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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关于中国反腐倡廉的几点思考
【英文标题】 Reflections on the Anti—corruption and the Initiation of an Honest and Clean Govemment in China
【作者】 宋振国【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腐败现象 社会根源 反腐倡廉 对策研究 前景分析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5
【页码】 9
【摘要】

腐败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痼疾,中国现在仍然存在滋生和蔓延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处于腐败案件的高发频发时期,腐败现象确有其普遍性、严重性、顽固性和极大危害性。中国共产党是反腐败的社会中坚力量,反腐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反腐致的力度尚未遏制住腐败现象增长的速度,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现在的关键是要逐步建立一套强有力的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制,包括法制、监督、教育、物质保障等方面,使反腐倡廉沿着“依法治国”的轨道健康、有序地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81    
  一、腐败现象是人类杜会的痼疾
  1.腐败现象的含义
  广义的腐败现象是指某种社会制度及其某一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处于全面的衰退腐朽之中,形成整个社会的腐败。狭义的腐败现象是指政治的腐败、政权的腐败或腐败现象侵入政权之中。为什么人类社会会产生腐败现象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从本质上讲,腐败现象是私有制,特别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影响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公共权力。但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得温饱,没有剩余,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私有观念。当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氏族酋长主要是靠人们自发尊敬,靠生活习惯来进行管理的。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有了剩余,有了私有财产,有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于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如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等也逐渐产生和形成,当用合法形式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就采取不正当的非法的形式去攫取,这就是腐败现象。私有制是腐败现象的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及其影响是腐败现象的阶级根源。
  第二,腐败现象的产生与社会公共权力的特点也有一定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公共权力来进行管理,否则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社会公共权力又需要一定的权威,否则就很难治理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公共权力一般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来行使的,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应当看到,社会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既可作好事也可作坏事,既可为公也可谋私,关键在于掌权人,如果掌权人以权谋私,社会公共权力就脱离了其本来的轨道而发生“异化”,因此,腐败现象是社会公共权力发生“异化”的产物。
  2.中国的腐败现象“竟与史同寿”。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国家,也是腐败现象比较典型的国家。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经说过:“贪污这一现象,假如我们肯细心翻阅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使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同寿。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1]
  据《尚书》记载,尧舜时代,缙云氏部落的首领因太贪婪,被称为“飨飨”(野兽),至今我们仍把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称为“飨飨之徒”。[2]又记,舜的大臣菱的儿子伯封,因贪得无厌,被称为“封逐”,即叫做封的大猪。[3]
  春秋时代,孔子出游,路过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见一老妇人痛哭,问其故,妇人答:“父亲被老虎吃掉,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天儿子又被老虎吃掉,能不伤心吗?”孔子问,何不离开此处,妇人说“这里没有贪官污吏呀!”孔子感慨地说“苛政猛于虎”。[4]
  战国时代,韩非子曾说到当时的贪官污吏更是“以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5]元代典籍《册府元龟》记载,从秦至五代,有名有姓,位高权重的贪贿之官460余名。[6]宋代著名清官包拯称当时“黩贷暴政,十有六七”。[7]宋末“廉政十一,贪吏十九。”[8]元代“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9]明代“民有三金纳赋,(社稷)不能得一金”。[10]清初人林起龙则说:“今贪官污吏遍天下。”[11]至于晚清、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贪污之风更甚。
  3.当今世界,遏制腐败已成为各国政坛的共同课题。
  在发达国家,腐败现象屡见不鲜。美国有:1972年尼克松总统夫人的珠宝丑闻;1973年副总统阿格纽因偷税丑闻遭弹劾;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被迫下台;80年代里根总统被“伊朗门”事件弄得狼狈不堪;1989年国会议长赖特因舞弊被迫下台;1993年开始克林顿总统被白水门案长期困扰,1998年又因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而闹得体面扫地。
  日本有:1976年洛克希德案发,田中角荣首相因受贿5亿日元(约330万美元)而最终被判四年刑役;1989年利库路特案发,揭露出政府官员通过购买后门股票而发财,涉及竹下登首相约180万美元,中曾根前首相约120万美元,宫泽喜一副首相兼藏相约100万美元,另涉及高级官吏50多人,各界知名人士130多人;1993年,佐川快件公司案发,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实权人物金丸信因受贿5亿日元(约380万美元)而被审。不久,刚上任54天的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因桃色丑闻被迫下台;1994年以“廉洁首相”自称的细川护熙仅执政8个月也因涉及购买后门股票100万美元而被迫下台。
  在意大利,自1992年开展反腐败、反黑手党运动以来,已先后有四任总理因腐败问题被审,即克拉克西、拉福尼、安德利奥蒂和贝卢斯科尼,涉及各级政府官员约4000多人,这些贪污大案震动了意大利全国和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被称之为“世纪性审判”。
  在广大不发达国家,腐败现象更普遍、更严重,表现形式更加直接。
  韩国在90年代同时审判两名前总统,被称为“东方世纪审判”。前总统全斗焕从本人、夫人、弟弟、侄儿到岳父、岳丈叔、内弟、内侄等“全家营私舞弊”,被判无期徒刑;另一前总统卢泰愚除政治案件外,仅非法占有政治资金即达6.54亿美元,被判17年刑役。当时任总统的金泳三赦免了两名前任的刑役,但不久,他的第三子金贤哲也因受贿而被判刑三年。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位20年,侵吞、挥霍国家资产数十亿美元,1982年被赶下台,客死异乡,其案件至今未了。1993年巴西总统科洛尔因受贿470万美元而被送上审判台,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挪用公款约2000万美元而被迫下台。19%年,在位33年的扎伊尔(现改名为民主刚果)总统蒙博托被迫离任出逃;1997年,在位33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被迫下台,均与腐败现象有直接关系。
  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更使我们痛心疾首,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使一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被颠覆,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但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脱离群众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生活上的奢侈和家族统治,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洛夫的飞扬跋扈和贪赃枉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总之,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有幸参加了1995年10月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这次会议有90多个国家9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副议长级代表5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和正副部长级代表96人,还有国际知名的侦察专家、学者等,会议气氛之热烈,对腐败现象之关注,对腐败原因之深刻分析,对反腐举措的研究,包括对成立国际反腐败组织的热望,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以说,是各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反腐倡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各国政坛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中国共产党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1921年,就其理论纲领而言:其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当然也没有腐败现象、人们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尚精神生活的理想社会。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总之,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科学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人生价值观。因此,腐败现象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宗旨、指导思想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可以说,共产党是腐败现象的对立物,是反腐败的社会中坚力量。
  就其近80年的历史实践来说,中国共产党和腐败现象的较量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最反动最腐败的政治力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生死搏斗,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正确路线、铁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如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三大作风等。而对于共产党内、人民军队内和革命干部队伍内部的个别腐败分子则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斗争,直至清除和严惩。这里仅举几例:
  1937年,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军民的大案: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团长黄克功和女青年刘茜谈恋爱,因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上。对此,军民议论纷纷,按照红军纪律和边区法律,应予严惩,边区法院决定判其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开宣布这封信的内容,信的文字不长,但含义深邃,全录如下:
  雷经天同志: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12]
  另一例子是1940年的肖玉壁案。肖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成员,据说身上多处受伤,曾在后方医院治疗,时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视察医院时,出于对多次负伤的红军战士的关怀和无限深情,坚决把自己的一点特殊供应——每日半斤奶转给肖玉壁以增加营养。后肖出院转业到靖边县任税务主任,但蜕化变质,把边区非常紧张的粮、油卖给企图饿死、困死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队,并贪污银元3000元,事发后他到毛泽东处请求从轻发落,但毛泽东对其毫不留情,最后肖玉壁受到应有的严惩。
  另一例子也值得一提,1944年在抗日陪都―重庆工作的著名学者、党外人士郭沫若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写了著名学术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以历史借鉴来提示国民党领导人,但并未引起重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后,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干部必读的整风文件,与马恩列斯著作一起供各级干部学习,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
  自中共成立以来,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较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日益不得人心;共产党路线正确,清正廉洁,越来越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拥护。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革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廉洁政治战胜腐败政治的重要标志。
  第二阶段,1949年~1957年。对于人民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政权,对腐败采取什么态度,中共领导人早有筹谋。1945年7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看到边区一派生机勃勃,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照,预感中国的未来是共产党的天下,于是就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吗?”对此,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任之先生,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3]
  1949年3月,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由农村转入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4]
  建国以后,在千孔百疮、百废待兴的条件下,中共和人民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采取了雷厉风行、除恶务尽的坚决态度。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在一日之内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共224座,收容妓女1268人,逮捕老鸨424名,使延续千年的娼妓制度倾刻覆灭。1952年2月,全国开展禁毒斗争,一个月内抓捕毒犯8万余人,处死毒枭800多人,对2000万吸毒者强制戒毒,使肆虐100多年的毒患很快绝迹。
  针对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1952年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严肃查处了一些大要案,其中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影响最大。刘、张均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有过光荣的历史,解放后分别任天津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但进城不到3年,蜕化变质,分别贪污水利款、优抚款、救灾款等各14亿元(旧币),案发后中央决定严惩,但原来和其一起工作的一些老党员、老贫农只知其光荣历史,不知其贪污腐败的严重性,进京讲情,毛泽东坚持不讲情面,主张给予严惩。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也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5]
  三反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刘、张贪污案的处理,对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应该客观地承认,建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上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下至一般干部,绝大多数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当时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较好,党政的威信高,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60年代曾访问过中国,到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住处采访,他写道:“我认为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是说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时所用的‘铺张浪费’一词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曾经过集体生活在食堂里吃饭达20多年之久。他们该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但是,他们每天仍然工作12至15小时,过着相对来说简朴的生活。”[16]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平的。
  第三阶段,1957~1978年。5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更加卖力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苏联领导人出现全盘否定斯大林等错误倾向,我国国内和党内,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思想上离开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正确原则,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政治上错误估计了形势,对社会阴暗面估计得过分严重,从而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并且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本来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用民主来防止腐败的总设想,这原本是很积极很正确的想法,但在如何运用民主、实现民主的问题上,1957年他又提出了“大民主”的概念,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并且载人1975年的宪法,这种大民主完全离开社会主义法制,靠领导人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来清除社会的阴暗面。故而有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0年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1963年的城乡四清运动,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曾认为,过去的城市运动、农村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可以自上而下地普遍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就毛泽东的初衷来说,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揭露社会阴暗面等等,确实有反对腐败、反对蜕化变质的一面,但其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因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并且直接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政治上篡党夺权、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骄奢淫逸的典型代表。毛泽东的晚年,对于他亲自发动的这些运动也无法控制,带着沉重的思考而辞世,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
  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这2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期。通过打击经济犯罪、反对特殊化、反对官倒、查办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堵塞腐败现象的源头等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恶性发展,大大减轻了腐败现象的恶劣影响和巨大损失。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反腐败斗争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对今后的斗争有深远的影响。
  但同时要看到,腐败现象是几千年的社会痼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还存在着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现在我国还处于腐败现象高发频发时期。我们正在形成一套反腐败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但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的强有力机制。我们的反腐败的举措还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现象的滋长,反腐败的力度还跟不上腐败现象增长的速度。因此,如何认识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特点、危害和社会根源,制定出一套反腐败的有效机制,仍然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特点和严重危害
  应该正视,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普遍的,在某些领域、某些部门和单位是严重的,是腐败现象高发频发和泛滥成灾的时期,这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简要而论,当前腐败现象有如下几个特点:
  (1)经济案件上升,金额越来越大。1957—1967年,每年因贪污立案约2000—3000件;1976—1996年,每年仅侦破达1000件以上,未立案,或立案未破的远不止此数。在1996年仅金融系统查处的8000件案例中,80%的都是万元,有些是百万、千万元,个别诈骗、非法集资达亿元以上。
  (2)领导层案件明显增多,层次升高。过去县处级干部贪污案就有很大影响。刘青山、张子善案是地市级领导干部犯案,震动全国。现在县级、地级干部犯罪案件屡见不鲜,省级直至中央级领导干部犯案也明显多于过去。据中共十五大中央纪委报告统计,在1992—1997年的5年中,党纪政纪处分共立案73万件,处分66万人,开除党籍12万人,刑事处分3.7万人,其中处级2万多人,司局级1673人,省部级78人。特别是1995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陈希同,经查实,接受贵重礼品未交公价值55.5万元,私建别墅耗资3521万元,挥霍服务费242万元,吃喝花掉105万元,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刑16年,这是建国后因经济犯罪被判刑的最高职务的领导干部,是严重腐败现象的典型案例。
  (3)群体作案比较普遍。如北京市有陈希同、王宝森(原常务副市长)、铁瑛(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志诚(原副市长)四名原市领导人和多名亲属、秘书相互串通,共同作案。首钢的周北方、管志诚贪污受贿案也是一个团伙。泰安市原市委常委、公安局长胡建学贪污案,涉及5名地厅级干部和多名县处级干部。陕西省民政厅贪污案有三名厅长全部参与,并涉及8名处级干部。广东省英德县公安局长张文列贪污案,涉及科级干部60人,一般干部221人。1999年结案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涉及原市委书记、副市长、海关关长、税务局副局长等多名各市局领导干部。
  (4)胆大包天、顶风作案现象比较严重。如1991年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北京钢厂党委书记管志诚因贪污150万元被处决,但两个月后,他的继任者杨立宇即受贿7000元,以后又先后受贿150万元因而被捕。1995年,贵州省原计委副主任、国际信托公司总经理闫健宏因受贿罪被判死刑,但不久,他的继任者向明序又因受贿被捕。这种利令智昏、胆大妄为的顶风犯罪;集中反映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5)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富了和尚穷了庙”。据90年代初统计,我国国有资产总计约5万亿元,而每年以500亿元的速度在大量流失,原因很多,其中被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所侵吞、挥霍,通过各种歪门邪道化公为私也是重要原因。如1996年外逃菲律宾的原武汉长江动力集团董事长于志安把5000万美元转入国外,叛逃时还带走50万美元。原黑龙江省石油公司总经理刘佐卿也是向国外转移大批资金,然后带一家8口外逃。一些企业事业单位,通过各种名义办了几十个公司,所用所占资金、物品均是国有资产,但最终往往是亏损倒闭,国有资产化为乌有,但承办人却大发横财,实际上就是国有财产流入了私人的腰包。
  (6)一些新的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相当突出。如金融、证券、期货、股票、信息、房地产、高科技产业等。1996年仅金融系统涉及100万元以上的大案就有15件,涉及1000万元的大案有19件,涉及各银行支行的行长、经理就达188人。
  (7)腐败现象由经济部门正在向党、政、军、政法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蔓延。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的恶性案件屡屡发生,司法部门的腐败、吏制的腐败是更严重的腐败,对政权的危害性最大,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9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党政军、武警、公检法机关一律不准经营经济实体,一律不准经商,在年底前一律脱勾,反映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8)道德败坏、被色情拉下水的公职人员增多。据统计,1995年上海因道德败坏而受党纪处分的干部237人,其中136人是嫖娼。在1996年纪委监察部门查办的道德败坏案件共计1.5万件,比1995年增加11%。一些高级干部如陈希同、王宝森、倪献策、沙比尔、向明序等都是被色情拉下水,或与色情有重大联系。某市一代表团到香港,一星期内全军覆没,港人评论:“大陆的官员一进了香港,就像多年的和尚下了山。”
  (9)一些有“著名的先进模范人物”光环的人物的腐败案件比较突出。因为这些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以为有了政治资本和保护伞,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如80年代以来先后有大邱庄商贸集团董事长禹作敏、武汉市长江动力公司董事长于长安、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黑龙江省石油公司总经理刘佐卿、吉林省工会副主席蒋景文、甘肃省机械厅厅长李连维等等。
  (10)腐败案件的数量和涉及的金额“黑数”很大。从腐败现象普遍和严重程度看,从群众的强烈反映看,现在已揭发的、已立案的、已判决的腐败案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尚未揭发、尚未立案、尚未判决的案件远不止此数,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确有其普遍性、严重性和顽固性,并且给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1.在经济领域,腐败现象是一种严重的腐蚀剂,造成经济活动的腐败运行,严重干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使改革脱离正确轨道而变形变味。如“优化组合”本来是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举措,但由于裙带风、人情风和各种关系网的干扰,一些企业变成了“亲化组合”。
  2.在思想战线上,腐败现象毒化社会空气,败坏社会道德和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干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党政军、公检法、组织人事部门的腐败造成吏制的腐败,对国家的安危影响更大。
  3.政治上,腐败现象败坏党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信誉,引起人民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破坏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引发社会政局不稳和严重动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强调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四、我国腐败现象的杜会根源
  1.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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