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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论人民调解制度
【英文标题】 On the System of People's Mediation【作者】 陶舒亚
【作者单位】 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人民调解;合理性;必要性;建设
【英文关键词】 People’s mediation;rationality;necessity
【文章编码】 1001—2397(1999)03—0066—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3
【页码】 66
【摘要】

人民调解制度有它的合理性,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式下,人民调解制度由于对法治具有互补作用而显得十分必要,但现实中,人民调解制度在观念、立法方面仍存在不足,建议从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建立民情报告制度等加以改进。

【英文摘要】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Rule byLaw,the system of people’s mediation is rational and quite necessary.But the system has some defects of concept and legislation.The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should be cored,and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reported regular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003    
  一
  有人认为,人民调解制度是传统中国缺乏法治的产物,是不讲维护个人利益的“和稀泥”,所以,随着我国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该制度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终将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有学者曾拿1986年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数与法院收案数的比值由5.57倍下降至2.9倍,幅度达47.93%,预测人民调解制度“随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将会更多地借助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民间调解的作用还会进一步下降。”{1}。笔者认为,仅仅从其衍生于“礼治”社会而否定其合理性和价值是片面的,数据的变化也需要辩证地、客观地来看待。其实任何国家的文化与法治都离不开民族自身的特点去凭空创造、去建设,都是昨天的延续和发展。在治国方略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采用“关闭主义”不对,采用“拿来主义”也不对,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辩证地、历史地、客观地对中国优秀文化加以借鉴和研究,从而去发展、完善法治。古代的民事调解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并演变为后来的人民调解制度,关键就在于它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的稳定,符合我国的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调解制度被实践充分证明了它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大优势。据资料统计,我国目前有上千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拥有上千万名调解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村、居委会和厂矿企业。他们依照国家法律、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居民公约等,在基层人民政权和基层法院的指导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及时通过调解,制止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民间纠纷与矛盾,清除人们间的隔阂,防止矛盾的扩大和激化,尽可能地减少犯罪和恶性事件的发生。据1997年司法部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统计》显示:该年经人民调解而防止民间纠纷转为刑事案件的有1756件,占该项目的94%(转化为刑事案件的仅113件),涉及人数3175人,占该项目的94.7%;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的有903件,占该项目的89.3%,涉及人数为1229人,占该项目的52.3%。而全国每年调解民间纠纷达6—7万件,相当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3—4倍。这些足以充分说明人民调解制度在保一方平安中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即使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们的矛盾、纠纷依然还会存在,这就决定人民调解制度尚需长期存在的价值。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是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二条),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就是“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十五大报告》)。人民依法选出自己信任的人员组成人民调解委员会,自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正是人民群众以法定的组织和特定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及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和实现自治权利,参与国家基层司法活动最好的表现形式之一。正因如此,人民调解制度成为我国法律制度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被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所确认。1989年6月国务院重新修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目的、任务、职责、作用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确保了这一充分体现民主的形式制度化和法律化。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施,正是为了以法的形式规范人们家庭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行为,引导人们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反对损人利己、以权谋私、金钱至上等思想观念和行为,以此推动着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建设。一个只讲法治而不讲道德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怎样得以协调地发展。对此,我们对一些西方法治发达而道德沦丧的国家,以强烈的目光关注着我国这一“东方经验”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为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使道德充分发挥其潜移默化作用,去弥补法治社会里法律所固有的缺陷和弱点,如道德与良知的泯灭,法律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以及法律实施中的强制性与被动性等等,从而为完善法治,最终实现道德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
  二
  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强调法治的背景下,脱胎于古代的民间调解,形成于战争年代,发展于计划体制下的人民调解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如不及时予以解决,将影响该制度优越功能的有效发挥,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人民调解中,染有数千年的封建臣民意识,及受几十年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支配下的观念影响。反映在人民调解上有较浓重的“重义轻利”色彩和“折衷调和”等现象。显然这与法治社会注重人们权利和义务,注重人们利益的观念是相异的。较之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固有的传统观念是完善人民调解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转变固有的传统观念,就是要切实提高权利、义务、利益观念。调解的结果必须要使责任方明白所负的责任;享有权利的一方,要明白自己应有的权利。即使双方当事人有迁让表示,也应是在明确权利义务的前提下进行,决不可和稀泥了事,或遣责、或维护要分明。这样,合法权益才切实得到保障,人民调解制度才能得到广大人民信赖。
  (二)立法方面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协调之处。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人民调解制度的立法工作作了不少努力,例如,1989年6月重新修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等,都是对该项制度的肯定,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一旦形成人民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很不清楚,得不到应有的法律维护和保障。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3款来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那么,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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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建成.法的实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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