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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略论文化教育权利
【英文标题】 A Brief Research 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ight
【作者】 温辉【作者单位】 国家检察官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文化权利 教育权利 自由权社会权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103
【摘要】

文化教育权利已列入国际人权法所保护的目录之中,并成为部分国家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虽然从分类角度说,文化教育权利属于社会权,但文化教育权利是一种复合性权利,既具有自由权的特点,又具有社会权的性质。文化权利和教育权利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不是简单的种属关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19    
  
  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性浩劫之后,国际社会充满了对安宁、和平、富足的渴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宣布,使这种渴求变成“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使世界的所有人都有权享受为各会员国承认和遵行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第27条所规定的文化权利。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人权宣言》关于文化权利的规定,并提出为促进这些权利的实现缔约各国所应采取的步骤。在我国的人权谱系中,一般是将文化教育权利归结在一起。有鉴于此,本文以文化教育权利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化教育权利的属性、内涵及相互关系。
  一、文化、教育权利是同质性质的权利
  对文化教育权利的属性,宪法学界有不同看法。
  林来梵教授将文化活动的自由划归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即传统宪法学中所谓精神的自由。[1]他认为,我国《宪法》第47条所规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以及从事教育的权利,构成了文化活动的自由。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在终极的意义上多属于人的内心的精神作用。而受教育权则属于社会经济权利范畴中的社会权利,即通过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所有人的社会或经济生活的权利。在林来梵看来,文化权利(文化活动的自由)和教育权利不具有同质性:前者属于自由权,后者属于社会权。
  我国多数台湾学者认为,文化、教育权利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教育权利(受教育权)属于受益权中的教育上的受益权;文化权利则被称为意见自由或思想自由。[2]在日本宪法学中。类似我们的文化权利/自由也被划归为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由及表现自由,属自由权范畴;而受教育权归结在社会权这一属概念之下,是广义的生存权之一种。[3]
  虽然在国际人权法中,文化教育权利见诸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被视为第二代人权,属于社会权范畴。但在欧洲人权观念中,文化教育权利被归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目录之下,属于自由权,受《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补充议定书》的保护。《欧洲社会宪章》所列举的权利,只是与《世界人权公约》中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相对应,并不包括受教育权等文化教育权利。因为,在欧洲人的观念中,社会权主要指经济领域的权利。
  按照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文化教育权利一般划归为“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文化教育权利被认为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
  不容置疑,对权利属性的认识,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划分标准有着密切联系。林来梵教授的分类方式。更多地关注于权利本身的特性。他将基本权利划分为: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和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等六种类型。“平等权”定位于一种概括性的权利,以引领其他五种基本权利;“政治权利”是作为国家一切归属主体的具体承担者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精神·文化活动自由”,以及“人身的自由与人格的尊严”则侧重于概括自由权:“社会经济权利”则侧重于概括社会权;“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则是上述各种权利获得救济所必需的权利。这种分类,如他自己所言,使体系间具有“内在逻辑性、整合性以及自我完结性”。而我国台湾学者的分类,可以说是德国公法学者耶律内克地位理论的继续,在耶律内克的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之外,纳入了平等权。日本学者的分类方式也带有着明显的耶律内克式的痕迹:从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角度,以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为基准。同样也是从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角度出发,但基于不同的传统和观念,欧洲将文化教育权利规定于《欧洲人权公约》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补充议定书》之中,强调这些权利的自由属性,主张国家不得任意干涉。
  显然,仅仅依赖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划分标准来认识权利属性,是远远不够的。对权利属性的认识,不仅虑及基本权利划分标准,还应取决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结构及文字表述。后者似乎更为重要。我国宪法对文化权利的规定有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日本宪法法宝》规定:“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得侵犯”(第19条)、“保障学术自由”(第23条)。《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项规定:“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学是自由的”,并且总标题是“言论自由”。据此,似乎不难理解日本、德国宪法中文化权利的自由权特点。我国宪法则与上述国家宪法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我国《宪法》第47条不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同时还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句话改变了我国宪法文化权利的属性:文化权利在我国是具有社会权属性的一项基本权利。
  对于教育权利的规定,一般认为集中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之中。倘若从《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规定的角度来理解,上述认识并无不当;但如果要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宪法权利规范,我们就不能孤立地看待第46条的规定,而必须将其与《宪法》第19条的规定结合起来予以分析、考查。《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宪法》第46条与第19条结合起来构成了我国宪法教育权利的完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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