利益诉求,且热衷于将新的利益诉求定性为新型权利,甚者呼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保护其诉求。这种未加区分利益与权利,将所有与数据相关的利益都赋予法律权利的资格的权利泛化做法,是否存在缺陷?本文认为,数据权利泛化的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将与数据有关的利益都定性为数据权利将增加司法成本与司法操作难度。一方面,从司法成本上看,对权利而言,无救济则无权利,现实纠纷中权利的实现与救济还需依赖于有经费保障的法院的强制执行。不加区分将数据利益作为数据权利救济,会造成数据纠纷滥诉之嫌,将对公共财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加司法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从司法操作的难度上看,将利益与权利区分保护的德国模式表明,区分利益与权利的做法在司法实务上具备更明确的可操作性。正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实践中更加推崇和认可德国模式。[22]德国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分在实定法上体现为三个小一般条款,旨在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明确可观的标准。[23]在我国,也有区分权利与利益进行判决的实践,例如著名的重庆电缆案[24],二审法院认为电缆毁损致电力中断属于纯粹的经济损失,加害人并未以有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导致用户受损,对民族医院就停电期间营业损失提出的赔偿诉求不予支持。在数据相关纠纷案件中,法院也有区分权利与利益的判决,比如淘宝公司诉美景公司大数据产品案中[25],法院一方面承认了淘宝对原始数据经过收集、脱敏化处理、提炼整合的衍生数据享有竞争性财产权益(利益),否认淘宝公司对原始数据及衍生数据享有财产权,但企业衍生数据的竞争性财产权益到底是什么,法院并未作出直接的回答。
  其二,不合理的数据权利泛化配置,增加了冲突争端的风险性。权利设置的目的在于化解或降低社会冲突,但权利泛化则会导致过多权利条款的配置,过度限制他人的行为自由,从而加剧“设定权利法律体系内部之间的冲突”与“权利目标与实效之间的冲突”,造成权利配置中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产生权利的“乌龙效应”。[26]权利有清晰的边界、确切的权利归属主体,权利的创制具有“社会公示的作用”,警示他人不可随意侵犯权利人受法律保护的新型权利,对他人的行为起到法律规制的效果。但是,在不区分权利与利益保护模式不同前提的情况下,将利益都作为法律上受保护的权利,则过度限制他人的行为自由,从而造成实践中发生更多的法律纠纷,产生权利的“乌龙效应”。
  数据权利泛化在实务中产生诸多的纠纷。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关于数据的纠纷不断涌现,近来数据纠纷喷涌之势愈甚。一方面,企业不当利用个人数据侵害个人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纠纷不胜枚举,比如在数据信息收集环节,数据的收集者利用平台霸王条款、格式合同获得用户的“同意”,运用病毒软件、免费无线网络(Wi-Fi)、cookies(小型文本文件)技术获取个人敏感的隐私信息,[27]更有企业非法买卖其获取的个人数据。[28]在个人数据信息处理环节,由于系统和网页漏洞的广泛存在,信息管理者的内控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等因素导致个人数据被违法违规处理。[29]在个人数据输出环节,恶意推销产生垃圾信息、邮件、骚扰电话及诈骗信息等已经直接严重影响个人生活的安宁。[30]
  另一方面,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数据纠纷也日渐凸显,譬如轰动一时的淘宝公司诉美景公司大数据产品案[31]中,淘宝公司声称自己对“通过一定算法,经过匿名脱敏化、过滤处理和提炼整合后形成的衍生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美景公司运用技术手段开放名为“咕咕互助平台”的软件与平台,获取了淘宝公司的衍生数据,并用于商业用途。淘宝公司认为美景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侵犯了自身的数据财产权。此外,还有顺丰与菜鸟驿站的数据纠纷事件、[32]腾讯与华为的用户数据之争、[33]新浪微博诉脉脉抓取微博用户数据案、[34]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案、[35]百度诉奇虎360案[36],等等。从数据相关权利配置上看,个人(用户)以及企业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提出不同类型的权利诉求,在深层次意义上是大数据时代下个人数据人格权益与企业数据利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数据控制权的利益博弈,也是数据相关权利清单扩展与深化后对既有稳定性权利体系的突破和修正。平衡协调个人、企业以及相关公众在数据方面的权益,不仅仅是司法所面临的新难题,也是对立法者智慧的考验。
  三、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在数据权益类型化保护中的适用
  大数据拥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对数据权益的保护应作类型化区别保护。数据权益是一项复杂的复合型权利束,其法益兼具财产性利益与人格性利益。传统民法学界认为,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产生基础、权利客体及其特性均不相同。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财产权保护的则是财产利益。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二元权利体系贯穿了民法的整个发展历史,二者之间泾渭分明。不过,伴随着知识产权的诞生,传统民法权利二元体系受到了颠覆性冲击。比如狭义著作权法中作品的作者对自身创作作品不仅享有署名权、发表权和修改权等人格性权利,也享有复制权、出租权等财产性权利。邻接权中,表演者除对其表演享有表明表演者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人格权利之外,还享有许可他人现场直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的财产性权利。此外,商品化权也是人格符号被商业化利用,从而获得财产性利益的典型。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姓名、肖像、艺术形象等人格符号被商业开发利用,从而可获取重大的经济利益。[37]实践中,“乔丹”商标纠纷案、“葛优躺”形象纠纷案皆是个人人格符号被商业利用引发产生的纠纷。数据权益保护问题的出现,又使得这种二元权利体系面临前所有未有的困境。有学者提出,这种兼具人格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的为“人格物”,现行民法规范存在无法协调物上并存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弊端。[38]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应修正人格与财产之间割裂的关系,突破民法传统思维体系中人与物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数据相关的利益主体分为个人、企业、其它组织与国家,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数据权益的享有范畴与属性又存在差异。能否从利益与权利区别保护角度,对不同类型数据权益的保护进行妥善性安排?本文认为是可行的。
  (一)个人数据保护的路径选择
  个人数据指的是其本身就能识别出或者结合其他数据可以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数据。可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数据包括: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指纹、基因、社会保险号以及肖像等;结合其他数据间接识别出特定自然的数据有:性别、年龄、职业、教育、婚姻、兴趣、爱好、性生活、习惯以及财物状况等。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对个人数据认定的实质性标准在于“可识别性”,[39]我国立法上对个人数据也采用可识别性作为判定标准。[40]欧美等国的立法对个人数据也采用的是可识别性判定标准,如2018年生效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4条[41]和1974年颁布的《隐私法》(Privacy Act of 1974)都将个人信息定位为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识别性标准使得区分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成为可能。
  从法律属性上看,个人数据具备了人格性属性与财产性属性。传统民法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局限于对个人数据中人格权部分权利的保护;单个的个人数据并未体现出太大的财产性价值。大数据背景下,海量的个人数据被聚合起来再进行数据分析整合后所产生的财产性价值远大于单个个体数据的财产价值,这不仅导致海量个人数据在数据产出者与数据控制者之间形成了利益分化,也加剧了人格财产化、财产人格化的进程。有鉴于此,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一方面从权利法定化路径,即运用传统人格权来保障个人数据权益;另一方面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新型权利)角度,[42]保护个人的财产性权益在内的合法权益。
  1.以隐私权为切入点的权利法定化个人数据保护路径
  隐私权已被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认可,对个人数据是否采用传统隐私权的保护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在早期,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将个人数据纳入隐私权保护;[43]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隐私与个人数据概念之间可以互换。[44]第二种观点是大数据时代来临后,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承认自然人对个人数据的民事权利之后,该权利的内容应与其他既有民事权利存在区分。因此,个人数据的权利应当具有独特的保护对象,而与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有所不同,否则完全可以扩张隐私权保护范围进而保护个人数据。[45]第一种观点意识到个人数据中精神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将个人数据纳入隐私权保护范畴。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个人数据的权利与隐私权存在不同,个人数据除了人格性属性外还具有财产性属性;个人数据相关权利是一种积极主动性的权利,与消极防御型的隐私权存在差异。
  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的不足在于,除了隐私权不能保护个人数据中的财产性利益之外,隐私权保护的客体也未能涵盖个人数据的客体类型。个人数据根据敏感性不同可分为敏感性数据与非敏感性数据。[46]隐私权主要侧重保护个人数据中私密的敏感数据,比如个人的性生活、性取向、医疗健康、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犯罪前科信息等传统类型的敏感个人数据,[47]以及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被域外国家新认定的个人敏感数据,如金融数据[48]以及基因数据[49]等数据。与敏感性个人数据不同的是,非敏感性或一些高度公开性的个人数据则不受隐私权的规制。第二种观点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个人隐私与个人数据之间的客体呈交叉关系,二者之间缺乏明确区分的界限。具言之,有的个人隐私属于个人数据,有的个人隐私又不属于个人数据;个人数据中敏感性数据属于隐私,一些高度公开性的数据又不属于隐私。[50]正因此,本文认为二者在侵害后果上具有竞合性,侵犯个人敏感性数据可通过隐私权保护进行救济。从司法实践上看,截至2018年,我国法院对个人敏感性数据的保护经常采取的是隐私权保护途径。[51]从价值理念上看,对个人敏感性数据赋予隐私权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与私生活安定,保障个人不被外界干扰的权利,体现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应受法律保护的理念。从立法及实践上看,美国、[52]日本[53]及我国台湾地区[54]等仍采用的是个人数据与隐私“一元制”的保护模式,即将个人数据纳入大隐私的范畴进行保护。
  2.新型权利途径保护个人数据
  新型保护模式适用于个人数据保护具备天然的优势,克服立法滞后性的弊端。新型权利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为尚未被法律规定为权利,却值得司法实践中进行保护的利益。个人数据资源的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财富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腾讯与华为、大众点评与百度、顺丰与菜鸟驿站等巨头企业的数据之战已硝烟弥漫。为顺应新的数字经济生态,克服既有法律对数据保护的不周延,本文认为应赋予数据主体综合性的新型权利“个人数据自决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个人数据访问权、个人数据更正权、个人数据被遗忘权、个人数据限制处理权以及个人数据携带权等。
  其一,个人数据访问权(知情权)。[55]数据主体有权获悉其个人数据是否被数据控制者处理;如果个人数据正在被处理,数据主体有权访问并获知数据控制者处理数据的目的、收集个人数据的类型、数据已经或将被披露给数据接收者的类型、向监督机构申诉的权利、限制或反对对数据主体相关数据进行处理的权利等。个人数据访问权的创设,可以确保个人知悉自身数据被其他哪个数据控制者收集,知晓自己数据被处理的情况与目的,以及可能被转让的信息,确保个人数据访问权是个人数据自决权的前提保障。
  其二,个人数据更正权。[56]数据控制者收集个人数据难免存在疏漏不正确的信息,数据主体有权从数据控制者处及时获知该错误信息,并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对不全面、不恰当的数据进行更正,完善不充分的个人数据。
  其三,个人数据限制处理权。[57]当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准确性有异议、控制者对数据的处理是非法的、或者数据控制者不再是以最初获得用户授权的目的处理数据等情形,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对数据的处理进行限制。限制处理权体现了权利主体行使民事权利时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价值理念,契合我国《民法总则》130条的规定,也是加强数据主体自决权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四,个人数据携带权。[58]数据主体有权无障碍地将个人数据从其提供给的数据控制者那里传输给另外一个数据控制者。个人数据的携带权赋予数据主体更强的数据控制力,有利于数据主体转移数据。2016年,包括奇虎360公司在内的国内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限制或终止网盘服务,打破了用户的信赖与预期,给网络用户造成极大的不便,引入个人数据携带权具有必要的现实意义。[59]个人数据携带权的确立给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实现有效控制提供了可能,且行使该权利还使数据主体能从数据处理与流通中获得收益,进一步促进了数据的流通与利用。
  其五,个人数据删除权与被遗忘权。[60]对于个人删除权而言,如果个人数据被非法处理、个人数据对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必要、或者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信息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被收集处理等情形,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上述类型的数据。
  数据被遗忘权衍生于数据删除权,与传统个人数据删除权不同的是,数据主体行使被遗忘权后,数据控制者不仅有义务要删除自己所控制的数据,还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技术措施,尽最大努力告知其他(第三方)正在处理数据的控制者,删除与个人数据相关的链接、备份及数据。被遗忘权行使的目的在于,在全网范围内删除不恰当、过时的、继续保留数据会降低个人信誉的个人数据,防止数据主体的人格权受到现实侵害或被侵害。但是本文认为,被遗忘权有过度扩大个人数据权利保护之嫌,对被遗忘权的适用应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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