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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法治:中华民族精神转换的主导价值取向
【英文标题】 Rule of Law:Guiding Orientation of Values in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作者】 谢晖【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法律系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3【页码】 29
【摘要】 法治是依法治权和依法管理的有机结合。法律不仅与民族精神间有联系,而且在当代中国寻求民族精神转换过程中以现代法律为基础的法治是它的主导价值取向。法治确定统一的法律化的民族道德,确立统一的民族行为模式。所谓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指它从以弹性为特征的重情感的内心操作的伦理精神向以刚性为特征的重理性的行为操作的法律(法治)精神的转化。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要使中华民族成为更加理性化的精神实体。中国法治精神的长足发展,为中华民族朝法治价值取向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以法治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精神的转型要实现这样的机制,即:法律要成为民族正义实现的权威准则,成为民族全体人员的共同心理需求和信仰对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094    
  以法治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转换的价值取向既符合当代世界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利益要求。
  一、法治与民族精神:理论与实践
  法治是法制现代化的用语,是依法治权(力)和依法管理的有机结合。近几年来,随着法律文化学和比较法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倍感到民族精神对不同法律模式的决定意义,同时也感到法律模式对民族精神的规范、风化乃至引导价值。尽管人们认识上出现了如此变化,但笔者认为仅此还很不够。法律不仅与民族精神间有联系,而且在当代中国寻求民族精神转换的途程中,以现代法律为基础的法治是其主导价值取向。
  民族精神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现实的范畴,它既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也表现为其行为方式,所以,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在一定价值倾向支配下的模式化,它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不断积淀的结果。以此观之,则以往之中华民族精神显然以伦理为主要价值取向,而不以法律为主导价值取向。“德主刑辅”的文化史就是一部伦理取向的文化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伦理为取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排斥法律精神的渗入?或者法律无法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回答是否定的。诚然,以刑为纲的中国传统法律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民族精神之主导因素和价值取向,其最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或反映民族精神。中国传统中礼刑判然的二元规范格局,使礼成为伦理的规则形式,而刑成为法律的规则形式,这样,“礼本刑末”,“德主刑辅”便成为任何主体均可接受的价值倾向了。因此,倘以传统法律观念中的法为参照论述中华民族精神转型中的法律价值取向,人们是很难接受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法治之法即现代法。
  实在意义上的现代法是奠立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法律模式。其宗旨是以法律规范权力,以法律管理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主体关于法律的信仰系统,使法律成为全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则。从本质上讲,现代法的精神就是理性化的人的精神。当人的精神普遍以法律为价值取向时,法律精神也便成为一种社会精神和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与法律之间,绝对不是我们往日的那种理解,法律对民族精神无关紧要。只要我们转换视角,即可发现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格局下,法治必然是民族精神转型的价值取向。
  首先,法治之法确定统一的法律化的民族道德。翻阅史卷,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可以有统一的法律,但是很难发现一个国家在离开法律时有统一的道德。纵然道德取向可以相同,离开法律的道德规则却因地域差异、风土民情差别等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外在因素之所以导致道德之差异,与道德之内在特征即道德的弹性和内心操作性紧密相关。在任何民族精神中道德均是其集中体现,但只有道德精神上升为法律原则时,才能使道德精神更统一,更富有刚性,更易得到践行。在视法律为刑的历史时代,法律固然不能也不应是统一道德的载体,但在视法为社会关系协调的最高和最权威准则的时代,在法律渗透于几乎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治时代,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理应成为民族道德的统一的、最高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权威的载体。舍此,其它任何一种社会规则均无力实现民族道德的统一。法律对民族道德的统一过程即是民族的道德精神上升为法律精神的过程,因此,法治条件下的法律精神就是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权威、最普遍的道德精神。
  其次,法治确立统一的民族行为模式。如果说法治对民族道德的统一功能形成了法治与民族精神间内在的契通关系的话,那么,法治对民族行为模式的统一功能则形成了法治与民族精神间外在的契通关系。道德精神只是民族精神的内在实存,它只有发展为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时才能反映民族精神之全貌——从内在道德精神到外在的行为特征。法治之法只以主体行为为调整对象,同时,它厘定了主体在行为中的价值取向。它既可通过诱导方法使主体自觉奉法律为价值目标;又可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主体在行为中接受法律的价值指向。当一个民族在其行为中自觉奉法律为价值目标,或者一旦其在行为中偏离法律之价值指向,即会招来法律上的强制结果时,法律必然涵化为该民族之民族精神,法治之法对民族行为模式的统一功能,使其实现了从民族精神的内在厘定(道德指向)到民族精神的外在厘定(行为指向)的完整过程,从而法律及其引导下的法治,也便成了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
  二、中华民族精神转型中的法治化价值取向:可能与现实
  所谓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过指该民族精神从以弹性为特征的重情感的内心操作的伦理精神向以刚性为特征的重理性的行为操作的法律(法治)精神的转化。它既有客观需求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一)法治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转型中价值取向的客观需求。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取向,既非恒居不变的,亦非日新月异的,这是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哲理前提。中华民族所进行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精神文明化的伟大抉择使这一转型的社会需求日见彰著。
  第一,经济市场化对民族精神转型的法治取向。经济市场化是中华民族瞄准国际经济之发展潮流而作出的重大抉择,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以皇权名义强制实施的皇权国有制经济,亦不同于往日以中央名义指令实施的计划经济。因此,经济市场化的抉择必然预示着民族精神转型的要求,它要求对传统民族精神中贵义贱利、重教轻物的价值倾向加以型变。以分工生产和产权专属为前提的市场交换,主要是以利益为取向的交换,利之所存,行之所尚;利之所去,行之所息。道德精神的标准,不是“去利除物”之类的空话,而是“营利公平”一类的原则界定。这样,经济活动的主体规则,既不能是权力者的强制指令,也不应是权威者的理想人格,而是以公平、均衡、稳定为特征的法律。不论公法主体还是私法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只能是法律,从而,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法治化的法律经济,市场精神就是法治化的法律精神和利益精神。经济的市场化取向必然是民族精神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精神及由此决定的法治精神的转换。只要中华民族坚定地走经济市场化之路,民族精神转型的法治价值取向必然内涵在这种经济形态选择及其运行中。
  第二,政治民主化对民族精神转型的法治取向。民主相对于专制,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以来奋斗不息的追求,专制社会的主体及民族精神,一般地是服从精神;而民主社会的主体及民族精神,则为自主精神。可见,当专制与民主折射到民族精神中时,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精神形态。专制和民主相比较,是更易形成秩序的一种统治方式,它只需要主体具有对某一形式权威的服从意识即可,一旦不服从,则施以军事的或刑罚的高压,因此,以服从为内容的道德教化精神便占据了这种政治形式的主导地位。民主则以所有主体之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为其旨,所有主体的自由思维及其行为使其组织化(秩序)难度大大增加,于是,以服从为旨的道德说教失去了往日无所不能的价值,而以公平协调为旨的现代法律便有了其发挥更大作用的合适条件。全体民众对于法律的运用、尊重、遵守乃至信仰,必然从主体内心到行为形成法律精神。可见,当一个民族选择了民主政治时,其精神价值取向必然指向法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法治精神。中华民族对政治民主化的抉择,其实是对政治法治化的抉择,亦即对法治精神的抉择。
  第三,精神文明化对民族精神转型的法治取向。精神文明化则是民族精神转型的内在目标。长期以来,人们把主体的精神世界只当作道德领域中的事,因而排斥现代法律对精神文明的主导价值和规范功能,我认为这是很不当的。现代法律不仅是主体的行为准则,而且是通过主体行为透视其精神是否文明的价值准则。自觉用法和守法是主体文明的重要标志,尤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弹性的、多元的道德规则无法统一衡量主体的精神文明状态。它只能使精神文明成为一个弹性概念。如农民和市民的精神状态如以各自的道德准则来衡量,都具有合理性。从而使其精神文明具有了弹性,规范、引导并统一社会各阶层基本精神的最佳规则应是法律规则,即精神文明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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