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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基础
【英文标题】 The Basis of Realizing the Justice as a Value in the Criminal Law
【作者】 房清侠【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法 正义价值 基础 公正观念 立法正义 司法公正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1—028—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
【页码】 28
【摘要】 正义价值作为刑法价值的核心,不仅表现为一种法的理念,而且还蕴含于法的实践,不仅作用于静态的法治目标,还贯穿了动态的法治过程。公正观念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思想基础,立法正义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法律基础同法公正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实践基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346    
  
  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刑法内含着极为丰富的积极价值,其中正义价值则属诸多积极价值中的首要价值。这不仅因为正义意寓着公正、公平,而且还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无法抑制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作为刑法价值的核心,正义价值不仅表现为一种法的理念,而且还蕴含于法的实践,不仅作用于静态的法治目标,还贯穿于动态的法治过程。因此,透视刑法正义价值实现的基础,应从刑法运行的起点——刑法立法正义,刑法运行的终点——刑事司法公正,以及无处不在的公正理念入手,寻求刑法正义价值实现的肇端和本源。
  一、公正观念——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思想基础
  观念的东西一旦被人接受,则会时时处处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这种影响深刻而久远,尤如根植于我们血液中的传统观念一样,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底蕴。因此,面对我国从古到今的人治传统,民众唯官、唯上的思维定势,公正理念的树立便成为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思想基础。一般认为,公正观念包含:法律至上观念、权力制约观念、平等观念{1}(P.40)。
  (一)法律至上观念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至高无上、法律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2}(P.84)。但中国的统治者、思想家、法学家们却并没有创制或接纳这一思想,因此,法律至上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中国人心中扎下根,我们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却缺乏丰富底蕴支撑的孤零零的法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历代社会衰败的历史教训之一就在于法律的衰败;西方社会成功的经验之一恰在于法律的兴旺,这已经是被证明了的真理。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法律至上的观念,产生了法治:法治即意味着公正。所以,刑法正义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法律至上的观念。
  在我国刑事法治的路途中,一直强调着刑事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在惊人的立法速度的背后,却忽视了法治软件的构建。实际上,刑法多增加几个罪名或多增加几个条款与法治精神和至上观念的培育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在刑法领域,如果说我们有进步,那只是刑事立法硬件的巨大进步;如果说有失误,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最最关键的法律至上观念的培养问题。在我国,人们从来都认为法律是统治者无数统治手段之一,自己不得不遵守。更由于把刑法只看作惩戒手段而时刻与其保持距离,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离刑法越近,离违法犯罪就越近的思维定势。并且在被动服从法律的同时,人们会认为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如果要寻求帮助,只习惯于在法律之外的地位、权力上找答案。这一切的无奈,都反映了法律至上观念培养的重要性,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心灵深处法律至上观念的匮乏和荒芜。正因为没有这种观念,领导才会滥用职权干扰司法;司法人员才会徇私、徇情,枉法裁判;公务人员才会贪污、腐败,物欲横流。从此意义上讲,法立得再多再好,如果没有法律至上观念的垫衬,也照旧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同和尊重,充其量只是一个缺少精髓的美丽框架。所以,法律至上观念的确立,不完全是靠膨胀的立法,主要是靠法治理念的培植。
  培育法律至上理念的关键,主要在于国家、政府对法律的尊重和遵守。只有国家政府对法律的尊重、服从和遵守,才能导致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如果国家制定的法律,国家和政府本身对其不屑一顾,人们也就只能认为法律是统治者手中的玩物而已,法律至上观念也就无从建立。因此,有人以为“政府守法从一定意义上关系着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3}。道理很简单,作为具有显著地位优势的政府、国家都遵守和执行法律,普通老百姓又有什么理由不尊崇呢?这是优势地位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的最有效途径。
  (二)权力制约观念
  人类以类的方式存在的需要产生了权力,但权力从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异化的危险,为此,必须寻找权力制约的良好方式,才能保证公正。因而,也就有了权力制约观念,也就有了国家权力分配。本文所说的权力制约,仅指司法权力制约,它包含二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排斥他权制约、实现司法独立的观念,二是监督司法独立权的观念。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我国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法院的审判工作往往受到各方面干扰,诸如政府、党、政领导干部的非法干预,其中来自政府的干预最为严重,由于人大对行政机关的软弱,以及法院在人事和财政上受制于政府,因而法院在刑事审判时不得不照顾这些方面的关系。除此之外,法院系统内部制约也很多,尽管宪法规定各级法院之间是指导而非领导关系,但因法官和法院领导人的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法院影响,因而事实上,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一种服从关系,而且上级法院对案件审理的意见一般都会转化为下级法院的审判结果,因为各级法院都将案件上诉率、改判率作为法官业绩考核的主要标准。所以,在我国,人民法院没有独立司法权,法官也未获得独立审判权。因此,要实现刑法公正,必须排除各种干扰,树立司法独立观念。首先,法院与政府是平等的,不存在政府领导法院的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障法院的财政与人事不受政府制约。其次,党对法院的领导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实施,不能干预法院业务工作。再次,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只能是宏观的,不能对具体个案进行非正当干预。对法院而言,服从法律是其惟一职责,法院接受党的领导只体现为遵循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法律,使法院能够真正实现独立审判权{4}(P.28)。试想如果法院真的能够实现依法独立审判,定罪量刑就只受制于刑法的明文规定,那么刑法正义的实现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司法权(主要指审判权)的独立是刑法公正所必须的,任何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都不允许有绝对的权力,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也就出现了对司法权的监督问题。司法权的监督,既是法律本身的要求,又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没有司法监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滥用司法权的现象,这是人性的弱点所致。在当今世界,司法监督有着广泛的主体,笔者认为,在我国最紧迫的是实现法律运作公开化,将司法权置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因为政府的监督虽然有力,但却有以此权压彼权之嫌,只有法律运作公开化,法院的审判活动才能置于人民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下,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也是如此。而如今在我国,司法运作透明度很差,就连“公开审理”这样的原则也要再三强调,即便是公开审理,法庭规则也做了种种限制,把舆论监督排斥在法庭之外。因此,人们总把法院审判权看得高深莫测,对其毕恭毕敬,不论法院的定罪量刑是否准确,都可能会因为法院的权威而变得“正确”。如将司法受制于民众监督,一方面会使本来就公正的审判,让老百姓知悉,从而推进他们对法律的认同和尊崇:另一方面也可使那些习惯于暗箱操作的人,由于公开的群众监督而放弃邪恶,被迫走向公正。直到有一天,法官认为案件应当公开审理,公众、舆论的监督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社会公众消除了法院是衙门的不平等心理:权力机关、党政领导认为对司法的干预是一种耻辱的时候,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在我国生根发芽了,刑法正义价值的实现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平等观念
  平等观念是伴随着人对自我的认识逐渐产生的,不少希腊学者认为,平等赋予了人们力量与品格,他们相信,一切人尽管有社会地位、种族和性别的差异,但都有相同的理性和灵魂以及相同的判断力,应当予以平等的尊重{5}(P.183)。这些观念为后来的平等理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平等观念与法律至上观念一样贫瘠,因此,要实现刑法正义价值,必须树立平等观念。因无平等观念的立法者,决然立不出体现平等的法律:无平等观念的执法人员,也不可能保证执法的公正无私;无平等观念的社会公众也认识不到行使平等权利、尊重他人同样平等权利的重要性。只有人们首先对平等产生了一种认识或思想,才会产生对平等的渴望,才会产生平等的理想,才会随之产生平等的法律制度。所以,平等观念是实现立法平等、司法平等的基础。
  二、立法正义——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法律基础
  刑法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手段,它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科学的认识,通过法所具有的规范、指引、预测、教育、惩罚等功能,使社会的无序变有序,以保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顺利发展。但刑法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具有很强的伦理价值,又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6}(P.8)。它和所有的法一样,始终同正义、公正、公平联系在一起。在人类自始自终存在着个人与社会、秩序与自由、管理与服从等矛盾冲突的情况下,正义的立法便是合理解决这种冲突的秘密武器,所以,立法正义如同真善美一样,是一切法律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法定基础。笔者认为,考察刑法的正义必须从三个方面切入:一是刑法的原则,二是具体刑法规范,三是刑法的概念,这三个部位正义性的复合则能全面反映刑事立法的正义。
  (一)刑法原则的正义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进而形成“根本规则”的含义。这一根本属性有二层来源:一是来自于它内容的根本性,二是来自于它效力的贯彻始终性{7}(P.18)。因此,如果刑法基本原则能体现正义,那么法的基本品格便是正义的良法,而我国刑法首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无一不饱含着公平、正义的基因。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它是刑事立法正义价值的最高表现:首先,它确立了在刑事领域法律规定的至高无上性。即一切行为的定罪量刑只受制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当然也不受领导人员和司法人员的感情、情绪变化的影响,一句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次,它是人权保障的聚焦点。罪刑法定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罪与非罪行为表,使人们明白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把刑法所保护的自由突显出来,使刑法严厉及游移不定的面孔露出了温柔的一面,赋予了公民安全和自由。所以该原则是法治精神与伦理的结合,其正义性昭然若揭。
  平等是正义的本质,现行刑法冲破种种阻力,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事具体化、法定化,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它包含定罪平等、量刑平等、行刑平等。即亦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同一的法律标准,使用同一的法律程序定罪量刑,使刑法对每个行为人的保护和惩罚都有同等的机遇,不能因行为人出身、地位、财产的不同而受到优待或苛待。一切特权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都标志着法律在金钱、权力、地位面前的彻底溃败,为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所不容。
  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就是正义的化身。这一原则所包含的报应和罪罚相当两个方面的含义,都反映了刑法正义。犯罪就要被惩罚,惩罚即意寓着报复,这是正义的最原始、最朴素的表现形式,对此,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虽然他们在报应的具体内容、规则上各抒己见,但对报应体现正义这一点上认识是高度一致的{9}(P.34)。因为报应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因此也就获得了正义性。罪罚相当则体现着现代社会刑事法治极强的理性,它代表着刑法的公平,标志着其惩罚的合理性,它既能体现社会正义报应原则,又能最大限度上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对于犯罪分子而言,公平的刑罚能使其改变不度而恢复灵魂中的正义{10}(P.26)。对于社会其他公众而言,刑罚的设定和使用一旦最大限度满足了公众普通信奉的公正观,就可以避免由于用刑不当而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减少甚至消除人们对社会的对抗心理,从而达到降低刑事发案率的目的,这一切都是公平的魔力所在。由于公平与正义密不可分,因此罪罚相当实质体现着正义。
  (二)刑法具体规范的正义
  刑法原则的正义是正义的根本,但刑法立法正义的实现,仅有原则正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充分体现刑法原则的正义精神。就刑事法律规范而言,体现正义的内容太多太多,笔者仅就随手拈来的几个侧面加以说明:其一,刑法废除了法外制裁。旧刑法时代,法外制裁的典型代表就是法律类推,由于法律类推具有扩张机能,一旦法外适用,刑及无辜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新刑法废除了曾经具有合法地位并适用了17年之久的类推制度,宣告了在法律明文规定以外定罪处刑制度的彻底终结,从而消除了在法律层面上最不能显示正义的司法制度。其二,刑法严格控制死刑。具体刑法规范所体现的对死刑的态度,无论是保留还是严格限制,都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性。保留死刑,既能表现刑事立法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报复来满足社会正义的精神,又能体现刑法对社会其他公众生命、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简言之,出于社会更高利益的需要,剥夺个别“害群之马”的生命权利,就是正义的体现。由于人人都有天赋之生存权,所以,我国刑法规范所表现的对死刑的严格限制,体现了立法者诱导社会公众尊重生命权的正义导向。人人都需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亦需尊重他人的生命,即非到必要时,决不随便剥夺一个哪怕是犯罪分子的生命权,所以,刑事立法取消了有关未成年的死刑条款,重新回收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严格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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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汪建成.公正——法治的核心(J).法学评论,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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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英)勒内·达维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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