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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刑法学应创制行为故意概念
【英文标题】 Criminal jurisprudence should frame a concept of behavioral intent
【作者】 贾宇【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行为故意 结果故意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7
【页码】 36
【摘要】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的犯罪故意概念以危害结果为认识与意志的核心内容,这在实际上排除了行为的故意的存在空间,刑法理论界也几乎忽视了行为故意的存在事实。然而,这与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中承认行为犯的认识存在矛盾之处。因此,笔者基于诸多合理事实及理由,首先提出行为故意与结果故意这一全新的划分犯罪故意的标准,并对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的概念及其认识因素、意志因素进行了阐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6872    
  一、概述
  在刑法理论上,根据不同的标准,犯罪故意可以被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各国学者也多不厌其详地从不同角度对犯罪故意进行分类。常见的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预谋故意与非预谋故意、事先故意与事后故意、积极故意与消极故意、危险故意与实际故意等分法。
  上述对犯罪故意所作的分类,有利于通过进一步分析确定不同犯罪故意的特征,为犯罪故意的具体认定提供更清晰的标准;有利于通过揭示具体犯罪的不同特征,区别不同犯罪故意在主观恶性上的轻重差别,为量刑的个别化和科学化提供主观责任方面的依据。
  但是,由于分类标准各异,具体标准的理解也有分歧,犯罪故意的类型问题显得比较杂乱无序,特别是缺失行为故意与结果故意的犯罪故意的分类标准,不能不说是现有犯罪故意分类方法的一大缺憾,笔者按照个人的理解,对于犯罪故意的类型进行了新的探讨。[1]本文就其中行为故意与结果故意概念的提出,略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我国刑法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行为的结果是指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是故意犯罪认识的核心内容。[2]因为,根据刑法规定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立法精神,不言而喻,行为结果应当是每一犯罪故意必不可少的认识内容。认为犯罪故意可以脱离对行为结果认识而独立存在,是缺少法律根据的。[3]法律对某些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有犯罪结果的发生,并不等于这种犯罪不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任何犯罪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尤其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有意识、有目的行为,他必然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以,即使对于举止犯来说,只有认识到行为结果,才能构成犯罪故意。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的实质是对危害结果的预见。[4]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无认识、是否要求其认识是一回事,法律在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是否以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必要要件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法律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要件,否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对一定的危害结果必须有认识。[5]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以及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大部分都是结果犯的事实,我国犯罪故意的分类绝大多数对结果故意予以特别关注。因此,一般常见的犯罪故意分类方法,实际上也多集中在对于结果故意的进一步分类,例如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划分,实害故意与危险故意的划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划分等等,甚至以此代替了对所有犯罪故意的分类,而完全忽视了行为故意的存在。
  与上述通说不同的是,我国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有学者指出:根据定义,只有“明知”会发生危害“结果”才能构成故意犯罪,这表明所有故意犯罪均为“结果犯”,即只有发生了法定结果才能成立既遂犯,然而,事实上刑法分则的故意犯罪不少都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行为就可以成立既遂。[6]在国外,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一致认为:故意认识的范围是“构成要件的事实”。这完全不同于我国刑法上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以行为的结果是否成为认识的内容,完全取决于结果是否被规定为构成要件的事实。结果犯中的结果是构成要件事实,行为人自然应当认识;行为犯的构成要件中不存在结果,行为人自然不必认识。我国台湾学者一般都持这种观点,如林山田认为:“结果犯必须对于行为结果之间因果关系有所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至于行为犯因无待于结果之发生,故无认识之必要。”[7]
  按照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犯罪故意的成立均应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希望、放任的意志态度为要件,这种规定实际上从立法上排除了行为故意;在刑法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行为故意的存在;个别学者主张修改故意犯罪的概念,给行为犯以一席之地,但没有明确提出行为故意的概念。笔者认为,应承认行为故意存在之事实,并给予行为故意与结果故意在犯罪故意分类中同样的地位。
  二、行为故意与结果故意分类法的根据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笔者拟将犯罪故意首先区分为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是基于如下几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犯罪故意作为行为人决意和支配整个犯罪行为的意志心理过程,必须首先包括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及决意。行为人故意责任的成立,第一位的普遍的根据是“明知是违法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决定实施”;第二位的、对部分犯罪而言的根据才是“明知是违法的、会导致构成要件的结果,而仍决定实施行为使该结果出现”。否定犯罪意志对犯罪行为的选择和努力过程,是对犯罪故意本位内容的忽视。
  第二,我国刑法中结果犯的故意,必须具备对法定的构成要件结果的认识与意志。无论在刑法理论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结果犯的犯罪故意时,事实上都是紧紧围绕构成要件的结果而展开考察的。明确提出结果犯的故意以对构成要件结果的认识与意志为要件,在理论上更明确,在操作上更简便。
  第三,对于刑法中行为犯故意的成立,既不应当,也无必要以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以外的某种“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志,作为必要的要件。首先,犯罪构成及其中犯罪故意的要件,就是用以说明某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已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规格和标志,比之抽象的“社会危害性”或“危害社会的结果”更明确,更具操作性,没有必要再随时刻意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对它的认识。其次,在行为犯中,只要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事实认识、违法性认识和犯罪意志,则已足以认定其犯罪故意的成立,完全没有必要去考察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有无认识和意志。再次,行为犯的构成要件中没有规定具体的危害结果,如果要考察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志,就只能去考察行为人抽象的“对社会有害”的认识和意志,或者去确定并考察对某种构成要件以外的具体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志,而这两种做法,均既缺乏可操作性,又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第四,刑法中结果犯故意的成立,有着不同于行为犯的条件要求,即行为人除具备对于行为本身的认识与意志外,还必须对于构成要件的结果具有法定的认识与意志。由于对构成要件结果的认识与意志,系以对于构成要件行为的认识与意志为前提,因此在考察结果犯故意的成立时,重点应在于考察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认识与意志。
  第五,行为人对于行为意志态度,与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意志态度有所不同,需要分别加以表述。行为人对于行为的意志态度均是积极的,不可能存在对于行为本身的消极、放任的意志态度,否则行为就不可能实施。因为行为犯的行为就是他的目的行为。其故意不可能再分出间接故意、放任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放任故意,也就没有必要把行为犯的故意称为直接故意、希望故意。直接与间接、希望与放任等概念,只能用于区分结果犯的故意,因为结果犯的结果不一定是行为人的目的结果,根据行为人对于结果的意志心理过程和意志态度,自然可以分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希望故意与放任故意等类别。
  第六,行为故意与结果的分类,可以解决关于意志的态度的认定等方面的一些理论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对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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