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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论完善科技进步的法治环境
【英文标题】 On Improvement of Legal Environm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作者】 赵震江【分类】 科技法学
【期刊年份】 1992年【期号】 1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46    
  一
  在当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更清楚地显示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表明,在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的总量中,科学技术的贡献为50%左右。在日本,这个比例为62.9%,在法国和意大利已逾70%。大量事实表明,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生态、环境、资源、能源、人口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也是科学技术的较量。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已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条件的。而加强有.关立法,优化法治环境,就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普遍采取的对策之一。如果说,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科技发展的前提,优越的经济环境是科技发展的基础,那么,良好的法治环境则是科技发展的保障。不言而喻,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一切破坏人们正常科技活动的行为,维护科技活动的正常秩序和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以及把科技活动和科技人员的行为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科技事业沿着法制轨道在良好的社会条件下得到发展。特别是专门的科技立法,在组织管理科技活动,协调由这些活动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决定科技的发展方向,保证国家战略的实施;其次,通过法律来规定科研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科研组织的法律地位、权限、职能和活动方式、财政预算、奖励制度以及科研情报的搜集、贮存、交流和标准化、系列化问题,并确定科技成果的开发、转让、贸易制度,等等,从而保障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科研工作,形成一个有利于科技事业进步的运行机制。
  当然,在谈到法律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活动的社会效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开发和利用,能够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失控、误用、滥用和非道德利用,也会带来副作用,甚至会引起种种社会公害或孕育着某些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继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印度核电站毒气泄漏事件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故。这就一次又一次地给各国统治者敲响警钟:必须通过立法,严格规定科技活动和科技试验的操作程序和监测措施,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进而有效地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这也就是说,法律在控制由于科技发展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方面,在调整科学技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以及在抑制其消极作用方面,都具有十分广泛而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科技活动和科技工作,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许多国家不仅把有关科学技术的问题载入宪法,同时还制定了关于科技发展的基本法和政策性法律,并建立了某些强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工业应用的法律制度和奖励制度。与此同时,涉及许多科技领域和科技活动的具体法律法规也纷纷登上法制史的舞台。另外,许多国家还大力探讨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并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如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信息的社会管理、生物工程的控制等等。科技立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技法律在一些国家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科学与愚昧、法治与人治总是相对立的。保护和促进科技发展的法律的涌现、科技法治环境的不断优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当人们一旦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同时建立起同愚昧和人治相对立的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法治环境时,科学技术便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二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国科技管理法治化的进程还比较缓慢。长期以来,我们对科技的管理,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即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的手段来管理科技活动和科技工作。但是,由于科技政策往往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和实施监督体系,由于政策易受形势的左右和领导人更迭的影响,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由于“政出多门”,往往造成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之间、地区科技政策之间、部门科技政策之间的冲突和重叠,因而难以完全兑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再表明:我们必须利用政策和法律双重手段,借助政策的感召力和法律的强制力两种力量,依靠行政机关和专门司法机关两个系统和两条渠道,来促进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施,使科技管理由单纯的政策管理迈上既靠政策又靠法治的新台阶。这是九十年代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律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推动我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近几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和科技改革的深化,我国在科技管理法治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若干重要的科技法律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些制度包括:
  1.技术合同法律制度为了推进技术成果商品化,实现科学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领域的转移,早在1985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转让的暂行规定》。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这是对技术市场实行法治管理的一次重大立法尝试。在各国立法史上,用一部综合性法律统一调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而引起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先例。依据这部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技术合同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2月,颁布了《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后来,又陆续发布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技术合同认定规则》、《技术市场统计工作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制定了地方法规性质的《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合同法律制度。
  2.科技奖励法律制度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始建于50年代,但在十年“文革"期间中断了。1978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重新修订的《发明奖励条例》;1979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2年3月,发布了《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4年9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1986年6月,重新修订了《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6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试行)》。与此同时,国务院有关部委也制定了一系列本部门科技成果奖励规章。这样,便建立起了包括发明奖励制度、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制度、科技进步奖励制度、“星火”奖励制度、“丰收”奖励制度等在内的层次多样的科技奖励制度体系。
  3.与科技体制改革相配套的科技法律制度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与改革进程相配套,科技立法也得到了加强。如与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的改革相适应,国务院于1986年2月发布了《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1986年3月发布了《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问题的补充规定》,1986年7月发布了《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等;适应科技机构改革的需要,1986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规定》,1989年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促进科研生产一体化的规定》、《关于推进科研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规定》。另外,适应科技团体制的发展,国务院于1989年10月制定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等。
  4.标准、计量、检疫法律制度 1985年9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1987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1987年6月,国务院又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1988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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