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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国际保理合同的认定与裁判方法
【副标题】 基于一起典型案例的分析【作者】 王锐
【作者单位】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保理;应收账款;商事惯例;司法认定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23
【摘要】

国内保理与国际保理业态与实践不尽相同,法律适用亦有区分,本文以一起典型国际保理案件裁判为例,讨论司法实践应如何区分国内保理与国际保理,进而避免法律适用的可能偏差。国际保理的法律渊源应在于本国民商法与国际公约及贸易惯例,债权转让相关法律只是作为保理业务所涉法律关系的一部,须结合个案案情适用。司法认定国际保理案件中,对保理定义应持开放态度,允许应收账款质押型保理的存在;在认定国际性时,应与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保理相区分。司法在国际保理案件裁判中应当秉承尊重国际贸易惯例、尊重意思自治、同时严守金融监管红线的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829    
  
  保理(factoring),又称保付代理,系商业贸易中以赊账方式进行结算时,卖方为增加流动资金、强化应收账款管理、规避结算风险而采用的一种委托第三者(即保理商)管理应收账款、提供融资的贸易金融制度。依照保理业务是否具有涉外属性,可以将其区分为国内保理(Domestic Factoring)与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其中国际保理业务因与全球买方市场主导下的赊销模式相契合而得到长足发展。根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数据,半个世纪前,美国以外的全球保理业务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际保理业务从零起步;而2017年全球保理业务量为25982.98亿欧元,其中国际保理业务量5195.40亿欧元。2017年我国保理业务量为4055.37亿欧元,其中国际保理业务量也达到了648.03亿欧元。[1]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设立的大背景下,进入我国法院的国际保理纠纷必将呈增长态势,对国际保理司法适用的研究需求日益凸显。故此,本文以国际保理纠纷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结合国际上关于保理的若干公约及商事惯例,对国际保理案件审理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予以厘清。
  一、引入案例
  在东莞三星电机有限公司与大众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上诉案[2]中,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众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银行”)是在台湾地区高雄市登记成立的商业银行。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东莞三星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是在东莞市登记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一审第三人雅新公司是在台湾地区桃园县登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祥发公司是案外人(英属维尔京群岛)创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创新公司)在东莞市登记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在登记成立祥发公司时,创新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恒俊出具《证明书》,证明创新公司是雅新公司属下的一间子公司,凡创新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都由雅新公司负责;后祥发公司于2008年8月13日经一审法院裁定进行破产重整。
  本案中,大众银行先与雅新公司就承购应收账款债权事宜进行协商,此后,雅新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出具《介绍函》,并由大众银行于2006年6月22日通过FEDEX快递方式代为邮寄该《介绍函》给债务人三星公司,《介绍函》的内容为:雅新公司已与保理商大众银行签订协议书,大众银行将有权处理基于雅新公司客户产生的应收账款及信用事务;自2006年1月1日起,所有雅新公司签发的发票均记载了转让条款,指示三星公司付款至雅新公司在大众银行开立的账户014303XX014303570536;除上述新的付款程序外,三星公司与雅新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均维持不变。2006年6月28日,大众银行与雅新公司签订《应收帐款债权承购契约书》,双方约定:雅新公司向大众银行申请办理应收账款债权买卖业务,各笔应收账款债权买卖应于大众银行确定承购内容并出具承购同意书后始成立,雅新公司应将所有经大众银行同意买受的应收账款债权(含现在已存在及将来发生)让与大众银行;雅新公司向债务人开立商业发票应注明付款条件、到期日及“大众银行为唯一受让债权人”的内容;买卖价金为各笔应收账款债权金额(含税)于扣除雅新公司与债务人双方依交易条件认可的销货折让或销货退回金额及其他相关费用后的金额,雅新公司得请求大众银行提前支付部分价金,利息于各笔承购同意书内约定;雅新公司保证所让与之应收账款债权确实存在,并无不得让与之约定或法定限制;雅新公司同意经大众银行买受的应收账款债权,雅新公司与债务人的买卖契约或其他债权契约内容(例如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等,非经大众银行同意,不得变更之;双方还约定了其它合同条款内容。同日,双方签订了合同的附件《同意书》,约定雅新公司在大众银行开设账号为014303XX014303570536的“应收帐款备偿专户”,雅新公司保证付款厂商将全部已到期的应付账款直接汇入该账号,并同意所有权归属大众银行所有,大众银行得自行支配及运用该账户内全部金额。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大众银行与雅新公司先后签订多份《应收帐款债权承购同意书》,以确定具体承购额度及对价,具体承购额度随着双方的约定和债权数额变化不断变更。其中双方于2006年12月25日签订的最后一份《应收帐款债权承购同意书》,约定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为三星公司,承购额度为1350万美元,额度到期日2007年6月30日。
  签订合同后,自2006年8月8日至2007年4月23日期间,三星公司分十次共计付款20101137.83美元至大众银行前述指定账号014303XX014303570536内,尚余8507443.05美元未付(依据雅新公司另行计算尚余7072573.73美元未付)。此后大众银行数次发函要求三星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未果,遂引发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大众银行买受雅新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具有国际保理合同的特征,国际保理合同兼具借款合同以及债权转让合同的双重性质,此案的保理商是大众银行,出口商是雅新公司,进口商是三星公司。根据国际保理业务惯例,出口商和进口商对于保理商而言,通常是一种互为担保的关系,出口商和进口商对保理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对三星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三星公司应当向大众银行清偿债务。
  二审法院认为:雅新公司作为三星公司的债权人,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大众银行,并通知了三星公司,债权转让对三星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三星公司应向大众银行偿付本案所涉债权。维持原判。
  这一案件属典型的国际保理合同争议,其法律适用主要涉及到国际保理合同纠纷司法适用中常见的若干问题:国际保理合同的国际属性认定问题、国际保理合同的法律渊源问题、得以设立有效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范围问题、国际保理案件审判理念与方法等。本文以下将结合上述要点详细讨论。
  二、对保理“国际”属性的司法认定
  对“国际”属性的认定直接关系司法裁判所适用的法律,是国际保理合同争议审理中的首要问题。一般而言,保理业务中至少存在三方主体:供应商(进口商)、客户(债务人)与保理商。[3]依据《国际保理公约》,当“保理合同转让的应收帐款产生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供应商和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时”,视为国际保理合同。这一规定是以应收账款的国际属性定义国际保理业务的。与之相近,我国银监会规章《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中至少有一方在境外(包括保税区、自贸区、境内关外)的保理业务,属国际保理。《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复制了这一规定。[4]应该说我国国内对于保理国际性的判断标准略宽于《国际保理公约》,当位于保税区、自贸区、或境内关外等区域的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签署基础合同之上成立的保理合同,亦被视为国际保理。但整体而言对“国际性”的这一定义仍失之过窄。对比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以下简称《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应收账款转让的国际性既包括国际应收账款的国际转让和国内转让,也包括国内应收账款的国际转让。[5]并且,在后继转让的情况下,即前一转让的受让人又将同一应收账款转让给他人,如果前面任何转让受到《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管辖(亦即具有国际性),则后面的转让也被认为具有国际性,这种对应收账款国际性的界定方式既可以扩张《应收帐款转让公约》的适用范围,也可以包容国际保理的业态演进,为未来保理商业模式的发展预留空间。而随着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与保理行业的模式更新,《应收账款转让公约》中所讨论到的国内应收账款国际转让已然在我国出现,[6]未来若引发争议,实践中以采纳《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精神,拓展国际保理定义范围为宜。
  就前述典型案例而言,雅新公司是台湾设立的法人,由于位属不同法域,故此港澳台主体涉诉参照国际私法原则与规则,则在雅新公司与大陆法人三星公司之间因贸易往来而发生的应收账款属国际应收账款,符合《国际保理公约》中“应收帐款产生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地区)的供应商和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这一要求,基于国际应收账款而设立的保理合同则被视为国际保理合同,其法律适用不同于国内保理合同。
  此外,涉外审判中针对国际保理合同纠纷须还注意以下两点:其一,许多引发争议的国际保理合同中,合同当事人缺乏涉外因素,但这并不影响保理合同的国际属性。如在招商银行诉樱达公司、李杰明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7]虽然保理商招商银行与出口商樱达公司均为国内法人,但由于双方签署了《有追索权出口保理协议》,约定招商银行为樱达公司提供出口保理业务,并在其他合同中约定招商银行提供的服务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故此樱达公司转让的应收账款属于出口贸易,具有国际属性,而基于国际应收帐款而订立的保理合同为国际保理合同,无论管辖或审理的法律依据均与国内保理有所区别。其二,在对国际保理进行认定之时,还须注意国际保理与存在涉外性的国内保理之区分,以准确适用法律。在部分保理案件中,涉外因素主要体现为主体的涉外性,此时该纠纷属性仍可能为国内保理业务,只不过是存在涉外因素的国内保理纠纷。常见情形为外籍自然人、法人仅作为国内贸易中供应商的担保人或物之担保提供方之情形。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诉深圳中天信电子有限公司等保理合同一案中,[8]香港居民刘某某为中天信公司提供房产抵押,香港企业超强健公司为中天信公司提供公司股权质押,但这些涉外因素的介入,并不能改变因中天信公司与另一境内企业之间因贸易往来产生应收账款的国内属性,故此不能改变基于应收账款融资目的而发生的保理合同的国内属性。在此类案件中,保理纠纷的审理仍以国内法为主,只有在涉及到个别涉外法律行为时须做法律适用的斟酌。同理,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南昌营业部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市分行、抚州宜腾光学有限公司、林彦庭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9]决定保理具有国际属性的关键因素并非被告之一的林彦庭具有台湾居民身份,而是作为保理商的中国银行据以提供保理服务的应收账款来自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因此,在保理案件审理中,涉外因素的存在与保理国际属性的判断为两个不同的问题,由于保理合同建立于货物买卖或服务提供的基础合同之上,系围绕货物买卖合同或服务提供合同履行所产生的应收帐款而订立,故此决定保理国际属性的关键因素在于保理所服务于的贸易的国际性,换言之在于发生应收帐款的基础合同是否具有涉外性或国际性。
  总之,对于国际保理的“国际”属性认定应考察作为保理合同基础的货物买卖合同或服务提供合同是否具有国际属性。此外,随着保理行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除国际应收帐款的国内或国际转让可能构成保理合同外,还应关注方兴未艾的国内应收账款国际转让问题,在《国际保理公约》规则的基础上予以扩张,适度采纳联合国《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的国际保理认定标准,以提升我国涉外裁判的准确度与国际认可程度。
  三、国际保理的法律渊源
  总体而言,国际保理的法律渊源可分为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
  在国际层面,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颁布的《国际保理公约》(UNIDROI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业已经我国政府签署,虽未经人大批准,但作为唯一一部关于保理问题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其中对保理的定义与规范对我国涉外法律适用中具有参考意义;[10]在我国法院涉外审判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部分判决更是直接援引了该部公约。[11]作为国际保理行业组织的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 FCI)颁布的《国际保理业务通则》(Gen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GRIF)以及一系列标准化合同文本如《FCI手册双保理协议参考模板》《FCI手册补充协议参考模板》等,虽然不具有强制效力,但由于作为FCI会员的保理商通常会协议选择上述合同范本,且FCI会员所经营的国际保理业务占据了全球总国际保理业务量的88%,则此时《国际保理通则》及其相关格式合同条款已经取得了贸易惯例的地位,值得审理法院高度关注。此外,国际保理业务的核心问题为应收账款转让,则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应收账款转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解决了许多国际保理业务中的关键法律问题,尤其是其中一些规则对《国际保理公约》进行了突破与创新,更利于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加之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背景,《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对于我国法院审理国际保理合同案件亦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12]在《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后,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又制定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立法指南》(以下简称《担保交易指南》),试图协调各国担保交易法律的差异,保理业务系保理商接受应收账款作为担保而提供的一系列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故此《担保交易指南》中关于担保交易的规则设计也值得参考。此外,贸易法委员会已经通过关于担保交易的示范法,也值得关注。
  由于国际保理领域的国际实体法规则尚未实现整合与统一,导致在许多保理法律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因国际保理业务关联到的某一国国内法,故此,对国际保理规则体系的考察不能脱离国内法。在国内层面,保理业务缺乏专门法律规定,但行政部门颁布的规章或其他规范较多,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出口保理付汇核销问题曾发布《关于出口保付代理业务项下收汇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发布的《商务部关于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深圳市、广州市试点设立商业保理企业的通知》、《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均对保理业务整体或者分类(区分为商业保理和银行保理)进行了规范。此外,在法律适用中做司法政策考量时,亦不可忽略我国政府对保理行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商务部《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等规范中关于促进保理服务与行业发展的规定。另外,中国银行业协会保理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作为分别我国银行保理与商业保理的两大行业协会组织,也发布了若干相关文件,可以用于了解保理交易行为与行业习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资金推动导致国内保理行业发展,纠纷数量上行,在缺乏专业法律规定的背景下,各地法院总结审理案件经验,发布了若干司法文件,对于有效处理保理新类型案件、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两件《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深圳前海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前海蛇口自贸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等司法文件。这些司法规范性文件均尝试覆盖涉自贸区保理审判,故此也可以视为推动我国国际保理审判规则形成的积极力量。
  在前述典型案例中,虽然最后司法裁决依据的是国内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非引用国际贸易惯例,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大众银行、三星公司、第三人祥发公司均表示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法律处理该国际保理合同争议;第三人雅新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提出相关异议。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基于此,管辖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协商选择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的行为及效果予以尊重与认可。
  四、得以设立有效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范围
  (一)基于未来应收账款能否设立保理合同问题
  国际保理合同系基于应收账款转让而由保理商向进出口商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故此待转让的应收账款属性对于保理合同效力密切相关。依据我国原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不得基于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业务。[13]所谓未来应收账款,是指合同项下卖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14]而在前述典型案例中,保理商大众银行与雅新公司于2006年6月28日签订《应收帐款债权承购契约书》,双方约定雅新公司应将所有经大众银行同意买受的应收账款债权(含现在已存在及将来发生)让与大众银行;此时部分雅新公司与三星公司之间因贸易而生成的应收账款尚未发生,属于未来应收账款。很显然,两审法院均认可了基于未来应收账款的保理合同效力。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为合理?笔者更赞同典型案例裁判所持有的观点。
  首先,原银监会规定位属部门规章,是金融监管机关对银行业务的管理规定,以防范金融交易风险的累计;且成诉时该规章仅适用于银行保理业务,并不能规范商业保理公司的保理交易;更不必提其并
果然是京城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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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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