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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股权代持行为效力的司法认定
【作者】 荣明潇
【作者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审判员,一级法官},山东大学{法律硕士}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股权代持;股权代持协议;名义股东(代持者);隐名股东(被代持者)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58
【摘要】

股权代持从本质上说就是委托持股,是指实际出资人(被代持者)与他人约定,以他人(代持者)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我国在法律层面上虽未明确涉及股权代持,但为正确处理相关纠纷,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首次对股权代持进行了规定。其中第24条明确了股权代持行为的效力,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意义。尽管该条只是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代持,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持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法理相同,可参照适用该条。在此前提下,司法实践中要对股权代持行为加以正确认定需着重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股权代持情形下必须首先对股权代持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二是对股权代持行为效力进行认定时应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三是股权代持的内部性决定了其对内和对外效力的不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833    
  一、一则涉及股权代持行为的典型案例[1]
  (一)基本案情
  原告周国江系被告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阳公司)职工,2010年退休,2003年10月份在鲁阳公司法律事务处工作。周国江和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均出资购买了鲁阳公司的股票,系鲁阳公司原始股东。2003年鲁阳公司对公司股权进行清理,将社会自然人股东的38%左右股权分别挂在内部职工名下,内部职工的名义持股数不变。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的共计55200股均记载在周国江名下。加上周国江本人的34026股,周国江名下共计持股数为89226股。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分别与周国江签订《股权受托证明》九份。其中第三人周世平与周国江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约定:甲方(周世平)委托乙方(周国江)持有鲁阳公司内部职工股870股,甲方享有委托股权的所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处置权,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甲方拥有的股权,乙方有义务向甲方通报有关股权手续办理情况。其余八人与周国江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除股数不同外,其他内容同周世平与周国江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一致。上述协议签订后鲁阳公司证券部向周国江出具《鲁阳股权确认书(职工股)暂存单》对委托持股情况予以确认。鲁阳公司个人股东的股权账户资料均由鲁阳公司证券部持有操作,周国江与第三人出售股票均通过鲁阳公司证券部进行。后周国江和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的股票相继分红并部分卖出,周国江与鲁阳公司及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经核对,均认可周国江账户内股票的总成交金额为7979445.99元,其中周国江本人领取了3028353.11元,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共计领取了4922482.64元,截至2011年12月31日周国江的账户中还存有资金29637.24元。
  周国江主张鲁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和鲁阳公司向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验证报告等登记材料证明其系鲁阳公司职工,不在股权清理范围,鲁阳公司清理的系包括本案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在内的社会自然人股东,其名下股权均属于其个人,不存在第三人挂名的情况,为此起诉要求鲁阳公司返还股票款5059445.99元并承担利息823431.3元。被告鲁阳公司和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则均主张周国江系股权代持。周国江认可《股权受托证明》系其本人所签,且知悉其名下股权存在为他人挂名的情况,但主张签字时《股权受托证明》空白,不知挂名的具体人和股数。
  (二)法院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股权受托证明》的签订系周国江真实意思表示,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签字后《股权受托证明》已合法生效。依照《股权受托证明》的约定,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系周国江名下55200股鲁阳公司原始股的实际所有权人。《股权受托证明》的合同双方为周国江和第三人,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应以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来确认双方的法律关系,鲁阳公司对外发布的招股意向书及在工商行政机关的登记材料并不能否定周国江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关系。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合法有效,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作为诉争鲁阳公司股票的实际所有权人,有权领取相应的股票出售款,周国江要求鲁阳公司返还股票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周国江的诉讼请求。
  周国江持原审起诉意见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认为:因股份有限公司强调资本的紧密结合,其人合性被弱化,股东持有的股份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流通,代为持股的情形较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形,但股份有限公司中代为持股与有限责任公司中代为持股的法理相同,可以参照适用。本案双方最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周国江是否实际为李同安等九人代持了股票。如果周国江为李同安等九人代持了股票,则鲁阳公司将周国江代持的股票卖出,并将股票款支付给李同安等九人,就不构成侵权,也就无需向周国江返还股票款。而本案周国江实际为李同安等九人代持了股票,理由如下:首先,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人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证明明确约定了李同安等九人委托周国江持有鲁阳公司内部职工股,李同安等九人系周国江名下55200股鲁阳公司原始股的实际所有权人。其次,2008年1月鲁阳公司证券部向周国江出具的《鲁阳股权确认书(职工股)暂存单》,可以证实周国江实际代持了李同安等九人的股票,即《股权受托证明》已实际履行。再次,本案是鲁阳公司内部纠纷,周国江不能依鲁阳公司的工商登记等材料对抗鲁阳公司和李同安等九人。鲁阳公司的工商登记等材料虽然显示包括本案李同安等九人的684名社会自然人股东的股票已全部对外转让,但本案系周国江是否实际为李同安等九人代持了股票的内部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依双方协议约定的内容确定。也就是说,《股权受托证明》的合同双方为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应以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来确认双方的法律关系,鲁阳公司对外发布的招股意向书及在工商行政机关的登记材料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周国江实际为李同安等九人代持了鲁阳公司原始股票55200股,鲁阳公司根据李同安等九人的指示出售股票,并将成交款项支付给李同安等九人,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周国江要求鲁阳公司返还股票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周国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作出后,周国江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周国江是否为李同安等九人代持鲁阳公司股份的问题。虽然招股意向书及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同安等九人的股份已经全部对外转让,但本案属于鲁阳公司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纠纷,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应当以双方是否存在相应的约定为依据。周国江在一、二审中均承认,其与李同安等九人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系其本人签字,且知道其名下股权存在为他人挂名的情况。周国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鲁阳公司法律事务处工作人员,应当知道在《股权受托证明》上签字的法律后果。虽然《股权受托证明》留有空白,但周国江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予以签字,该行为应视为其同意代为持股的意思表示。根据《股权受托证明》的约定,周国江名下的55200股原始股实际系其代李同安等九人持有。综上,《股权受托证明》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应认定有效。鲁阳公司将周国江代李同安等九人持有的股票出售后,已将款项支付给李同安等九人,故一、二审判决对于周国江要求鲁阳公司返还上述股票款以及利息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关于周国江提出的《股权受托证明》不具备合同成立有效的必备要件,二审判决认定《股权受托证明》有效错误,以及《暂存单》不能说明周国江账户名下存在他人股权挂靠情形等申请理由,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周国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百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1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周国江的再审申请。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二、对典型案例的基本评析及股权代持相关司法认定问题的引出
  本案主要涉及股权代持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本案中所体现出的股权代持行为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股权代持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委托持股,法律上亦称为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2]其中他人是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被称为显名股东或名义股东,即股权的代持者;实际出资人虽未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但实际出资,被称为隐名股东或实际股东,即被代持者。
  关于股权代持,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并未明确涉及。不过为了正确处理相关纠纷,201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6条首次对股权代持行为进行了规定。[3]其中该司法解释第24条明确了股权代持行为的效力,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意义。[4]当然对于该条在法律适用上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该条只是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代持,不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该条同样是可以参照适用的。这是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强调资本的紧密结合,其人合性被弱化,股东持有的股份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流通,代为持股的情形较少,所以该条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形,但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代为持股与有限责任公司中代为持股的法理相同,而且股份有限公司从本质而言亦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对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代持行为的认定是可以参照适用该条的。本案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中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的阐释。而综观本案,虽然原告周国江否认本案存在股权代持并主张其名下的股票均系其所有,但从本案证据情况来看,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人签订了《股权受托证明》,该证明虽然名为证明,但其实际系委托代为持股的协议,其明确约定了李同安等九人委托周国江代为持有鲁阳公司内部职工股。周国江签字时《股权受托证明》中的委托方和股权数虽是空白,但周国江未提异议,其签字行为属于默示授权行为,周国江作为鲁阳公司的法律事务处工作人员亦应知晓签字的法律后果。因此《股权受托证明》属周国江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以说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人因此达成了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协议对双方而言具有法律约束力。而鲁阳公司证券部向周国江出具的《鲁阳股权确认书(职工股)暂存单》更是证实了周国江实际已经代持了李同安等九人的股票,由此证明《股权受托证明》即双方达成的股权代持协议已实际履行。在此情况下,鲁阳公司根据李同安等九人的指示出售这九人被周国江代持的鲁阳公司股票,并在出售后将成交款项支付给李同安等九人,符合双方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不构成对周国江合法权益的侵害。故周国江要求鲁阳公司返还股票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法院对于本案的认定是正确的。不过透过本案,笔者认为对于股权代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要加以正确认定,需要着重注意并把握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股权代持情形下必须首先对股权代持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二是对股权代持行为效力进行认定时应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三是股权代持的行为内部性决定了其对内和对外效力的不同。以下结合本案对该三个问题分别进行具体论述。
  三、股权代持情形下应首先对股权代持的效力进行认定
  本案中由于原告周国江本身完全否认与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而是认为涉案股权均系其所有,故其在本案中对于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并未明确提出无效的主张。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只要能够认定存在股权代持,则首先还是应当对股权代持的效力进行认定。其原因和理由具体如下:
  (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明确了股权代持行为的合法地位并不代表着股权代持行为就当然有效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并未直接认可股权代持行为的合法效力,而是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条[5]来确定股权代持行为是否有效。也就是说,不能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已对股权代持行为予以明确规定就当然认定股权代持行为有效,而是应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确定其效力如何。之所以如此规定,仍是缘于股权代持行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一种合同行为。换句话说,股权代持行为属于一种意定行为,而非一种法定代为,其产生并非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而是基于双方的合意。即股权代持行为的产生首先需要由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委托代为持股的合同。只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了相应的委托代为持股的合同,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才能形成。既然股权代持行为本身属于一种合同行为,那么其是否有效当然应当遵从《合同法》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相关规定。因此,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对股权代持行为予以明确规定,但该规定只是明确了其合法地位,并不代表着只要存在股权代持行为其即为有效,其效力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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