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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治党:固守陈规还是与时俱进
【副标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领导党的历史转变
【英文标题】 Administering the Party:sticking to convention or forging ahead
【作者】 郭道晖【作者单位】 中国法学会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革命党 执政党 领导党 党建理论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7
【页码】 3
【摘要】

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还没有自觉地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弄清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区别。因而长期不能适应掌握政权后和在国家建设中,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治国方略、领导方式、方法等等的质的变化或部分本质的变化,未能实现这一系列由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过渡。为此,文章对一些值得重新审视、评价、商榷的命题,乃至长期被视为公理、铁则的理论试作探讨,提出改革的建议,并略述执政党与领导党的职能与作用的区别。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6876    
  我们共产党经历了:领导人民革命和夺取了政权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在不同历史时期,党面对的时代和时势不同,党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也不同,作为革命党同作为执政党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区别,党的组织理论与制度也要有相应的转变。可是,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还没有自觉到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弄清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区别。因而长期不能适应掌握政权后和在国家建设中,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治国方略、领导方式方法等等的质的变化或部分质的变化,未能实现这一系列由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的过渡。
  马、恩、列都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但他们主要是处于革命年代,关于党的理论也多限于作为革命党的理论。对执政后的共产党在党的性质与职能等方面应当有什么转变,较少涉及。斯大林执政后,不但继续沿袭革命时期的党组织的理论、制度,而且把党领导或党执政事实上变成“党专政”、领袖专政。毛泽东也是把执政的党仍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他晚年更把党变成人治的工具。邓小平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超越了前人,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实行党政分开;但在建党理论和实践上还没来得及完全扬弃革命时期某些过时的理念、原则和制度。
  关于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有的学者已有所论述,本文就一些值得重新审视、评价、商榷的命题,乃至长期被视为公理、铁则的理论,试作探讨,提出改革的建议,并略述执政党与领导党的职能与作用的区别。
  一、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党建理论转变
  (一)关于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
  1.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与阶级性的变化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这就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说,实现人的解放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由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其革命性加上产业工人固有的组织性、纪律性、阶级性等,毫无疑问,他们是最有理想和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是共产党作为革命但这只应是作为个别例外,而不是一般原则。党时期的阶级基础。列宁领导的党就是依靠了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
  但是,工人阶级也有天然的缺陷。马克思指出过,在机器发明开始阶段,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工人群众纷纷盲目地去砸机器,亦即他们对当时先进的生产力起了消极作用,而不是促进作用。事实上,20世纪中叶的反对工业自动化,以及当今反对全球化、反对WTO的,也是些怕因此失业或利益受损的工人群众、国际工会等非政府组织。譬如坚持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享受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就是美国的工会组织。这说明,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 而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上,产业工人(在当代又称“蓝领”)由于其在生产和生产关系中的某些局限性,不一定是最先进的阶层。列宁也看到了革命时期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只能靠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还指出:“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阶级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人物。”[3]
  在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既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当然是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又善于依靠技术工人的劳动知识分子了。
  于是,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共产党执政后,不能再搞第二次革命了,在经济建设中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是谁?共产党既然要代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先进文化的方向,那么。它的阶级基础是否要有所变化或扩展?其中知识分子应当摆在什么地位?
  建国后,在我们党执政的前30年中,多数情况下是把党内外知识分子作为异己的力量,不断进行抑制、批判、打击。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还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让普通工人群众 “(工宣队”)“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直接“领导一切”。其失败的教训已足以说明,党的阶级基础仅仅建立在“蓝领”阶层上,是很不够的。
  在我国,掌握科技文化的劳动知识分子(或称“白领”)也属于工人阶级(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正式“加冕”的),所以,党的阶级基础仍然可以说是工人阶级,但其阶级性则是大大变化了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不应当变,而知识性则应提到突出地位。过去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现在恐怕应当更多强调“工农的知识化”,特别是党的知识化、现代化。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已经知识化的工人群众)应当成为党的阶级基础的主体和主导力量。
  当然,突出党的阶级基础中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并不能因而否定共产党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仍必须代表和保障工农大众的利益 (只是不应像过去那样片面鼓吹“卑贱者最聪明”,让“工人阶级)群众(领导一切”、“向贫下中农学习”。)特别在当前工人下岗、农民负担过重,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更应关注他们的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脱离我国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利益,党执政的合法地位也将动摇;漠视、抛弃革命斗争中有伟大贡献的工农群众,党的领导权也将失去道义基础。至于那种认为既然共产党要代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就应当把共产党变成资本家的党的理论观点,更是错误的。[4]
  2.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
  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其社会基础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或“工农联盟”。在我国,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更是革命的主力军。当然还包括拥护革命的社会其他阶层。我们团结的是这些占人口中大多数的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这“三大敌人”则不在其内。
  作为执政党以后,建国初期,由于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以也只能团结大多数属于人民的人。但当敌对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党仍然经常讲要“团结95%以上”的人,亦即只代表95%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全体国民。这就与作为领导全民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身份与合法性基础不相称。
  作为执政党,之所以能执政,是必须经过全民选举的 (通过县以下选民直接选举和县以上的人大的间接选举)。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官员(大都是执政党党员),既然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就要对全民负责,为全民服务。他们是全民的公仆,要代表全体国民利益,而不能只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不能只代表某一个或几个阶级、民族、利益群体的利益。这同讨论“全民党”的提法的是非,是分属两种不同范畴的问题(作为政党自身的阶级基础,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全民的;而掌握政权、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则应当是代表或兼顾全民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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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习惯于讲党和政府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固然体现了我们党的社会基础和民主的广泛性,但这种民主只是以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依归,还不能说已完全体现了“共和”精神,即人人平等,保护少数(特别是保护少数民族),兼顾各方,因而不能排除走向“多数专制”,对少数人的利益与权利加以忽视或抹煞。事实上,建国后党所发动的各次运动中,这“团结”95%的控制数字,就把3000—6000万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作“人民”的资格排除在外,造成了多少错案和悲剧!
  解放初期,我们党一度实行过“劳资兼顾”的政策。资本家阶级消灭以后,党的社会基础就不包括私有者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已把私有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作为执政党,其社会基础又扩大了。应当明确,执政党也毫不含糊要代表或反映这部分私有企业主的利益。
  或许有人会问:讲团结或代表全体国民,那么,难道党也团结和代表国民中的敌人吗?这种提法,也是长期被弄混了的问题。革命或战争时期,敌我界线分明;解放初期也是以出身和本人成分来划分阶级;国民中一部分人“天生”是敌人(历史反革命或属于反动阶级成分的人)。共产党在整体上当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些阶级敌人消灭以后,还会新生一些敌对分子。但谁是“敌人”或罪犯,在法治国家,必须通过司法程序(法庭判决)后才能确认。在此以前,都应假定为无罪的公民,不能搞“有罪推定”。何况,即使经法庭宣判为罪犯的人,包括可称为“敌人”的人,也有人格权、诉讼权等等人权,以及某些民事权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尊重和保障他们的这些权利与利益不受侵犯。执政党不能凭党的“阶级感情”办事,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就会丧失其执政的合法性。
  3. 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与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的策略变化
  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这种性质与机能本应转化为领导和从事国家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工具。作为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稳定,以创设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条件。恩格斯和列宁都讲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5]“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6]可是,我们党在执政以后,不是去缓和阶级斗争,而是仍然大搞阶级斗争,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采取使阶级斗争激化的政治策略。名曰“乱了敌人”,实则“乱了自己”,造成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高度紧张,演变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灾难。这也是没有意识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任务与功能的转变。直到吃了30 年大亏过后,才明白过来。但迄今党内仍然有些人难以舍弃那种“斗争哲学”的思维和习惯,睁大眼睛去搜罗斗争对象,对党内和人民内部稍有歧见或异见的(实则可能正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就采取批判、压制或文化专制的策略。他们不了解,作为执政党,不能还像作为革命党或反对党那样,以“打天下”、挑剔、攻击对方的毛病、把对方“拉下马”为天职;而应当具有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有“兼天下”气魄:不只是兼并天下,而是兼爱天下,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不舍细流,才能最大限度地“平天下”,赢得普天下的民心、人心,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
  (二)关于党的组织原则
  1.民主集中制——以集中制为主还是以民主制为主
  列宁式的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一贯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革命党,如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以外,就没有别的武器。在革命时期,列宁特别强调党的集中制,认为只有党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员、党组织的铁的纪律与组织性,才能对付比无产阶级强大百倍的敌人。在建党时,当马尔托夫攻击列宁的集中制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是“奴隶束缚制”、“过分的、可怕的集中制”时,列宁反驳并申明他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这里,“民主的”只是一个形容词,落实在集中制。
  集中制的实质是集权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处于地下斗争时期,党必须高度集权,才能有效地指挥全党,统一行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我们党在七大党章上写的也是“民主的集中制”。
  可是,在已经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有几千万党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共产党直接掌握一切国家权力,这同作为革命党时的处境已大不一样。这时再讲高度的集中制(集权),就不像处于弱势的革命党时期有迫切的充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其所集中的不只是党内的权力和党员的权利,而是国家的权力。而且任何党的权力的集中,也同时就把国家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各级党的领导人手里,因为我国的领导体制是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而且“党权高于一切”的。而任何权力的过分集中,必然产生权力专横和权力腐败。这一“铁则”,我们党也没能逃过。邓小平在《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已作了很透彻的剖析。
  因此,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无论在党内或国家机构中,要强调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包括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制衡;国家分权、还权于社会,还权与民;中央适度分权于地方;党政分权等等)。民主集中制所要强调的重点不应再是集中制(集权制),而是民主制(民主过程中已包含有集中 ) ;也不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为实际上那往往只是在集权限制下的开明专制而已。
  (1) 何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集中多数人意志,还是集中“正确意见”?
  迄今为止,我们党的文件把“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解释为“发扬民主,集中正确意见”。这虽然也是一种集中,但非民主的集中。民主制所包含的集中,是指按法定的民主程序,经过民主讨论,进行表决,按多数人的意志作出决定,即集中到多数人的意志上;而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解释为“集中正确意见”,则何为正确?正确与否,由谁来判断?不是以多数人意志为准,而是由会议主持人或领导人 (往往是党的书记、“第一把手”)来选择、确认。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算是领导人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由领导人来“发扬”民主(领导人成为民主的主体),听取群众或委员们中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即“集中”到领导人的意志,而不一定是多数人的意志,因而仍然是把决定权赋予一个人,而不是多数人,仍然为个人专断、个人专权、一人“拍板”留下很大空间。所以,这样被误释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仍然是个人集权制。
  当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甚至某个人手里;但民主制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但即使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民主制也要求服从多数。正确与否,是科学论证而不是民主制所要解决的问题。
  (2) 何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依法 ( 在党内还要依党章)实行民主,还是按领导人意志左右民主?
  现今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按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实行多数表决制,由集中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决议 (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来“指导”民主(如由全国人大通过的选举法来指导民主选举 ) ;而往往是按党的领导人的旨意 (即他或他们认为“正确”的意见),来“指导”民主,即所谓“有领导的民主”。因而领导人往往成为民主的恩赐者和指挥者,党员或公民则必须听从或顺从领导人的意志行事,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极端民主化”、“自由化”、“目无领导”、搞“无政府主义”“破坏稳定”,等等。所以,这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违反了民主程序,剥夺了党员或公民的民主权利,仍不过是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或专权操纵下的“民主”。
  (3) 民主集中制只是下对上服从,还是也要上对下负责?
  党章上对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界定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里只见“下服从上”的一条单线,虽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但却没有“下监督上”或“上尊重下”、“上对下负责”的另一条反馈或反弹的线。如果要讲党内民主,那就不能没有党员 (个人) 监督组织、保护少数、下级监督上级、中央服从全党的意志,这样上下互动互补、互相制约的机制。
  只有下对上的“四个服从”,这种“集中制”还是沿袭了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当着我们党还处在革命时期、地下时期,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很分散,党员也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处于地下的党员更只是单线连系),为了统一行动,强调绝对服从中央,服从上级,是十分必要的。而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和国家的各项活动、社会的各种情况,大都是公开的,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互联网化时代,也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化。党员和地方组织都有条件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和国情、民情以及世界大事,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有条件有能力也有必要据此监督党的各级党组织,直到党中央,以防止党权和党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的腐化。因此,单有“下服从上”这条单线,已远远不能适应执政党的要求了。必须采取上下双向互动的民主机制。
  总之,迄今党内民主集中制仍然停留在革命党的集中制旧筐子里,而不能体现党内民主制的要求,不能适应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所赖以生存的民主基础。
  当然,强调民主制并不意味着主张权力大分散,否定必要的集中,藐视中央的领导权威。但这种权威应是集体领导的权威;民主基础上的意志集中与权力适度集中,也不是集中到树立任何个人的绝对权威,或集权于一人;而是体现在集中到中央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全党和全国一体遵循,不许各自为政。
  2.党委制——书记个人拍板还是集体行使权力我们党的历次党章中都是规定实行党委制,即委员会制。这种制度属于所谓集体领导制,实质是集体行使权力(我国人大就是如此),它与政府中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相区别的。委员会制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决定,集体承担连带责任;首长制是首长个人决断,首长个人承担责任。
  在革命时期,要求党高度集中、集权,特别是指挥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中,更要求军事领袖的个人独裁。不过,那只限于军事系统或行政系统。列宁时代的俄共(布)的党内组织原则仍然是委员制。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并没有设立党的主席、“第一把手”。列宁只是人民委员会(政府行政机构)的主席。在党内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列宁也只是委员之一,只有一票,而且有时居于少数派地位,得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当时斯大林作为总书记也不过是秘书长而已。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党内都没有担任过主席或书记,但他们以其伟大理论权威和革命导师的业绩,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才把总书记变成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权。自此,才有党内“第一把手”集权、专权的传统。
  1943年,中共中央在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时,曾通过决议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7]这正是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权到一个人身上,或政治局几个人身上。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或许是必要的。
  可是
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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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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