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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分析
【英文标题】 Theoretical Bases and Analysis of Its Value of Release on Parole System
【作者】 王立君【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假释制度 理论基础 正价值 负价值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35
【摘要】

假释制度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无不采用的刑罚执行制度,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深厚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为:目的主义的刑罚目的;主观主义的刑法立场;刑罚人道和刑罚谦抑的价值取向。假释制度如一把双刃剑,既蕴涵着正义、功利和效益的正价值,又伴生着与其正价值相背离的消极效应,用之得当,则社会与犯罪人两得其利,否则,社会和犯罪人将两受其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96    
  假释,又称“假出狱”,自1839年起源于英国,至今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却已成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刑罚执行制度。假释制度的发韧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有着怎样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正价值和负价值如何?我国的假释制度应当如何设计才能确保其正价值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得以最大程度发挥的同时,将其负价值降到最低?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正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一、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刑罚目的:报应主义向目的主义的演进
  从古今中外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刑罚体系的建立,还是刑罚方法的具体运用,都有形或无形地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从刑罚目的学说的演进来看,呈现出报应主义向目的主义的发展过程。
  从刑罚诞生之日起至19世纪后半期,报应主义一直是主宰人类历史的刑罚目的学说,在报应主义主宰的时代,缺乏假释制度产生的土壤和环境。
  19世纪后半期以后。目的主义的兴起为刑罚的发展方向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目的主义,又称为相对理论、功利理论,强调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对犯罪的报应,刑罚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一手段以达到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的目的。目的主义又包括四种理论形态,即双面预防、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教育刑理论[1]。双面预防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双面预防理论避免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只注重某一方面的片面性,对后世的刑罚目的理论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一般预防的重视,为后来一般预防理论的诞生作了很好的准备。一般预防理论则是继双而预防理论之后的目的主义的理论形态之一,该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因为犯罪大都由于贪欲所引起,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用以使人们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得,以致有所畏惧,不敢触犯刑律。特别预防比较重视犯罪人的内心性格的转化,希望通过刑罚的教育功能,改善犯罪人的内心性格,使之最终回归社会,即再社会化,借此收到特别预防的效果。所以,特别预防主义认为,只要犯罪人的内心性格已改恶从善,则刑罚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可不必再执行刑罚。假释制度的目的,就是鼓励服刑人员改过迁善,通过执行刑罚来消除其反社会性格,如果服刑人确有悔改,符合假释条件,即可附条件释放出狱,一方面,因其不再具有反社会的恶性,保护社会的目的即已达到;另一方面,也让受刑人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由此看出,假释制度与特别预防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2]在特殊预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理论进一步主张,刑罚应以改造罪犯、保全社会为基点,着眼于对犯罪人进行改造,使其思想转化,掌握劳动技能,从而使其早日复归社会。行刑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犯人再社会化,而犯人再社会化的标志就是人身危险性的消失。由此可见,特殊预防理论和教育刑理论为假释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刑法立场: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发展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时应当重视行为还是行为人,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便形成了不同的刑法立场,在犯罪论领域表现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
  18世纪中期以来,在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罪刑擅断的斗争中,刑法客观主义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欧洲主流的刑法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思想流派。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客观行为及其实害。因为犯罪是对社会的现实危害的行为;如果没有客观行为,就没有犯罪;如果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作为处罚的依据,就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区别;如果犯罪概念不是客观的,就容易造成认定犯罪的困难以及法官的恣意判断。[3]客观主义主张犯罪的不同在于行为的客观危害不同,对行为者来说都是相同的,因而忽视了行为者的差异性,这种忽视不仅体现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而且体现在对犯罪人行刑的过程之中,因此,以客观主义的刑法立场,是无法产生假释制度的。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率、重新犯罪率、少年犯罪率的增长,人们对客观主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而以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新刑罚理论渐渐被社会所接受。主观主义又称为行为人主义、征表主义。主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在于犯罪人的主观性格;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犯罪行为人的反社会的性格。[4]主观主义将刑法的研究视角从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人,不仅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更注重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而且在行刑过程中也持刑罚个别化的主张,认为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消长直接决定着执行刑期的消长,因此,如果犯罪人在行刑过程中得以彻底地改造而使其人身危险性消除,则可以提前予以释放。可以说,主观主义的刑法立场使假释制度的诞生成为可能。
  (三)价值取向:刑罚人道和刑罚谦抑的统一
  法的价值取向是有关法的诸多问题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它甚至不仅仅是法的大厦的某个重要的厅或室,而是其支柱、是大梁、是将法的各个部分统构起来的灵魂。因此,不同价值取向直接关系刑法制度的诞生和发展。
  人道主义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as,又译作“人文主义”,意为人道精神。古希腊时,人道主义意味着一种身心的全面训练,以使人有教养、有文化从而与野蛮人相区别。因此,从词源上讲,人道主义与人性、人的价值及其实现密切相关。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的理论和思想。刑罚人道主义是西方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残酷、暴虐的刑罚提出来的。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刑罚人道应包含三层涵义,即人性尊严的保护与尊重、禁止以人作为达到刑罚目的的工具、禁止使用残酷而不人道及蔑视人权的刑罚手段。[5]刑罚人道使国家同样关注犯罪人的改造程度,因为将经过改造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继续关押,同样是没有将人作为目的,从而与刑罚人道的精神背道而驰。需要注意的是,人道价值具有终极性意义,不能在工具意义上理解人道主义,在人道之上再设置其他目的。实践中有人把对罪犯的改造作为行刑人道的目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6]刑罚人道主义思想不仅使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而且使犯罪人的处刑待遇得到了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理想的不断提升,刑罚人道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在行刑层面上,就是使行刑方式更具开放性。因此,刑罚人道的价值取向是假释制度介入行刑领域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刑罚谦抑,是指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应当尽量使刑罚节俭,尤某是防止刑罚过剩和刑罚过度。[7]刑罚作为犯罪的一种反应,起初,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因而也就谈不上刑罚谦抑的问题。但随着人类理性和权利观念的复苏,人性论、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不断涌现,在刑法观上反对刑罚擅断残酷,主张轻缓刑罚,这些人的主张就凝结为刑法谦抑的初步要求。此外,人们发现刑法的能量是有限的,与犯罪做斗争时刑罚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人们所能求助的救济手段也必定是多元的,并非主要来自于刑法,虽然刑法对克服世界上的混乱,以适当限制自由来压制人的任性与专断是必要的。正如边沁所指出的:“刑罚仅仅在保证排除较之于犯罪更大的罪恶时才是必要的。因此,无根据的、无效果的、无益或者代价较昂贵以及无必要的都是应该禁止的。”[8]刑罚谦抑的价值取向不仅使得国家在对犯罪人动用刑罚时会尽量采用较轻缓的刑罚方式,而且使得在行刑的过程中,一旦监禁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刑罚的过度时,运用假释等非监禁的行刑方式则成为可能。
  二、假释制度的正价值及其提倡
  (一)假释制度的正价值
  1.正义:假释制度的正当性。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Proteus)似的脸,变幻无常。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9]从古希腊时期正义作为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发展为一个伦理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后。不同学派的学者便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赋予了正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至今仍无定论。但正义概念虽历经嬗变,始终不离其基本涵义,即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这种说法来自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首创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这一说法既避免了由于概念过于冗长所造成的理解上的困难,又内在地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对正义的思考都离不开对“什么是一个人所应得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法的层面上,虽然法的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包括很多内容,如正义、自由、权利、秩序、效益等。但是,当这些目标与标准相互冲突或不可兼得时,有一种价值是法的始终追求,那就是正义。正义应该是法的具有优先地位的价值,而且正义是法的根本价值。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所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0]因此。正义成为了界分良法、恶法的首要标准,即该法是否使每个人获得了其应得的东西,恶法非法,如果法缺乏正义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正当根据。
  假释是将没有服满刑期的犯罪人提前放归社会,接受监督考验。因此适用假释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假释条件的规定,虽然有所差异,但均包含以下两点内容:一是假释只适用于执行了一定刑期的犯罪人;二是该犯罪人在狱中确有悔改表现,释放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这两点内容使假释制度同时着眼于已然之罪和未然之罪,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目的,并同时彰显着正义的光辉。假释只适用于执行了一定刑期的犯罪人作为假释的形式条件,使刑罚的报应目的得以落实,报应主义使犯罪与刑罚成为一对对应的范畴,犯罪是刑罚的原因,而刑罚只是由于犯罪才被科处。[11]此外,刑罚也正是因其报应目的的落实,才迎合了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正义观念,从而获得了社会观念的普遍认可、接纳并最终获得尊严和权威。然而,刑罚的适用如果仅注重对已然之罪的报应,就难免陷入消极和被动,要想使刑罚的适用达到积极的效果,就必须在报应之外,关注未然之罪,使刑罚的适用能够防患于未然。[12]因此,对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追求,也是刑罚正当化的必然要求。特殊预防使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将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提前释放,无疑是实质正义的体现。由此可见,假释制度“力求在罪犯的个人权利与受害者的权利和社会对于公共安全和预防犯罪的关注之间达到妥善的平衡”,即兼顾各方利益,意图使犯罪人、被害人及社会公众都“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因此,假释制度设计具有正义性。这正是假释制度存在的基石。
  2.功利:假释制度的合理性。虽然正义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但在确定某一特定法规是可欲的还是不可欲的时候,它却并不是惟一可适用的标准。建构一个法律制度,会遇到许多必须加以解决的专门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主要是依据权宜、功利和可行性等标准来进行的。[13]因此,正义只是假释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根据,而功利才是假释制度得以发展和普及的合理性说明。假释制度的正义价值更多关注的是已然之罪,而假释制度的功利价值则更多地着眼于未然之罪,正是出于对长期自由刑弊端的避免和使犯罪人重归社会的功利性考虑,使得假释制度在正义的基石上兼具功利性价值,这才是假释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现代自由刑的迅速崛起并跃居为刑罚体系的核心刑种。主要归功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经济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而生命刑、身体刑都是以使社会减少劳动力为代价的,因此,对劳役的需求促使劳役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刑罚方式。政治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反映在刑罚方面,使原刑罚体系中大量使用的生命刑、身体刑不符合罪刑等价、刑罚人道的思想。[14]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自由刑所固有的弊端也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主要体现为:其一,长期的监禁生活,使犯罪人与社会隔离,从而造成犯罪人减低甚至丧失了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这就增加了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难度,易导致再犯;其二,监狱所有的严格的纪律管束使犯罪人在人格上形成盲从性,这样的人虽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但也同时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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