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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我国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解释论
【作者】 周友军【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危险责任;一般条款;严格责任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4
【页码】 152
【摘要】 危险责任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单纯的具体列举模式、具体列举与类推适用相结合模式、一般条款与具体列举相结合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采取最后一种模式,于该法第69条确立了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据此,危险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三个方面:高度危险作业、损害、高度危险作业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符合这一构成要件,受害人可以向高度危险作业者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者就是在经济上和组织上控制该危险活动的人,不应当包括其雇员。责任主体的抗辩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受害人过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376    
  一、危险责任的立法模式
  在侵权法上,原则上受害人应当自行承受损失。[1]在罗马法上,这一原则就已被确认,即“所有人自负其责”(casus sentit dominus )。这项原则的背景是一个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法律观念,其出发点在于,反对由法律来阻碍偶然事件的发生,并反对由法律补偿因命运所造成的不平等。[2]这一原则也成为侵权法的逻辑起点,所以,受害人要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应当有特别的归责基础(Zurechnungsgrunde)。[3]危险责任就是以特别的危险为归责的基础,[4]在此意义上,它应当区别于替代责任。在我国法上,替代责任包括雇主责任和监护人责任,它是以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归责的基础,而并非以特别的危险作为归责的基础。
  “危险责任”(Gefahrdungshaftung)的概念源自德国法。在英美法上,与其类似的概念是“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危险责任是以特别的危险作为归责基础的责任。所谓“特别的危险”,或者是指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特别大,或者是指损害非常巨大,或者是指潜在危险的不可知性。[5]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特别的危险具体表现为:经营民用核设施、经营民用航空器、生产或销售缺陷产品、使用机动车、饲养动物等。
  在比较法上,危险责任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单纯的具体列举模式
  此种模式仅仅就各种具体类型的危险责任作出规定,既不认可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也拒绝类推适用。其不认可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会导致过重的且不合理的责任。因为范围广泛的、通过不可抗力来界定的一般条款,必然导致过分的、不合理的责任扩张。[6]第二,确立了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之后,过错责任将失去其大部分适用范围,而且,危险责任和过错责任的界定将变得不容易,因为法官可能随意地确定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7]第三,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可以解救过错责任,使过错责任仅以个人的错误行为为前提。[8]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9]
  该种模式还拒绝实行类推适用,理由主要在于:其一,危险责任放弃了对过错的要求,此时就特别需要法的安定性,让责任人在行为之时就知道此种严格的责任的存在,从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尤其是参加责任保险。其二,“危险”这一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很难确定哪一种危险与另一种危险是相类似的,从而可以类推适用。[10]
  德国、瑞士和意大利都采单纯的具体列举模式,既不设立一般条款,也反对通过类推方式来扩张危险责任。[11]以德国为例,其通过特别法以“就事论事”的态度规定了具体类型的危险责任,主要包括:机动车事故责任、航空器事故责任、电力设施和燃气设施致害责任、核设施致害责任、对水施加影响的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基因技术致害责任、药品致害责任、产品责任。[12]
  (二)具体列举与类推适用相结合的模式
  此种模式就危险责任采具体列举方式,同时,允许法官类推适用,其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具体列举的模式可以明确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同时,借助类推适用又可以避免法律的滞后性,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既然民法的其他领域允许类推的适用,则在危险责任领域就没有禁止类推适用的充分理由。
  奥地利采具体列举与类推适用相结合的模式。[13]其通过特别法规定了特定类型的危险责任,适用范围主要包括铁路交通事故、机动车事故、航空器致害、触电事故、缺陷产品致害、基因技术致害、环境污染等。[14]同时,奥地利的法院谨慎地进行类推适用,从而避免立法的滞后和法律上价值判断的不一致。这使得具体列举这一立法技术的弊端部分地得以避免。[15]
  (三)一般条款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模式
  此种模式认可危险责任一般条款,同时,还就具体类型的危险责任作出规定。其认可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具体列举模式导致个别调整,其结果是,它们并不能形成统一的规则,[16]可能导致法律规则之间的不一致,甚至是相互冲突。第二,在具体列举模式下,危险责任立法总是滞后的,[17]而一般条款的设立可以克服立法滞后的弊端。第三,具体列举模式会使得法律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因为有一些危险程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形,已受危险责任的调整;而有一些危险程度更高的情形,反而不适用危险责任。例如,在德国法上,宠物致害责任是危险责任,而击发武器的危险更大,其反而不适用危险责任。[18]
  在法国,立法者通过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发展出一般性的不以过错为要件的无生物责任(fait des choses)。它是物的照管人(guardian)对无生物(即有形的、无生命物)承担的无过错责任。[19]这就使得该法第1384条成为了事实上的物的照管人责任的一般条款。[20]《波兰民法典》第435条也借鉴了法国的这一做法。[21]同时,法国也在其民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确立了诸多的危险责任,主要包括:核能设施致害责任、机动车事故责任、航空器事故责任、缆车经营者责任、水污染责任、人体试验和血液收集中的责任等。[22]
  不过,在最近一些法律修改草案中,出现了较多的采纳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做法。[23]《瑞士侵权法修改草案》第50条、《奥地利侵权法修改草案》第1304条、《欧洲侵权法原则》第5:101条第1款都规定了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24]
  二、我国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
  我国《侵权责任法》针对若干特殊类型的危险责任作出了规定,例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事故责任、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等。此种具体列举方式与很多国家相同,只不过,我国尝试将其纳入法典之中,而不是通过法典之外的特别法来规范。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9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该条被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之中,但是,按照立法者的解释,它是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25]可见,我国与绝大多数国家不设立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做法不同。[26]我国法上确立危险责任一般条款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是危险责任的共同法理基础的要求。危险责任具有共同的法理基础,例如,以特别的危险作为归责基础、不以过错和违法性为要件、原则上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等。危险责任的共同法理基础要求统一的调整,这最终必然要求设立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27]因为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不仅可以避免立法者对于类似的技术危险进行不同的处理,也可以避免频繁地就具体的危险责任类型进行立法。[28]
  第二,这是我国侵权法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美国学者霍贝尔所言:“法只是社会需要的产物。”[29]危险责任是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和工业发展的结果,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危险责任也不断发展,其适用范围不断地扩张。[30]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出现更反映了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的需求。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和机械设备的运用日益广泛,与此相应,难以控制的特别危险也逐渐增加。虽然立法者可以通过特别法的制定来救济特定类型的特别危险(如经营核设施、经营铁路等),但是,立法毕竟有滞后性.难以满早讯使发展的社会的需要。
  第三,这是我国侵权法上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的要求。我国长期继受潘德克吞法学,[31]这对我国民事立法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总分结合的民法典编纂技术。我国《侵权责任法》也是以这一立法技术为指导的,即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相结合的模式,[32]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确立就是此种模式的体现。[33]
  第四,这是我国借鉴比较法经验的成果。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是一些最新法律草案或建议稿的做法。[34]《瑞士侵权法修改草案》第50条、《奥地利侵权法修改草案》第1304条、《欧洲侵权法原则》第5:101条第1款都规定了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这些比较法上的做法对我国侵权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设立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其一,它可能过分妨碍人们的行为自由。如果法官在适用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时不太谨慎,可能导致其被滥用,从而课以当事人过重的责任,过分妨碍人们的行为自由。其二,它可能导致危险责任一般条款和过错责任一般条款适用的困难。危险责任中的核心要素是特别的危险,但是,究竟何为特别的危险,很难设定非常明晰的标准。如果界定不清,就可能导致究竟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9条还是适用该法第6条第1款的疑问。其三,它可能导致责任人无法预先分散风险。因为危险责任一般条款需要法官予以具体化才能适用,责任人无法预先准确地知晓法官的立场,所以,其也就无法通过价格和保险机制来分散风险。
  另外,需要探讨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2条规定,占有或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危险责任。从理论上来说,危险物和危险活动基本上是相互伴随的,危险活动的进行离不开危险物的占有或使用,而占有或使用危险物也同时构成危险活动。所以,如果对《侵权责任法》第72条中的“等高度危险物”作宽泛的理解,此条似乎也可以解释为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进而出现该法第69条和第72条都设定了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大概与立法者思虑不周有关。不过,从法律解释的目标考虑,究竟采主观说(即探究立法者的意旨)还是客观说(即探究法律的规范意旨)尚存在争议。[35]笔者认为,应当尽可能尊重立法者的真意,除非有充足且正当的理由才应当探究法律的规范意旨。既然立法者以《侵权责任法》第69条作为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36]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尊重其意愿。为此,就应当对该法第72条进行限缩解释,以避免在同一法律中出现两个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所以,该法第72条中的“等高度危险物”就应当限于与“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类似的危险物。
  三、我国危险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
  危险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是指危险责任一般条款中所确定的责任构成要件。法律上的一般条款都需要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因为一般条款的含义比较模糊,其具体化就属于法律解释学上的价值补充。[37]从内容上来看,一般条款的具体化包括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两个方面,此处仅限于对其构成要件的具体化。
  危险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为自己的利益开启和控制危险源的人,应当对因此产生的、尽到了最大注意义务也不能避免的损害负责。所以,危险责任不可能以过错为要件。与此相应,也不考虑被告的侵权责任能力,因为侵权责任能力是过错认定的前提。[39]另外,危险责任是对合法行为的责任,不应当以违法性为要件,从比较法上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持这一立场。[40]
  据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9条所确立的危险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即高度危险作业、损害、高度危险作业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高度危险作业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9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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