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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民事抗诉的法治价值
【作者】 王水明【作者单位】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抗诉;司法地方化;司法自由裁量权;司法资源配置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9
【页码】 48
【摘要】 民事抗诉制度肩负着监督审判活动、纠正错误裁判的神圣职责,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权的重要体现。从权力来源看,民事抗诉基于我国宪法的授权,是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从制度价值看,民事抗诉不仅对错误裁判具有监督纠错功能,而且对我国目前的法治秩序建设具有极其重要和极为有效的保障、促进功能。本文以民事抗诉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作用为切入点,从民事抗诉对司法地方化、法官自由裁量、司法资源配置三个层面加以展开,充分阐述了民事抗诉存在的重要法治价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021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1]在追求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大背景下,我国的检察权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发挥更加有效的监督作用,对构建现代法治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民事抗诉是检察权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产生时起就肩负着保障司法公正的使命,通过对审判权的监督纠错及制约力求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整体公平正义。以下笔者从司法地方化与自由统一市场、转型社会与法官自由裁量的监控、司法资源的稀缺与有效配置三个层面来论述民事抗诉的内在法治价值。
  一、司法的地方化与自由统一市场
  公正的司法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通过司法对社会关系以及利益冲突的合理调整。[2]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状况,运作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具备五个要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3]可见,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究其原因,公正的司法制度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基础和环境。公正的司法制度严格界定产权,对契约自由以及交易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标准,对违反规则的行为给予及时而适当的制裁;对破坏市场经济体制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予严厉而充分的遏制,以此保证市场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不仅如此,公正的司法制度在有效解决个别纠纷的同时,更能够产生对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游戏规则加以细化和深化的效果,以增加市场交易的能见度和可预测性,减少交易的机会成本,实现财富有效利用的最大化。
  但是,构建于计划体制下的现行司法体制,无论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人财物管理体制上,还是在工作机制、诉讼程序及管理制度上均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司法机关无法抗衡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其结果是导致作为中央权力的司法权的分散化和地方化,国家法制和司法的统一性受到破坏,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对内则不符合司法权运行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不利于司法职能作用的发挥。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体现的是审判领域的法律监督,正是克服司法地方化、确保公正司法的一剂良药。
  现代社会的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责就是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当事人的利益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分配,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实现社会整体的安定与和谐。由于审判权具有这种判断并分配当事人利益的裁判功能,因此,审判结果对当事人的权益起着决定性作用,有时往往决定了一个企业、一个人的命运;不仅如此,审判权运行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调节市场的运作,调和交易主体之间的各种冲突,通过矫正正义的实现、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来指引市场主体自觉遵循市场法则,保护市场公共秩序,维护各种市场的自由和平等。显而易见,民商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对建立统一的市场秩序意义重大,对规范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与此同时,这种权力的运作也必然会带来破坏市场公共秩序和自由的机率,这就是权力运作的风险,也是秩序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但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将这种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为社会所容忍,为市场统一自由所必需。因此,为确保民商审判权不偏离法治轨道,为民众谋福祉,符合权力授予的初衷,必须对这种权力进行外部监督—民事抗诉监督。通过民事抗诉这种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来弥补司法地方化的局限性,克服民商审判地方化、行政化的缺陷,让司法获得真正独立、中立、超然,让民事抗诉真正成为司法公正的守护神。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上级检察机关可以向作出生效判决的下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原因有:一是从立法精神看,可以使抗诉的提出更为准确和慎重,有利于错误裁判的顺利纠正;二是从维护法制统一角度看,由于民事抗诉的案件是由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的同级法院进行再审,而作出生效裁判的上级法院相对于下级法院而言更能胜任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同时,使得案件的终审权远离案件的发生地,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案件的审理受到地方的干扰,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从民事抗诉制度的功能看,民事抗诉是通过提高司法管辖级别的方式,尽量减少地方对案件审理的干预,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司法地方化对案件的影响,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二、转型社会与法官自由裁量的监控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4]就我国而言,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如何完成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性的社会变革。由于我国独特的国情,社会转型时期也就具有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国家组织、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上。我国目前组织结构的变化正处于传统型组织向现代组织结构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型时期,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内部分离不够,组织内部人情伦理过重,乡土气氛过浓,法理性不足,易滋长以情代法。作为政治组织构成部分的司法组织也不例外,集中表现为司法活动被蒙上了一层关系、人情色彩,司法官员与当事人极高的“亲和”程度和极高的受上级和同僚的影响程度,这些为现代政治文明所忌讳的现象,在中国一直是见怪不怪的事情。[5]
  总而言之,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而这点反映到司法领域,就是司法的作用日益明显,即面临重大的使命—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分配,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司法日益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但现实中,由于法律的模糊性、不周延性、滞后性,导致其具体适用中难以回应变动不居的社会要求,在法律与现实生活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难以缓解的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这种矛盾,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必须使法律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之间谋求某种和谐。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司法所担负的使命决定此时的立法活动与司法解释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应急性,而这种应急性与局限性又给纠纷的解决设置了新的障碍—法律的缺陷难以有效、快速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这种缺陷往往无法避免与克服,因为立法与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相对稳定性与抽象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预见到社会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无论立法者多么高明,规章条文也不能网罗一切行为准则,不能覆盖一切具体案件”。[6]此时,只有通过具体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根据立法原则、目的、精神灵活地运用法律,以避免或缩小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断裂与距离,如此方能完成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所肩负的使命,也能保障具体纠纷的个别正义。我们应当看到,与英美等现代法治国家法官相比,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超自由”的,极易导致司法权的滥用。表现在:(1)我国并没有明确的“遵循先例”原则,类似案件在不同法院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早已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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