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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金融法苑》
从“郑百文事件”看中国实务界对重整制度的误解与滥用
【作者】 李永军【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证券法【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3(3)【总期号】 总第四十一期
【页码】 1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5760    
  我国目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重整(或者有人称之为“重组”)法律程序,故任何所谓实质意义上的重组均存在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但是,在经济学界渲染的“资产的重新优化组合”的浪潮中,人们把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重组”与法律程序的重整(重组)概念偷换,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滥用重整程序的悲喜剧。而“郑百文”就是这其中的一幕。实际上,类似于“郑百文”的大量所谓“重组”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兼并或者收购而已。
  一、重整的概念
  学理上对重整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说来,重整(re-organization)是指对已具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之虞而又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积极程序。其目的不在于公平分配债务人的财产,因而有异于破产程序;其手段为调整债权人、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在重整企业的利益关系,并限制担保物权的行使,固又有异于和解程序。换言之,重整程序不像破产程序那样,将债务人的财产公平分配给债权人而使其从经济活动中简单地消灭,也不像和解程序那样,只是消极地避免债务人受破产宣告,而是一种积极的拯救程序。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重整对象的特定化
  因重整程序社会代价巨大,耗资惊人,因而除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重整对象较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将重整对象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比如,《日本公司更生法》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更生法》第2条),台湾地区“公司法”更将重整对象限制在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202条),而我国破产法将重整对象规定为企业法人。
  (二)重整原因宽松化
  重整原因并不像破产或和解原因那样单一严格,债务人、债权人或股东申请重整程序的开始,并不以债务人已具不能清偿届期债务的事实为必要,只须证明其有不能清偿之虞即可,换言之,财务发生困难即可申请或被申请重整。有的国家,如英国法认为,当债务人提出申请时,其申请本身即被推定为已具重整原因。
  (三)程序启动多元化
  破产申请由债务人或债权人提出,而和解申请,按一般国家的破产法或和解法规定,只能由债务人提出(我国破产法例外地允许债权人提出)。但重整可由债权人提出,可由债务人提出,也可由公司的股东提出。程序的启动呈多元化状态。
  (四)措施多样化
  重整计划内容丰富,措施多种多样,不仅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妥协与让步,还包括企业的整体出让、合并与分离、追加投资、租赁经营等。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企业转让与租赁经营,并不是破产程序上之财产的简单出售或出租,它是指原有法人资格不变,企业作为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活的整体”出让或出租。简言之,只是易主经营,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企业消失,工人失业,给社会造成消极后果。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五)程序优先化
  重整程序不仅优于一般民事执行程序,而且也优于破产程序和和解程序。故当重整程序一经开始,不仅正在进行的一般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而且正在进行的破产程序或和解程序也应当中止。当破产申请,和解申请与重整申请同时并存时,法院应当优先受理重整申请。
  (六)担保物权的非优先化
  与破产及和解程序不同,重整程序的效力及于担保物权。重整程序的开始限制担保物权的行使,故重整程序中所指的重整债权人包括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这是对传统民法之“物权优于债权”原则的变通,充分体现了重整程序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而将债权人利益及其他因素放在次要位置的价值取向。
  (七)参与主体的广泛化
  在破产程序或和解程序中,主体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股东只能被动地接受破产或和解的事实而无任何发言权。在重整程序中,规定了股东的法律地位,股东不仅可以申请企业重整,而且对重整计划的通过有表决权。关于此点,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论及。应当指出,我国1986年《破产法》规定有整顿程序,有人将之与重整制度相提并论。但从整个制度上看,它不具备任何重整的特征,因而它不是重整程序。
  二、重整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重整制度的产生远远迟于破产及和解制度,它是在公司制度产生以后才出现的。公司制度自产生后迅猛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或衰败的晴雨表。如果说在自由竞争时代的单个商人的破产被认为是“兵家常事”的话,那么垄断时代大型公司的破产却不能使统治者处之泰然。因为公司的破产或倒闭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生产力的浪费与工人的失业。失业大军的扩大不仅造成社会的负担,而且是社会极不安定的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爆发了经济危机,造成了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反映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最直接的办法便是限制个人主义的绝对膨胀,加强与扩大政府的控制与干预机能。换言之,应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这便是重整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客观基础。
  重整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便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均归因于个人主义的绝对膨胀。要根除这些弊端,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虽然是对个人主义的极大侵犯,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乃是整体化、社会化、规模化的经济,各个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化和一体化。此一经济组织的崩溃或解体,往往给彼一经济组织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各经济组织间的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因此,防止各大经济组织的破产与倒闭无疑成了国家政策首先调整的目标。但因个人的破产对经济的发展难以构成威胁,这便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的重整只适用于公司而不适用于个人的真正原因。
  重整制度的产生还有既存制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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