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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控股股东侵权案的法律障碍与制度创新
【英文标题】 Case study:legal obstacles and system innovation in handling case of tort by a holding company
【作者】 梁上上【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法律障碍 控制股东 股东代表诉讼 股份执行 尊重权利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7
【页码】 77
【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制度越来越暴露出可操作性差,可诉性不强的缺点,这需要法官大胆地尝试、创新,妥当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本文以“控股股东侵权”案为例,详细讨论了法官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法律障碍,分析了如何利用“公司法中股东代表诉讼”一步步地排除法律障碍,进行制度创新并妥当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并深刻体会到“权利应当得到尊重”这一法律的真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6875    
  【案情】
  原告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房地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南长公司)、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公司)和被告广东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都是第三人江苏省无锡新江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江南公司)的股东。在新江南公司8000万元的股本金中,恒通公司持有44000万元的股份,占注册资金的55%,为新江南公司的控股股东;南长公司持有145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金的18.125%,浦东公司持有40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金的5%,其余股份由各小股东持有。恒通公司派张少杰出任新江南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由张少杰提名任命恒通公司的石桂祥为新江南公司总经理。
  1998年8月20日,被告恒通公司和第三人新江南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确认至1998年6月30日,恒通公司欠新江南公司3971万元。恒通公司将其在深圳上水径工业区的房产,作价40,352,784元给新江南公司冲抵债务,房产与债务冲抵后的余额642,784元,作为房产过户费用。
  1999年5月6日,新江南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责成经营班子对恒通公司抵债的房产组织评估。评估后如价值缩水,以恒通公司的股权冲抵。经评估,恒通公司的抵债房产价值为2516.88万。据此,新江南公司的非控股股东认为:恒通公司利用担任新江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优势地位,损害了新江南公司和他们的利益,遂决定起诉恒通公司侵权。诉讼期间,恒通公司对原评估报告提出异议,法院委托另一评估机构重新评估,评估价值为1179.74万元。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恒通公司给第三人新江南公司抵债的房产,实际价值为1119.74万元,根本不能抵偿其欠新江南公司的3971万元债务。恒通公司利用自己在新江南公司的控股地位,用以物抵债、抵值高估的方法为本公司牟取非法利益,给新江南公司造成2851.26万元的损失,侵害了新江南公司以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权益。恒通公司与新江南公司于1998年8月20日签订的债权债务处理协议,其中有关恒通公司以房产作价抵偿新江南公司债务的条款,违背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应认定为无效。恒通公司对其侵权行为给新江南公司造成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据此判决:
  1.被告恒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第三人新江南公司2851.26万元及利息(自1988年8月20日起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
  2.被告恒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原告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垫付的房产评估费19,800元。案件受理费152,573元、财产保全费125,000元,合计277,573元,由被告恒通公司负担。
  判决生效后[1],被告恒通公司没有自觉履行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2000年11月10日,原告南长公司、浦东公司和第三人新江南公司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法院在执行中了解到,除持有的新江南公司股份以外,恒通公司再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遂于2001年1月16日查封了恒通公司持有的4000万股新江南公司股份。经评估,新江南公司的股份,每股净资产约为0.92元。2001年4月16日,拍卖查封的 4000万股新江南公司股份。拍卖未成交,该股份无法变卖。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恒通公司所欠主要是申请执行人新江南公司的债务,而现在执行回来的只是恒通公司持有的4000万股新江南公司股份,该股份目前无法拍卖和变卖,只能由新江南公司收回以抵顶恒通公司欠其的债务。据此,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28日裁定:以新江南公司对恒通公司享有的36,593,838元债权作为收购款,强制收购恒通公司持有的39,593,838股新江南公司股份。收购后,新江南公司依法相应减少其注册资本并注销股份。这样,被执行人恒通公司所欠申请执行人新江南公司的债务已清偿。恒通公司所持有的新江南公司股份也相应地由4400万股减为4,576,262股。[2]
  【评析】
  一、解决纠纷的障碍与制度创新
  (一)解决纠纷的法律障碍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1.公司法上的障碍。
  通说认为,受害人请求保护的利益,必须构成权利的内容和利益,或至少与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密切联系。根据这种观点,请求保护的利益必须在由立法所确定的权利体系中有明确的位置,即为某种权利所包含或与之密不可分。因为他们认为,法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权利,利益损失只有与“法定权利受侵犯”挂钩,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只有借助“权利”的桥梁,才能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也就是说,一项利益受损要获得救济,必须是该利益构成了某项权利的内容。利益的具体权利属性,是该项利益能获得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则要求主张权益者明确无误地援引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权利作为其主张利益的法律依据,也即应当指明其请求保护的利益的具体权利属性。
  在本案,南长公司与浦东公司以什么理由起诉?其权利依据是什么?这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很难找到,现行公司法未对控股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作出规定。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中涉及股东民事诉讼的只有两条,即:第63条和第111条。
  我国公司法的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本条的规定不适合本案情形。因为,从适用主体看,本条规定限于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显然不在本条的范围之内;此外,“在执行职务时”的条件限制也排除了控制股东,因为控制股东显然不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也就不存在“执行职务”,没有执行职务也就谈不上责任。
  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这是一条关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规定。但是,本条也不适合本案情形。因为,本条规定是针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显然,本案控制股东恒通公司与新江南公司的“合同”并不是本条所指的“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而且,该条所指的被侵犯的权利是股东直接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恒通公司与新江南公司的合同导致的直接损害是新江南公司,侵犯的权利是新江南公司的权利,股东只是间接受到了损害。可见,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要得到救济还存在公司法上的障碍。
  2.民事诉讼法上的障碍
  (1)原告适格否?在本案中,原告是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新江南公司则作为第三人出现。本案的原告适格吗?所谓原告是指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起民事诉讼发生的人。[3]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条件。按照诉讼法上的理论,原告与被告之间应该存在一种直接的法律关系,正是因为这种法律关系的冲突才使他们成为原告与被告。但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法律关系。其实,能够引起诉讼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新江南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两原告与恒通公司之间的纠纷。根据公司法人制度理论,两原告与其他股东出资后,一旦公司成立,公司就具备了法人资格。具有法人资格,就具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公司与第三人在交易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享有与履行,与出资的股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新江南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纠纷应该由新江南公司自己来处理,作为出资人的股东并不能直接干涉。显然,在被告恒通公司与新江南公司的纠纷中,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不具备原告的资格。
  此外,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也没有因取得“诉讼实施权”而取得原告资格。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念看,民事诉讼涉及的是私权。所以,除有例外情况外,私人是否处分自己的私权,如何处分自己的私权,都属于其自己的自由。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理论中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与诉讼实施权理论,坚持他人的诉讼权利必须建立在合法授权或者法律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4]如果他对诉讼没有诉讼实施权,那么,就不是适格的当事人。如果强制行使他人的诉权,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而且有可能侵犯他人权利。例如,各大陆法系国家均将无权代理作为违法行为,并在法律中明文加以禁止。总之,不能用不正当的方法行使权利,只能用正当的方法来行使权利。按照当事人适格的一般理论,当事人适格是当事人针对具体的诉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者应诉的权能。有了这种权能,当事人才能进行诉讼。没有这种权能的人就不是正当的当事人。[5]在本案中,新江南公司并没有授权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也没有取得“诉讼实施权”。所以,本案的适格的原告似乎是也只能是新江南公司,而不是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
  (2) 新江南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合适吗?在民事诉讼法上,依据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可将诉讼第三人分为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那么,本案新江南公司作为第三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呢?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在他人的诉讼开始后,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提出独立请求权的诉讼参加人。[6]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这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他在诉讼中既不同意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而是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无论是原告胜诉,还有被告胜诉,都将损害他的利益;他参加诉讼,是将本诉讼的原告、被告作为其参加诉讼的被告,自己则居于参加诉讼的原告方的诉讼地位,在诉讼中,其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7]本案与一般案件不同,新江南公司虽然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其利益与两原告的利益是一致的,本案的原告胜诉,并没有损害其利益。此外,新江南公司参加诉讼,没有自己独立主张。这也意味着其并不必然将原告作为其被告来处理。所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把新江南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不合适。
  那么,新江南公司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吗?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正在进行的诉讼的诉讼标的不能主张独立的请求权,但其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到诉讼中去的诉讼参加人。[8]所谓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第三人与诉讼当事人中的诉讼标的有牵连关系,法院对本诉讼的诉讼标的处理有可能涉及到该法律关系。可见,答案也是否定的。虽然新江南公司与本诉讼中的原告存在着一个实体上的法律关系,但是该法律关系只是出资人与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该投资关系与争议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的争议并不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投资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而引起。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牵连关系”。所以,新江南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也是不合适的。
  总之,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框架内,把新江南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
  (二)要不要救济?
  要不要对此进行救济?有人认为,虽然恒通公司确实侵犯了新江南公司的权利,但是不能获得救济。为什么?因为不能从公司法中找到“恒通公司侵犯了新江南公司的什么权利”的答案。既然什么权利被侵犯都不清楚,就谈不上保护。的确,法律没有对类似本案的情形作出规定,难以从公司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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