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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的契机、挑战与应对
【英文标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pportunity, Challenge and Respons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作者】 张爱军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人工智能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国家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建设
【英文关键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govern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文章编码】 1009-1971(2020)01-0001-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
【摘要】

人工智能是双刃剑,既有效地推动了国家治理,也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给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是在国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舆论治理方面具有显著效能,加强了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引导和控制,有效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实现了对社会政治情绪的有效规制,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智慧化、理性化和高效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难题甚至困境,这在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一刀切”、助长官员的懒政滥政、影响官员的人性化关怀、侵犯个人隐私等方面尤为突出。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价值注入、使国家人性化治理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保障个人隐私方面的法治建设,对于提升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英文摘要】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s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brings new problems to national governance. On the one h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new technical support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specially in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ublic opinion, strengthens the effective guidance and control of ideology, effectively maintain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realizes the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emotions, and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intelligence, ration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h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so brings new problems and even dilemmas to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he aspects of replacing value rationality with technical rationality, “ one—size—fits—all” in national governance, indulging officials’ lazy and abusive administration, affecting officials’ humanized care and infringing personal privac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value inj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mbine national humane governanc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o prot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protecting personal privacy for improving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573    
  

人工智能主要在四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在科技界研发并应用;第二个层面是第三部门对人工智能的后果进行评估;第三个层面是公共权力部门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指导,比如2019年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第四个层面是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学理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学术界相关研究而言,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等领域,但在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方面,还有一定的不足和欠缺。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当你作为一个个人、一家企业、政府部门,或者作为精英阶层,我们在做人工智能的时候,做各种各样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到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将会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1}。

一、人工智能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契机

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决定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必然深受科学技术的支配和影响。从现实来说,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但提供了可能性,也提供了现实性,而且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的应用已经较为广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系统工程的现代化,是由体系转化为效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互相推进。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人工智能的助推;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横向结构、纵向结构、组织形式。具体地说,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需要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性支撑。

第一,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对舆论的治理。公共权力有关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原则的规制下,有效地引导了社会舆论、经济舆论、文化舆论和政治舆论向良性方面发展,并在控制、引导、疏通、规制社会舆论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人工智能概念提出到广泛应用,其对现实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作用于网络虚拟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工智能逐渐强化“智”与“能”,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收集、生产与分发环节融合为一体化的算法传播模式,增强信息传播效果。具体到网络情绪传播中,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技术传播优势的基础上,强化网络情绪传播过程中的表达、体验与聚合环节,并将传播效果扩大化。传播效果影响网络受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从而引发现实社会问题。多元意识形态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开放性、整合性、流动性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应该与主流意识形态互动,实现意识形态的动态平衡,防止去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化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原教旨化,才能使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34因此,要不断“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34中共十九大报告指明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方向。

从国家治理体系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标志就是“政治机器人”的出现。“政治机器人是在社交媒体空间中专门执行政治传播任务的一类社交机器人,运营者借助算法技术注册并运营大量社交媒体账号,以虚假的个人身份与尽可能多的目标用户建立联系,传播运营者的政治诉求并力图影响舆论。”{3}17从西方政治来看,“政治机器人的存在和进化不可避免,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政治机器人正在成为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参与到网络政治表达当中,政治机器人开始与真人竞争网民的信任”{3}23。

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权力引导政府作出决策,从而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4}。算法权力具有先进性,它能够利用技术实现新型的引导{5}。马克斯·韦伯指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6}算法权力是一种“准公权力”。这种技术权力以治理为目标,不但体现着宏观的政治管理和结构,而且也表现为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直接引导。

第二,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在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表现在治理的理性化、公平化、客观化,与治理的主观化、官僚化、任意化等相对,其核心指标是指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现代化,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指治理客体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尊严感、价值感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获得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相关性和客观性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客观性的决策参考,防止国家治理决策方面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人工智能利用算法,对国家治理作出的决策进行有针对性的推送,防止国家治理方面的官僚化。对于治理的客体来说,社会民众与人工智能获得的有效信息、客观决策、治理绩效、治理主体能力等产生互动,增加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尊严感、价值感。就网络政治舆论、政治舆情、政治意识形态治理来说,人工智能的引导,节省了国家治理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规模成本、效能成本,使国家治理主体集中精力,对涉及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意识形态的问题进行控制和规训。

第三,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化。国家治理的效率化同样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效率化,这方面的效率化核心是效能指数不断提升。只有把效率化转化为效能指数,并在效能指数提升的前提下提升和固化治理质量,才能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真正现代化了。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具有助推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四个方面。比如,人工智能通过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会及时找出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和个人,既能及时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又能及时化解威胁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跟踪和控制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非主流极化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安全因素,并为国家公共权力及时提供预警决策信息和决策参考,从而及时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智慧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通过政府来完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主要是通过智慧型政府来完成的。“所谓智慧政府,是指公共部门以一定的社会需要为前提,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在客观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切入点而开展的一系列决策/政务智能化措施。”{7}在这方面,人工智能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主要体现在“智”上,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人工智能虽然在人的感觉、知觉、情感认知等人的自然体方面没有超过人类,但在智的某些方面则远远超过了人类,它不仅是对人的意识、思维信息过程的简单模拟,还可以在“智”上进行判断、推理甚至创新。就智能化社会治理而言,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提升智慧化政府的能力,通过人工智能“在利用大数据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治理理论和互联网技术,将复杂的社会运行体系映射在多维、动态的数据体系之中,实现对社会运行规律、社会偏好(诉求)变化趋势及规律、政府回应机制及效果差异等实时、数量化、可视化的观测,不断积累社会运行的数据特征以应对各类社会风险、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进入经济政治决策、控制系统、仿真系统,推动传统型治理向智慧型治理转化。

第五,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理性和自主性,通过理性与自主性使权力运行不断显现公平性。韦伯通过国家官僚制的视角阐述国家的自主性,“正式的国家官僚科层结构,被认为是以其系统的自主性寻求权力运作的中立,以独立的、且非人格化的专业精神寻求权力运用的客观与公正,并以明确的规则体系和计算的理性,谋求权力行使的公平与效率”{9}。具体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要求其自主性和理性化,人工智能本身及其功能应用,对国家治理的助推基于理性化。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具有的机器视觉、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视网膜识别、虹膜识别、掌纹识别、专家系统、自动规划、智能搜索、定理证明、博弈、自动程序设计、智能控制遗传编程等都是源于理性。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基本构成是“统计学”、“信息论”和“控制论”,还有对“经验”的依赖性都是基于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的思维的信息过程的功能性模拟,人工智能的理性化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运行、自主性决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人工智能为国家治理带来新问题

人工智能在为国家治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技术进路会让价值迷失,导致治理上的极化和“一刀切”,助长公共权力懒政甚至滥政,缺少人性化关怀,侵犯个人隐私,使人工智能的技术化与国家治理的人性化发生矛盾和冲突。

第一,人工智能具有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任何社会都需要人的情感关怀和价值关怀。情感是人类所固有的,也是人类所诉求的,是人类社会联系的纽带。如果说西方是权利本体,是以权利为核心形成的差序格局,那么中国就是情本位,是以情感为本位形成的由血缘地缘向外拓展的差序格局,用李泽厚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情本体”的社会,情感关怀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无论如何都要做到爱民、恤民,做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从情感上来说,就是以爱人民为中心。情感关怀与价值密不可分、互相推进、互为表里,失去了价值关怀就失去了情感依托,失去了情感依托的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人工智能是技术本位,其应用过程贯穿的是技术理性,显然不具有人的情感,仅通过人工智能进行的治理,缺少了情感内容,治理主体和客体同时缺少情感体验,“冷冰冰”的过度理性治理,显然会事倍功半。即便是人工智能具备了初步情感,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实现情感治理互动,也难以适应人类丰富且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回应。爬数据可耻

第二,人工智能具有使国家治理“一刀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国家治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从纵向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宏观治理、中观治理、微观治理三个层面。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跨地域治理、跨地区治理、跨中心治理三个层面。从中心化的角度来说,可以划分为中心治理和去中心治理。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族群治理。国家治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决策,从而使治理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其目的是让国家有动力、社会有活力,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并实现良性的纵向和横向互动。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治理的各个层面,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群体乃至个人。人工智能的理性化和普遍化,使得人工智能在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治理极化的“一刀切”现象,从而会不断地浸入人的各种行为之中,并使治理的客体模式化。人工智能应用的理性化与“一刀切”,既影响了国家治理的动力,也影响了社会的活力。

第三,人工智能具有助长治理主体懒政和滥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懒政与滥政是权力滥用的两种主要表现方式。从人类心理学上说,人天生具有一定的惰性,具有治理权力的主体同样难以避免天生的惰性。从人过去对经验的依赖到人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不是惰性的减少,而是惰性的增加,治理主体会产生对人工智能的心理依赖,形成并固化对人工智能的心理依赖路径,导致懒政盛行。也就是说,从对人工智能大数据获取的依赖到算法推送的依赖,都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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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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