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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社会法中的人
【副标题】 兼谈现代社会与法律人格的变迁【英文标题】 Person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law
【英文副标题】 Modem society and the changes in legal personality
【作者】 朱晓喆【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私法 公法 社会法人 法律人格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8
【页码】 62
【摘要】

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法制的发展可以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形式合理和抽象的社会。抽象人格是近代私法塑造的人的形象。从社会法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关于“人”的观念呈现了一个从抽象人到具体人,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的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6959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任何社会科学都隐含着对特定的 “人”的行为模式的预设,法学也同样如此。尽管法律制度中可能没有直接用语言表达一种法律中的人的形象,但不可否认,基于法律的价值宣示功能,人们还是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获得某种 “法律中的人”,甚至这种“法律中的人”反过来会塑造社会上对人格的看法。[1]
  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刚刚兴起,社会法关于 “人”的假设明显不同于传统的私法,因此无论在立法中还是在法学研究中,都急需解决 “社会法中的人”这一课题。本文就是在有关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关照下,在法学思想层面上,对 “社会法中的人”作一观念史的梳理。
  一、社会法:经济法的本质
  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法制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可以用一句 “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来形容。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以 “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对立模式,来涵盖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这种“公—私”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在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启蒙思想家那里都有反映。与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对应的是二元法律结构:解决私人纠纷的私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排除政府的干预;处理公共事务的公法,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强调公共权力的作用。排除国家干预的私法,维持着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经济的过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频频发生,传统上大部分由私法调整的矛盾迅速激化。例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利用“生产者主权”(加尔布雷斯语)的优势侵害消费者权益,雇主剥削雇工、损害劳动者权益,大工业制造污染侵害居民健康,另外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能坐以待毙,纷纷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因此给国家增添了一些自由主义时代不具备的功能,即“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工人、职员、承租人、消费者等等”和影响私人投资行为和管理公共投资行为的 “控制和平衡总量经济循环运动”的功能。[2]如此,造成了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延伸。
  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非政府部门(或称第三部门)在资本主义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它们包括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妇女组织、教育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将传统上孤立的社会弱者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法律活动。于是,国家在这些领域相应退缩,让出部分公共权力给这些组织。如最低工资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环境污染排污标准,以及其它社会保障标准等,第三部门都纷纷介入。由此与上述过程相反,形成了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渗透。
  就这样,传统上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格局,被晚期资本主义的 “社会的国家化”和 “国家的社会化”所取代。[3]与传统的 “公法—私法”的二元法域的法律结构不同,法律领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反垄断法、经济的宏观调控法、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以及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新兴的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社会弱者群体的社会利益。它们既不同于私法,也不同于公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第三法域”——社会法。[4]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三元法律结构,取代了传统的“公法—私法”的二元法律结构。
  简言之,社会法就是以维护社会弱者的生存和增进其福利为目的,国家干预自由放任经济而产生的法律。[5]根据日本学者金泽良雄的观点,经济法[6]正是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可以将经济法视为社会法的一部分。[7]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赞同。[8]
  通过社会法的视角来理解经济法的产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勾勒出经济法的轮廓。第一,经济法部分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部分是社会调节自身的法律,前者典型如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后者如劳工团体、消费者团体的自治法。第二,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弱者的社会利益为根本目的。第三,经济法既非个人本位,亦非国家本位,而是社会本位。唯有如此,才能发现经济法存在的价值,才能为经济法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石。
  二、理性化的社会与私法中的人装完逼就跑
  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形式合理的社会和抽象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近代人”的形象。
  理性主义是一个含混多义的概念,最初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用它来指近代西方兴起的哲学思潮,它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起点不在于上帝,而是基于人类自身的 “理性”,应该相信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最终决定因素。理性主义思潮弥漫于近代的欧洲社会,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理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严格推理证明和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产生“可计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产生 “可预期”的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制度。[9]
  在韦伯看来,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人的行为为达到一定目的,只要采取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理性的。换言之,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而不计目的和后果的价值。[10]因此,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相对而言的。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为保证市场的繁荣和交易的顺利进行,采取了尽可能精确和迅速的方法,达到增加个人财富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是形式合理的。但是,人人都为了获得财富,满足个人的欲望,却造成了贫富分化、强弱对立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又可以说是形式的合理而实质的不合理。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抽象社会”。社会学上认为,传统社会中人们行为的互动,主要建立在个人特征和熟人关系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中的交往则不论对象具体特征和亲疏远近关系,统统将他人视为一般的、抽象的行为主体。[11]因而,抽象社会中的市场交易不同于传统社会在于,后者解决交易的信任 (Trust)机制问题依靠熟人之间的面对面关系,而前者依靠普遍化的抽象的人际关系。
  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建立在一种 “抽象系统”之上,最主要的抽象系统就是符号系统 (如货币符号)和专家系统 (对专家知识的信任)。抽象系统的存在,使人们的互动机制脱离了时间和场所的特殊性,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 “抽离化”(Disembeding)趋势。抽离化就是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这种抽象的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嵌入”。[12]例如,我们在法律上塑造出一个标准的“契约”的权利义务模式(典型合同),然后将这一模式适用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契约关系上。[13]对于“人”来说,抽离化就是塑造一种普适性的人的形象(经济人、自由人、理性人),由此在抽象的社会,人们在互动中不会因为对方是陌生人而产生不信任,反而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被看作同质的、平等的、理性的行为主体,才是信任的关键。
  那么,具体地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科学对人的形象的设计是如何符合形式合理性和抽象性的社会特性的呢?
  首先,从哲学上说,从笛卡儿开始,就将人树立为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性主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康德关于“自我”的理论。他认为,理性主体在认识论领域(现象界)就是认识主体,它是一个先验的、抽象的构架,当它接触到经验的材料时,就形成了人类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理性主体在社会历史领域 (本体界)就是实践主体,它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主体,应当对自己的基于自由选择的行为后果负责,这种自由意志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14]这两方面结合就是一个完整的 “自我意识”。这样的哲学主体是一种先验的、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单子”(莱布尼茨)。
  其次,“经济人”的假说。启蒙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如魁奈、亚当·斯密、休谟都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自己的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市场上的行为遵循着 “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古典经济学相信,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会带来社会的繁荣,整个社会在 “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有序地运行,最终会达到个人私利与社会福利平衡的结果。
  最后,在法律上,就将这种“理性人”、“经济人”转换成法律制度中的“抽象人格”。“在法律面前,一个法律上的人格person与另外一个人格不应有区别,他们的地位一律平等。……其结果必然是,每个人都应当独立自主。智力与经济来源的不平等,尽管为人所注意,但从法律角度看,却无关紧要”。[15]形式平等的人格,在私法制度中最能够体现出来。私法强调意思自治,自治的前提就是每个人与他人都同样地成为自由决断自己行为的主体。资本主义民法典对于各种各样的民事主体是不加区别的对待的,他们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所有权人、债权人、继承人。特别是在《德国民法典》中,人被抽象成“权利能力”与“意思能力”两个概念,人成为一种“意思表达机器”、一种“抽象人格”。[16]
  抽象人格是近代私法塑造的人的形象,是各项私法制度的逻辑前提。抽象人格是被抽空了一切具体实在的、同质的、标准的主体。而这种标准的民事主体,是按照资产阶级市民的原形设计的,即日本学者星野英一所说的私法中“强有力的智者”。
  这种关于人的假设是近代私法的一项高度的法学成就,它在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保障人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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