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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与例外
【英文标题】 On The Rules And Exceptions Of “Pro Defendente At Unsettled Points”
【作者】 吴学斌【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存疑 案件事实 择一认定 未必故意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6
【页码】 65
【摘要】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是司法文明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案件中只要有疑问,就必然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存疑”只是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合理疑问。择一认定和未必的故意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例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606    
  一、一种危险的解读
  “司法文明”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上镜率”非常高的字眼。不仅各类报刊、杂志大力提倡“司法文明”,而且司法人员也将“司法文明”挂在嘴边,身体力行。司法应该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将“司法文明”简单地理解为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不仅偏离了司法文明的方向,而且还会削弱法律的社会保护机能。“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但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原则,彰显其文明的内涵,去除危险的解读,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发源于古老的刑法格言。其基本的含义是:在对事实存在合理的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裁定。该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可能表现为多种情形:当事实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应该按照无罪来处理;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问时,应该认定为轻罪;就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情节;当无法确信某一犯罪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时,应当不再追诉。[1]
  在刑事诉讼中,与被告人个人相比,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侦查力量和便利的侦查手段。如果拥有强大侦查力量和便利的侦查手段尚不能使公安机关、检察院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收集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以形成案件事实,就应该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处理。这是由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和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所决定的。尽管这个原则可能要付出使极少数狡猾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代价,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和案件事实形成的一项重要原则,有着普遍的积极意义。
  刑事司法实践在裁判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接受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这一原则。但是,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部门以强调和保护被告人的权益作为一种时髦。因此,不管待决案件的疑问是来自法律还是事实,也不管这种疑问是否存在于法律所允许的空间,更不检讨这种疑问是否是一种合理的怀疑,司法裁判者草率地一律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这种危险的解读事实上已经削弱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刑法的公众认同感,放纵了犯罪。
  二、真实内涵的准确界定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并不是对每一个案件都必须无条件适用的“金律”。否则,《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存在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最大违反。在案件事实的形成中,“有利于被告人”的重要前提是在“存疑时”,这个前提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成立的根本和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只有在存疑时才能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但究竟何谓“存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其完整的内涵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疑”是指对案件事实存在着合理的疑问,而不是对法律的疑问。如果法律本身的内涵有疑问的话,它就承担不起定纷止争的职责。谁敢欺负我的人
  《刑法》的立法在文字表述上力求精练,在内容上却力求宽泛,这就使刑法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抽象的或者规范的语言来描述不法的类型。司法人员的才干就是结合现实的案例将具体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解释清楚,而不是动辄抱怨刑法的抽象性,怀疑刑法的明确性。换句话说,刑法不存在明不明确的疑问,而是司法者有没有能力使刑法明确的问题。
  第二,“存疑”是指对案件事实中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存在合理的疑问,而不是对任何事实有疑问。
  在证据制度的历史上,对于有疑问事实的认定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以及自由心证。笔者无意批判或赞扬哪一种制度更具有合理性,但证据制度的变迁至少说明了一点,即客观事实未必总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的。对于很多复杂疑难的案件,想要证明案件事实的每一个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司法人员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沮丧。
  案件事实形成的先决条件是,对于定罪有重要意义的事实都应该查实。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对于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仍然不能证实,不能将举证责任转嫁到被告人的身上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因此,在对判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尚存怀疑的情况下,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但在复杂疑难的案件中也经常存在着很多对于定罪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证实),就不应该曲解“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内涵,从而轻率地做出无罪或罪轻或从轻的决定。
  案例一:行为人甲为某族族长,因与邻村发生土地收益权的冲突,甲带领30多人与A村20多人相互斗殴,致使A村村民乙被人用乱刀砍死。
  法院认为,乙的死无法查清到底是谁砍了致命的一刀,因此,认为事实不清,所以对甲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法院的判决显然是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践踏。[2]
  在共同犯罪中,责任的承担采取的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所有的犯罪分子对他人的死亡都应该承担死亡的责任,而且,也不能说谁给了致命的一刀就必定是主犯,其余的则是从犯。这些事实也许永远都无法查清(也许犯罪嫌疑人自己也不知道),但这些未查清的事实对案件的定性没有根本的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将故意杀人罪按照故意伤害罪来处理,将本来应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减为5年。事实上,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对事实的证成也不是要求达到百分之百的证明程度。[3]
  第三,“存疑”是指对证据的合理怀疑,而不是无端猜疑或片面怀疑。“任何与人为的事务有关并且依赖于人为的证据的东西都容易存在可能的或想象中的怀疑。”[4]客观的证据只能证成一种可能,而证据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许多不同的假设。因此,只有存在合理怀疑的时候,才有做出有利于被告人裁判的理由。否则,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没有哪一个案件是可以没有假设意义上的“疑问”的。按照假设怀疑的推理,是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也不可能“铁定”一个案件的。
  所谓合理的怀疑,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备三个条件:(1)合理怀疑构成的依据是客观事实,而非随意猜测,换言之,提出怀疑是基于证据,而不是基于纯粹心理上的怀疑。(2)合理怀疑的判断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一般人的认识,所以,当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怀疑之后,要由法官根据一般人的观念、不带偏见地做出判断。只有被告人认为法官应当产生合理怀疑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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