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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美国量刑改革的源起、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借鉴
【作者】 崔仕绣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国家公派美国Oklahoma City University{联合培养博士生}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量刑改革;量刑酌处;量刑规范化;借鉴
【文章编码】 1674-9502(2020)01-011-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1
【摘要】

量刑规范化改革旨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促进量刑公开、公平和公正。美国逾80年的量刑改革实践,经历了由康复矫治主义向公正惩处过渡的刑罚功能的转向,以及法官量刑酌处权的僵硬固化、《联邦量刑指南》的强制性降格和量刑裁决饱受违宪质疑等低谷,卓有成效地限缩了法官的酌处权、促进了量刑均衡。应在客观正视美国量刑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司法改革发展规律,从领导机构建制、量刑规范与法官裁量权之协调和完善量刑程序等层面着手,探索深入推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可行性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760    
  

量刑偏差或量刑失衡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领域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其中,法官量刑酌处权的不当运用和量刑程序非透明化是导致类案不同判罚的主要原因,甚至诱发社会矛盾,影响司法权威。[1]相较之下,美国80余年的量刑改革经历了量刑结果愈趋公正均衡的“得”与饱受违宪质疑的“失”,深入探究美国量刑改革的产生背景、发展进程,客观正视当代美国量刑制度的经验价值,对我国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具有深远且实际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量刑改革的源起背景

众所周知,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赋予法官量刑酌处权来体现审判过程的自由裁量,从而提高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鉴于自由裁量权的宽泛或狭窄均易导致立法权旁落与量刑不均,因此,适度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现已成为美国刑事立法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一)量刑改革前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前,以康复矫治主义和刑罚个别化为主要特征的量刑格局流行于美国刑事司法领域。193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Sullivan v. Ashe案中指出:“鉴于被告人的犯罪前科表征其犯罪目的和倾向,均显著影响量刑结果,法官在裁量刑罚时,不仅要考虑被告人被控之罪行,还需综合考量行为人的特殊情境以及犯罪人的性格、习性。”[2]尔后在Williams v. New York案中再次强调,考虑犯罪人的特殊情境是实现“由惩罚向康复矫治过渡”(retribution to reformation and rehabilitation)[3]的量刑基本目的之必须,“时下盛行的现代刑罚哲学要求法官考察各类因素,广泛行使酌处权,以确保量刑结果契合各个罪犯的情况”[4]。康复主义量刑体系中的法官和假释官员视罪犯为病患,通过全面掌握的犯罪情境,广泛考察各种信息,“犹如医者从事临床诊断般” [5]为罪犯“对症下药”。同时,《联邦刑法》赋予法官宽泛的量刑酌处权,允许其展开司法调查,以获得被告人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犯罪前科、雇佣情况等信息,作出有利于罪犯康复目的的个性化量刑,帮助其回归社会。[6]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法官不仅被赋予泛化无度的量刑酌处权,其刑罚裁决还免受上诉复审的影响。

(二)康复矫治思想难堪社会重负

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法官酌处权的过度泛化和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情况的频现,刑事法学家们对康复矫治主义量刑模式的担忧加剧:一方面,法官量刑酌处权的恣意无度使得量刑结果难以预测;另一方面,个性化量刑的犯罪预防效果并不显著,犯罪率激增引发消极的社会评价。[7]美国量刑改革奠基者Marvin E. Frankel大法官指出,“传统量刑模式的症结在于缺乏指导量刑实践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文件”[8],这才使得“法官和假释官行使酌处权不受任何法律约束”[9]。为降低量刑偏差,刑事法学家们呼吁通过改革来修正“唯康复论”的量刑模式,以提高刑罚裁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国部分州率先拉开量刑改革序幕:明尼苏达州首开先河,于1978年颁布了指导量刑实践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废除了假释制度,还针对不同犯罪类别设置假定性量刑区间”[10],华盛顿州、宾夕法尼亚州、犹他州、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也紧随其后,试图通过设立州量刑机构、出台量刑指导规范来摆脱“极度自由化的不确定性量刑体制”[11]。尽管推行难度大、改革实际效果不显著,但各州司法部门的积极探索,加快了美国联邦层面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进程。

简言之,康复主义量刑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康复矫治为中心的差异性量刑,过分注重罪犯的再社会化和人权保障,法官被赋予高度泛化的酌处权,围绕“罪犯的康复潜能”[12]进行个别化量刑,量刑依据无需通过司法事实调查获取,量刑结果也不受上诉复审的约束。康复矫治色彩下的刑罚哲学功能备受推崇,使得各地量刑失衡现象日益严峻,一场联邦层面的颠覆性量刑改革迫在眉睫。

二、美国量刑改革的发展进程

(一)《量刑法案》的出台与《量刑指南》的颁布

为有效应对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促进量刑程序透明化、裁量结果均衡化,依照Frankel大法官的构想,美国国会于1984年通过《量刑改革法案》(The Sentencing Reform Act,以下简称“《量刑法案》”),并创设由司法部门及两党法律专家组成的美国量刑委员会(The Sentencing Commission,以下简称“委员会”),彻底重塑了美国联邦量刑制度,对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尤其是量刑改革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13]《量刑法案》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指导量刑实践:一方面,要求委员会颁布并定期修改《美国联邦量刑指南》(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以下简称“《量刑指南》”);另一方面,定期向议会提交量刑报告以及时调整联邦立法的转向。[14]此外,《量刑法案》还要求委员会针对联邦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和假释官员定期开展量刑培训,收集量刑信息并建立量刑研究数据库。国会创建委员会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首先,“当前散乱无序的实质性联邦刑法缺乏对犯罪行为严重性的分类,屡次挫败国会试图通过编纂法典以解决混乱的努力”[15],刑事司法领域亟需一部专业性量刑规范以指导实践;其次,量刑规范具有滞后性,需要众多专业法学研究者定期更新、调整和修改;最后,具有法律资质的制定者须隔绝任何政治立场以确保量刑规范的独立纯粹。[16]此外,为实现“准确、公正量刑和避免无根据量刑差异”[17]的目的,国会还要求委员会创设“内容详尽的《量刑指南》”以解决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量刑差异。通过设置层级清晰的量刑位阶以确保公平一致的刑罚裁量结果,并尽量限制被告人个体因素如经济状况、家庭因素、教育水平等对量刑结果的影响,通过缩减指南的区间范围以规范各个量刑幅度。[18]为积极响应国会限缩量刑酌处权之旨趣,初始量刑委员会随后颁布一系列量刑规范、政策声明,并于1987年正式颁布实施《量刑指南》。复杂程度史无前例的《量刑指南》立足服务量刑实践的根本立场,不仅兼顾美国判例法体系遵循先例的传统,更在统计和演算上万份判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前科历史、常见量刑因素和其他量刑情节(如罪犯个人情境、犯罪性质以及犯罪危害性等),以犯罪前科种类和罪行危害等级创制以月份为单位的二维监禁刑量刑位阶表[19],通过划分犯罪基准等级来确定准确的监禁刑期。自此,以确定性刑期为主要特征的强制性量刑指南时代正式到来。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概言之,《量刑法案》不仅体现了美国刑事司法领域量刑改革的核心要义,其字里行间还渗透着宏观层面限缩法官量刑酌处权的精髓。在委员会的统筹领导和《量刑指南》强劲的施行效用下,卓有成效地提升了量刑结果的合理性与一致性,促进量刑均衡,迎合了彼时民众量刑确定性的需求。正如Stevens大法官所言,“(康复主义量刑模式)差异化量刑体制所推崇的康复矫治思想和赋予法官肆意无度的酌处权,已逐渐被当下均衡量刑的诉求和惩处犯罪的客观利益所取代。”[20]

(二)司法事实调查引发违宪质疑

然而,强制性量刑指南的推行过程并不顺利。相反,《量刑指南》数字化、格式化的结构性缺陷持续暴露,导致监狱负荷过重。根据委员会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收监罪犯增长超600%,1984年至1990年,联邦重罪的平均量刑刑期由24个月增长至46个月,截至1993年,涨幅提高50%,刑期增长至66.9个月,刑期增长近3倍。[21]加之委员会收紧假释制度,要求被裁量监禁刑的罪犯至少服刑85%才可申请假释,导致监狱荷载过重、拥挤不堪,此外,监禁人数上升也并未带来犯罪率的下降。[22]

此外,法官行使酌处权开展司法事实调查也饱受争议。在强制性量刑指南时期,法官仅需通过“优势证据标准”[23]开展司法事实调查,即可确立增加被告刑期的特定事实,而不受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或陪审团事实裁判的限制,除非符合“偏离量刑”的特殊条件,法官原则上须严格依据《量刑指南》横轴区间表所划分的区间裁量刑罚。其中,偏离和差异量刑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实质性协助”[24]和“提交符合简易处置程序的认罪答辩”[25]。

此外,由法官的司法事实调查权衍生出的“相关行为”条款,要求法官量刑时,不仅要审查被告已被指控的罪行,还须全面考察被告人“未被正式指控或非被控犯罪行为”[26],共同作为量刑考察依据。法官的司法事实调查权被视为彼时“修正的实际犯罪系统”[27](“modified” real offense model)的重要支撑,是提升量刑准确性和可行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强制性量刑指南体系一方面“隐现着从康复矫治向正当惩处过渡的刑法哲学的转向”[28],一方面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和担忧。

2000年,美国Apprendi v. New Jersey案的量刑法官,根据优势证据查明被告人Apprendi具有“种族敌意”,因而裁量被告人超过指南建议最高刑期以上的12年监禁刑。[29]随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该量刑结果违反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侵犯了被告人“接受陪审团公正、迅速、公开审理”[30]的宪法权利,主张“除了事先定罪的事实,任何加重被告刑罚超出法定最高刑的事实,必须经由陪审团裁定,并证明排除合理怀疑”[31],进而宣布地区法院的量刑裁决违宪。该判例不仅对美国和结构化量刑体制影响重大,还引起公众对法官过度依赖司法事实调查的质疑和量刑程序正义的反思。4年后的Blakely v. Washington案,在Apprendi判例基础上,再度引发美国刑事司法界对量刑结果合宪性审查和法官司法事实调查的全面探讨。在该案中,量刑法官认为,被告人Blakely具有“蓄意虐待”的法定加重量刑情节,而判处被告人高于指南规定刑期的90个月的监禁刑。[32]随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驳回该量刑裁决,裁定初审法院的量刑结果同样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的精神,Scalia大法官在其代表多数派撰写的司法意见中批判了“法定最高刑”的传统观点,并主张“法官可裁量的最高刑期,即为‘强制性量刑指南所允许的最高刑期’”[33]。Blakely案使法官的量刑实践面临规范适用和程序遵守的两难:一方面,强制性《量刑指南》规定的偏离情节仍具约束性;另一方面,正当程序条款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容侵犯。为缓解这一矛盾,各州的量刑机构试图通过制定一系列“避免和接受协议”来丰富《量刑指南》的适应机能。其中,“避免协议”是指各州共同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提高现行指南各个区间范围,以释宽法官们紧缩的量刑酌处权;“接受协议”是指各州量刑机构建议,由陪审团基于合议通过的加重处罚因素,来进行事实调查,以确定偏离指南区间的量刑裁决的可行性。[34]

遗憾的是,各州的妥协性措施未能掩盖《量刑指南》的结构性缺陷,法官的司法调查权与强制性量刑位阶区间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随着犯罪类型的日益增多和犯罪情势的不断丰富,违宪质疑声渐涨,不断冲击着美国重视民权的宪政制度和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传统,《量刑指南》的强制约束力逐渐被架空也成为美国刑事司法界默认的事实。Apprendi案开启了联邦法院对法官司法调查事实进行违宪审查的先河,Blakely案则促使各州纷纷探索强制性量刑指南降格后的出路。然而,这两个判例还未能摆脱个案层面对违宪审查或证据规则适用的探讨,直至2005年轰动美国刑事司法领域的Booker案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量刑改革和《量刑指南》的发展方向。

(三)《量刑指南》的强制性降格

在2005年的United States V. Booker案中,被告人因携带可卡因被检方指控,在之后的量刑阶段,法官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展开司法事实调查,认定Booker存在额外藏毒的加重处罚情节,因而加重其刑期至360个月。[35]Booker以本案加重处罚部分所依据的法官司法调查之事实,未经陪审团审理和排除合理怀疑,未遵循Blakely判例的司法意见为由,主张违宪并上诉。最终,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初审法院的量刑裁决违反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并将《量刑指南》的“强制性”(mandatory)降格为“参考性”(effectively advisory)。该案例在美国刑事司法领域反响热烈:

Breyer大法官认为“《量刑指南》以参考性规范面世,体现了法律价值观和国会的改革初衷,是对量刑体制违宪性缺陷的适当补救”,并主张“法官通过司法事实调查进行量刑不涉及违宪”[36];Stevens大法官则认为“正是《量刑指南》授予法官开展的司法事实调查的权力违反宪法”[37]。尽管学者们对于违宪的根源存在分歧,但不可否认,《量刑指南》的强制约束属性与法官司法调查权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矛盾,是导致强制性降格的根本原因。

强制性降格后的《量刑指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官们的量刑实践,委员会实证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尽管比例稍有下滑,但近年来仍有超过50%的量刑裁决未超出指南的区间范围。总的来说,Booker案使得法官量刑实践摆脱了《量刑指南》各区间的桎梏和数字化、框架化量刑模式的牵制,强制性降格后的《量刑指南》体现出法官量刑酌处权由紧缩向释宽的过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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