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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公法上不当得利研究
【英文标题】 On the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s【作者】 汪厚冬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公法债权;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
【英文关键词】 creditor rights in public laws;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right of claim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2)02-0044-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44
【摘要】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上原因。在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与财产法上的衡平原理均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存在的法学基础。公法上不当得利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类,但按请求权分类已成为习惯,可将其分为相对人向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请求、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请求与机关间相互请求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公法规范中均有所体现。
【英文摘要】 The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s refers to transfer of property for lack of legal causality in the regime of public laws,where one party is unjustly enriched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and an obligation to make restitution arises. The criteria for judgment are public law relations,transfer of property and the lack of legal causality. In our country,the jurisprudence lies in th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nstitution,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and equitable principles in property law. Though there are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on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s,the customary one is by right of claim,that is,claims made to the State or othe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by counterparties,claims made to counterparties by the State or othe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and claims made by and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ll these types have been regulated by public laws in our count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881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放松管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主旨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因此,“福利国家、保护国家、助长行政、给付行政等新颖之国家目的观及行政作用论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数之增繁交涉,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日形迫切”。[1]随着现代国家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活动方式日趋多样化,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已完全冲破传统高权行政藩篱。除传统单方命令型行政行为之外,行政合同、行政合作与公私伙伴等一系列以私法方式完成的行政任务已广泛存在,如在环境、公用事业、教育等诸多领域出现了私人或私法组织承担行政供给任务,这给传统行政法尤其是公私法二元论下的行政法学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德国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行政私法”这一理论概念,试图以此扩大行政法的研究范围,强调对行政权的统治与拘束。[2]在行政私法体系中,公法之债尤其值得关注,在公法之债之下,不当得利制度具有引领合法与恢复正义的属性,且在私法中历史最为永久,“在民法债权法中,很少有一个制度,像不当得利那样源远流长,历经二千多年的演变,仍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的影响”。[3]而目前在我国,公法上不当得利不仅未在法律上获得正名,而且在理论研究上几乎处于空白地带,公法上不当得利可以探讨的问题较多,但由于篇幅所致,在此笔者仅对公法上不当得利作初步研究,以期引起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公法学界的关注。
  一、公法上不当得利发源地(联邦德国)概述
  公法上不当得利也称为公法上返还请求权(offentlich-rechtlichen Erstattungsanspriich),其最早是在1949年后由联邦德国彼邦学与行政法院发展出的国家责任中的一项制度,其在原始概念上是指一种以恢复原状(naturale Wiedergutmachung)为目的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行政法体系中属于广义的国家责任(Staatshaffung im weitensinne)体系中的一个制度。[4]但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仍然是德国国家责任体系中的两个核心内容,而公法上不当得利与其最大的功能差异在于:调整公法领域内因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物变动,从而使其回复合法的状态。在此意义上说,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具有较为相同的功能: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货转移与保护财货的归属。[5]然而,在公法关系中,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财产的变动为何需创设所谓的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予以调准,以回复合法状态呢?对于这个疑问,德国学界通常认为,这是法治国原则中依法行政原则的表现。根据德国联邦宪法精神要求,公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与法治国的要求,对于无法律上的原因而造成的财产变动,自需公法上创设某种制度予以调整,以回归合法状态。其次,在现代福利国家,国家与人民之间时常发生财物变动关系,如人民纳税缴费、国家给付行为等。除此之外,地方各级自治机关之间也常发生财物变动关系,如在联邦之内不同州之间因公法事物委托而发生的财物变动,这在现代法治国家内已成为常事,但无论是国家与人民之间发生钱财变动关系,还是自治机关之间发生财物变动关系,均有瑕疵发生的余地,为此,在法治国背景下需要一项制度来规范不当财物变动以使之适法,而公法上不当得利即为最佳的公法财产关系的调节器。
  正因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公法学界与实务上发展出一项不成文的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不过,随着法治国理论不断发展与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联邦德国若干法律已逐渐明文规定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甚至直接规定其独立的构成要件,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属1996年《德国联邦程序法》第49a条中增加的关于公民与行政主体的关系,一般被德国学界认为是“一般行政程序法的返还请求权终于在行政法上得到最终承认”。[6]但在德国,这些具有实定法基础的公法不当得利制度因其具有优先适用的特别法性质,因此常被学界称为特殊法上的不当得利(spez-ielle offentlich-rechtlichen Erstattungsanspruch );至于其他未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范的领域,则仍适用历史上学说与实务所发展出来的不成文的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因其具有补充适用一般法的特征,所以在德国一般称之为一般公法上不当得利(allgemeiner offentlich-rechtlichen Erstattungsanspruch)来区别说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顺序关系。但对于两者间的差异,仅在优先适用特殊公法上不当得利,其他几乎没有区别。正如德国著名公法学家Battis所言:“所谓的各种特殊公法上不当得利,其实只是同一公法上不当得利的类型化与成文化而已,彼此间的差异毋庸过度言待。”[7]然而,正是德国法治中所谓的一般公法上相较于特殊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因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均欠缺特殊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明文规定,而取决于学说与实务的发展,故一般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本身就好像一个万花筒,具有开放与变动的潜能。换句话说,现代德国法上的一般不当得利与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相互影响,重新修正与补充发展,而逐渐与各种特殊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相靠近,其不断接近的结果就是各种特殊公法上的不当得利所汲取的共通原理与原则即成为所谓一般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二、公法上不当得利之法学基础
  (一)宪法的“眷念”—财产权
  “无恒产则无恒心”,财产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物质保障。在现代宪政社会里,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均受到宪法的保护,但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状态之下,私人财产权相较于公共财产权应受优先保障,主要原因在于,公民个人较国家而言处于弱小地位易受强者的欺凌;同时公民的财产权“绝非仅仅是一种公民权利,它还是反抗国家政治压抑的一种防卫工具”。[8]因此,公民的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与宪政制度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密切相关。作为西方宪政基本制度的议会制度产生于中世纪英国,以《自由大宪章》为代表,是作为以捍卫私有财产权为目的的权力机构而出现的。议会主权的确立,就是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宪法和政治制度中的确立。而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也构成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法的核心内容。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公民私人财产权的重要性,特别是财产权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和保护的意识愈加深入人心,促使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对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作了明确规定,即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公法上不当得利尤其是相对人与行政主体间不当得利情形主要是调整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无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的一项制度,其自然与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存在关联。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因错误行为(包括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而侵犯公民财产权时,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为公民提供了权利救济的通道,所以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意旨,就成为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宪法依据之一。
  在现代社会,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效能,行政机关的公共财产保障也不应被忽视,行政权存在与运作需要丰富的行政资源作为支撑,“国家和所有其他企业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任务是自我设定的),它需要各种资源(Montemartini 1900 ; Auster和Silver1979) ”[9]当一国的行政权系统控制较多的行政资源时,其行政权行使就相对容易,而行政权系统控制的行政资源不足时,其行政权行使的方便程度就相对弱些;一个行政部门或行政单位若有较多的行政资源支配力量,其行政权有效性要强些,反之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行政组织的行政资源主要表现为人、财、物,其中财与物等公共财产是行政资源中的核心内容,但为了让行政资源的效用达至最优,世界各国对公共财产的分配、管理与使用等均予以严格的规范,如我国各级财政部门颁布种类繁多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规范即为典型。具而言之,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管理纳人社会公共财产范围的公共财产资源时,较易出现政府代理失灵的现象,以致经济学家对社会公共财产的管理发出了强烈的感叹,即“属于每个人的财产,是不受保护的财产”,[10]所以必须对公共财产中社会公共财产予以特殊保护,以落实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公法上不当得利正是调整那些在公法关系中因无法律原因而致财产发生变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其自然涉及社会公共财产的分配问题,即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给行政机关在社会公共财产不当分配的情况下,为恢复社会公共财产原有状态指明了方向。总之,基于保障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尤其是保障公共财产合法有序配置和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相关规定,也成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在宪法上的又一法学基础。
  (二)行政法的“使命”—依法行政
  行政法系对行政加以规定之法,[11]行政权是行政法的核心概念,而现代行政法的终极目标则是借“驯服”行政权去保障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因此,依法行政已是当代政府普遍奉行的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准则。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其目标是让政府的权力全方位纳入法治的轨道建设法治政府,现代法治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有限政府、善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其中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对权力行使的后果负责,是对政府权力运用结果的诠释。现代民主政治是典型的责任政治,有权力必有责任几成定律。权力与责任如影随形,权利与救济相伴而生—这是法治国家的真实图景,也是行政民主与行政专制的分水岭。既然政府是依据法律的授权而行使国家权力,那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忠诚地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否则,政府的行政权力就会变得肆无忌惮,甚至异化为政府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所以现今世界法治发达之国均规定政府需对权力行使的后果负责。因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故在理论上一般将政府违法行使权力所需承担责任称之为国家责任。然而在行政法治发达的德国,学界习惯于将“国家责任(Staatshaftung)”称为“结果除去请求权(Folgenbeseitiugungsanspruch, FBA) ”。国家责任(Staatshaffung)在德国是一个概念轮廓非常模糊的法学术语,公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内容体系复杂。尽管如此,聪明的德国公法学者仍不厌其烦地研究与整理公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并归纳总结出一些具体的制度,其包括返还请求权的结果除去请求权、针对事实行为要求回复原状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具有损害填补功能之结果除去请求权、回复原状请求权下位概念之结果除去请求权、结果补偿请求权与结果赔偿请求权等。[12]其中返还请求权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就是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另类表达。
  在我国,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人《宪法修正案》之中,我国的治国方略在法律价值层面上已经完成了由“工具主义”向“法治”的转变,尤其是包括行政法在内的公法功能重点由“治民”转向“治吏”,相继出台与修订了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如《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与《国家赔偿法》等,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全面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强调行政权力与利益彻底脱钩与行政责任紧密挂钩,要求我国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目前已形成多元政府承担法律责任(宪法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形式。[13]但对于在公法关系中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因无法律原因而导致的财产变动如何让其恢复适法状态,理论未能及时作出回应,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该问题就是一块急需开拓的“沃土”,而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研究就是最佳的开拓者。
  (三)财产法的“期盼”—衡平思想
  传统财产法(property)一词是在私法意义上的使用,它所调整的是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因此,所谓财产法,一般主要指的是“私有财产法”,但“财产法主要调整的是主体与主体间如何分配和处置有价值资源关系的法律”,[14]只要发生涉及如何分配和处置有价值资源的关系便是财产法的调整空间,因此,我们不能人为地将财产法限定在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同样有财产法的存在,只不过公法领域的财产法规制的是纵向财产关系,保障私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只有将私法财产法与公法财产法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反映现代财产法的面貌。
  在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财产法中,民法不当得利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仍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中,衡平思想居于重要地位。罗马法学家Pomponius提出不得损人利己的格言,因其体现了人类公平理念,不但成为17、18世纪自然法关于不当得利的理论依据,也是现代法学者灵感的来源。[15]就现代民法整体而言,乃以衡平价值为其普遍的价值追求,在民法中以衡平思想为主导的公平价值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指南,是民法的活灵魂,诚如徐国栋先生所言:“公平是民法的精神,尽管民法的各种规定千头万绪,复杂万端,如果要对其作一言以蔽之的说明,必须用得着‘公平’二字。舍却公平,民法将不成民法”。[16]在公法财产法体系中,公法债权法归之于其中本无可厚非,但对于公法债权法的体系现今仍无法确定。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按发生行政法债权债务关系的原因,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种:(1)行政处分(行政行为),例如:因下命令交付物品而发生公法上寄托关系;因许可而发生公共实施之公法上利用关系或公法上辅助关系。(2)单方的行政法上意思表示,如债之承认。(3)行政契约。(4)公法上无因管理。(5)公法上不当得利。(6)行政主体对于违法失职之公务员依法享有之损害赔偿请求权。(7)符合法律规定之债务发生关系者,如税收债务关系。[17]据此,公法上不当得利属于公法债权法体系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公法财产法“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公法上不当得利在请求权上表现为返还请求权类型之一,德国通说认为,返还请求权依据既不是专门的法律规定,也不是《民法典》第812条以下规定的援用,而是从该法律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专门法律制度:与法律状态不一致的财产状态应当予以补救。[18]也就是说,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功能是补救不正当的财产转移,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以调节财产变动发生的不公平现象为目的”。[19]因此,公法上不当得利应归属于公法财产法体系下的公法债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矫正那些因欠缺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使得行政主体与公民间恢复原有衡平从而实现矫正正义。此外,在德国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中,存在若干基于衡平法理而发生的所谓衡平决定(Billigkeitsentscheidung ),即为了补救公法上返还请求权制度化的缺陷,允许行政机关在不当得利个案中对返还义务人的经济能力、社会状况以及给付机关本身是否有过失等因素而裁量决定是否免除全部或部分返还义务人的返还责任甚至返还义务人的返还方式,以实现个案正义。总之,无论在法律上设计民法上不当得利还是公法上不当得利均隐喻出财产法对衡平的期盼,而不当得利制度正是对于财产法上无法一切圆满解决的事情,承担调节器的作用。
  三、公法上不当得利之构成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从其概念上而言,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与民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或重合之处,但也有其独特的要素。在此笔者认为,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欠缺法律上的原因。
  (一)公法关系—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的主要区别
  公法关系是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制度差异的关键所在,这一要件也是决定民法不当得利的法律规范不能完全类推适用至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原因之所在。[20]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在法律规范上而言,以《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为依据,即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中没有合法根据,如何将财产上的变动归因于公法抑或私法以区别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成为一项难题。虽然有学者认为,公法上不当得利需发生财产关系的变动,基于公法关系而生者,如发生公法上返还请求权。如非基于公法关系而生者,则为民法上不当得利返还问题。[21]但何谓公法关系?判断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准确标准何在?在当下私法遁入公法的时代,准确判断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有时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努力。[22]但笔者认为,基于现有理论与实践,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区分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范围内的财产变动或造成财产变动行为的法律性质:
  第一,如果财产变动存在合法原因,则应以该原因判断财产变动是公法上抑或私法上的财产变动关系。若依据公法规范、公法行为、公法契约等公法依据而发生的财产变动,则属于公法上财产变动关系则毫无疑义。倘若财产变动之基础自然无效或事后被撤销等,致财产变动依据丧失,从而致财产发生变动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则应为公法上不当得利。若依相关公法规范或其他公法依据,行政机关因过失而误给相对人的财物行为,如低保人员已有固定收入且已不符合低保要求,而民政部门仍发给其低保金,亦具有公法上关联性,均应认为是公法上不当得利。
  第二,若财产变动无原因,则可从财产变动的假设原因上考量财产变动是因何种拘束力(责任)而发生,据以判断其具公法抑或私法性质。所以若系为履行公法义务而进行给付行为则应属于公法上不当得利发生范畴,反之亦然。
  第三,若因其他方式而致财产发生变动,判断其是否具有公法性质,应考量得利者与失利者间的法律关系,如因行政机关错误征用土地行为而致公民财产受损,因其为公权力行使所致,理应具有公法性质从而发生公法上不当得利。
  (二)财产变动
  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发生,虽然是两个权利义务主体(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机关与机关)之间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损害,此如同民法上的不当发生三人关系之复杂问题。[23]显然在公法上不当得利不仅发生三人关系的问题,甚至更为复杂。如行政主体作出核准对农民的良种补贴发放行为,然而在当下部分省份的实践却是,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划拨种粮补贴至种粮农户个人的银行账户(主要由农村信用合作社代为发放),由此种粮农民与其个人账户所在的银行之间即产生所谓的存款合同关系,倘若后来省级财政部门发现其良种直补发放对象有误,因而主动撤销原良种直补行为,对于所受损失,农民究竟该依何法向何者主张其权利?
  因民法学界一般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其中所谓给付,是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24]然而,公法上不当得利可因给付而发生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可否存在因给付外的事由而发生公法上不当得利?对此,在联邦德国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必须在得利者与失利者之间存在真实(tatsachliches)或假设(vermeintli-ches)的公法上给付关系,如果欠缺这种给付关系,则均应属民法上不当得利,因此,在公法上不当得利并无非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而反对者认为,上述观点可能将那些属于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事项强加于民法规定而有所不妥。因此,非给付而受利益的情形,如其所提供的利益通常是有公法性质,或无法律原因而致财产变动的当事人间居于公法关系的地位,亦可成为公法上不当得利。[25]基于公法上不当得利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判断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等因素考量,[26]笔者认为,即使在法律规定之外,仍可存在因给付外的事由而发生公法上不当得利。此外,该要件中的财产,其常见客体为金钱、债权以及其他有财产价值的物,如债券、节省费用以及节省的支出(ersparte Aufwendung)等。例如,行政主体免除公民的纳税义务,如因无法律上的原因而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其客体为公民原本因免除纳税义务而减少的金钱支出。
  (三)欠缺法律上的原因
  财产的变动,须无法律上的原因(ohne Rechtsgrund),始发生公法上返还请求权。[27]但对于无法律上原因的含义如何进行类型化概括,在民法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论,大致分为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但通说是非统一说,即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当得利有其存在的不同基础,应当区别不当得利的具体情形以及其他不当得利的类型,分别说明无法律上原因的意义。[28]而对于公法上无法律原因的含义,笔者认为也应采非统一说。现代行政行为方式日趋复杂多样,若一味刻意地追求所谓“统一说”,结果可能导致与公法上不当得利设立初衷的背离,公法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欠缺法律原因,可能为自始无法律原因,如基于无效行政行为或行政契约等所为给付;也可能为事后法律原因消减,如原授益行政行为被撤销、废止而失效情形。目前这两种欠缺法律原因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均有体现,如《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的行政许可的法定撤销情形,以及第79条“隐喻”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自始无效等。但有争议的是,对于授益附款行政行为中因当事人未按附款履行相关的负担义务而导致给付行为违反行政行为目的是否应归属于欠缺法律原因?对于这一争议,目前在德国的通说是持肯定意见,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项中已明确规定,依法律行为之内容,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不发生属于德国民法上的无法律原因类型之一,这就是德国民法不当得利理论中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Zweckverfehlung)理论,德国学者将其类推于公法上不当得利。对于该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大部分学者对联邦德国通说均持肯定态度,并认为若当事人未能及时履行行政行为所附条件或未在限定的期限内负担某种行为,行政机关应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条的规定,以一般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受领人予以返还。[29]我国目前对附款行政行为研究较为薄弱,但笔者认为,在现代法治国,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其给付职能的同时给公民设置各种附款义务本也无可厚非,但若行政机关设置的附款过度偏离给付目的,那么其可能与依法行政目的发生背离,因此在授益性附款行政行为中,公民未依附款履行相关负担义务,需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其是否为欠缺法律原因。具言之,对于那些既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又符合给付目的的附款,若公民未按附款而负担义务则可认为属欠缺法律原因;而对于那些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给付目的偏离太大的附款,若公民未按附款负担义务则绝不可将其视为欠缺法律原因。
  四、公法上不当得利类型化解说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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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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