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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大法律评论》
想象让位于实验:关于美国联邦贸易权力的判决脉络述评
【英文标题】 Imagination Gives Place to Experiment: A Review of the Cases on US Federal Commerce Power
【作者】 牟效波【作者单位】 北京行政学院
【分类】 国际商法【中文关键词】 中央与地方关系;审查标准;立法实验
【英文关键词】 Central-local relation;Judicial standard;Legislative experiment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第1辑)
【总期号】 总第11辑【页码】 149
【摘要】 本文总结并评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国会贸易权力的系列判决中使用的司法标准。本文发现,以1937年为界,该判决脉络清晰地呈现出“州际贸易性质”和“实质性影响”先后两种审查标准,这两种标准是对州际贸易条款完全不同的解读。虽然“实质性影响”标准遭遇一些批评,但笔者基于两个原因认可联邦最高法院的转向。一是同联邦最高法院一样,笔者认为面对经济大萧条与政治机构的强烈反应,不得不确信当时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联邦政府的调控,不能满足这种迫切需要的标准应当让步;二是州际贸易条款的确为最高法院的转向提供了空间,“实质性影响”标准是贸易条款无法剥离的含义,而且未从根本上违背联邦主义原则。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一项“应然性”启示是,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死守一条想象中的僵化的界线,而应该尊重立法实验的结果。
【英文摘要】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judicial standards us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cases on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 in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before and after 1937,the Supreme Court adopted two different judicial standards in such series of cases:“the nature of interstate com-merce” standard and “substantial effect” standard. These two standards read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 differently. Although the“substantial effect” standard encounters some criticism, the author recogn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judicial stand-ard based on two considerations. First,the author, like the US Supreme Court, fa-c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strong feedback from the political branch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has to believe that the federal regulation of the subject regulated by the Congress acts was indispensable,and thinks that the ill-fitted standard should concede. Second ,the“substantial effect” standard can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 and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federalism at all.We can learn from this co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at as far as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 is concerned,we should not keep an imaginary,rigid power-line,but should respect the results of legislative experi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5369    
  一、引言
  美国联邦宪法以明确列举的形式将有限的权力授予国会。[1]在这些授权条款中,州际贸易条款(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授权国会调控州际贸易。[2]同时,这种授权形式意味着,国会不能行使“列举”范围之外的权力。[3]因此,当人们的行为受到国会贸易立法的限制时,他们可以到司法机构挑战这些立法的合宪性。
  自联邦宪法正式生效以来,国会在贸易调控领域自然扩张的权力的确引发了大量宪法诉讼。其中,有的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为避免与各州最高法院混淆,个别地方仍使用“联邦最高法院”的称谓);最高法院也从中选取了部分案件作出判决,以统一对州际贸易条款的解释。由于起因于联邦宪法的案件最终可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决定又约束着所有其他法院,加上最高法院在制度上高度独立于政治机构,在实然意义上,除某些特殊时刻外,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话也就不无道理:“我们在宪法之下,但法官说宪法是什么它就是什么。”[4]可以说,国会贸易权力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最高法院说了算。
  从新政前后的一些判例来看,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最典型的例子是最高法院对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系列案的前后判决。在1935年的“谢哥特家禽案”中,最高法院判决《1933年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中调控工人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的条款违宪,理由是当家禽运至布鲁克林屠宰场并完成交易之后,州际交易便结束了。[5]也就是说,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是州际贸易之外的事务,因而国会无权调控。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在1936年的“卡特煤矿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判决《1935年生煤保护法案》中调控煤矿工人最高工时与最低工资的条款违宪。[6]然而,在1941年的“合众国诉达比”案中,最高法院却判决国会有权禁止工厂在州际贸易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违反规定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标准雇用工人。[7]可见,最高法院在极其类似的案件中作出了前后明显不一致的判决。
  为了找出这些前后不一致的判决背后最高法院究竟发生了何种转变,笔者阅读了凯瑟琳·M.莎莉文(Kathleen M. Sullivan)和古罗德·冈瑟( GeraldGunther)所著《宪法》第16版(以下简称“《宪法》”)梳理出的最高法院针对国会贸易立法的整个判决脉络[8]以及其中重要案例的判决全文。笔者发现,该判决脉络清晰地呈现出先后两种审查标准:“州际贸易性质”标准与“实质性影响”标准。这两种标准是对州际贸易条款完全不同的解读,后者虽然没有否定国会调控州际贸易过程的权力,但实际上突破了前者划定的国会贸易权力的界限,认可了国会权力的大范围扩张。对这两种标准的总结与简评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虽然“实质性影响”标准遭遇一些批评,但笔者基于两个原因认可最高法院的转向。一是同最高法院一样,笔者认为面对经济大萧条与政治机构的强烈反应,不得不确信当时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联邦政府的调控,不能满足这种迫切需要的标准应当让步;二是州际贸易条款的确为最高法院的转向提供了空间,“实质性影响”标准是贸易条款无法剥离的含义,而且并未从根本上违背联邦主义原则。本文第四部分简述“实质性影响”标准遭遇的批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详细说明笔者认可最高法院转向的两个原因。
  二、“州际贸易性质”标准及其适用
  (一)航运垄断案:“州际贸易性质”标准的确立
  《宪法》将1824年的“航运垄断案”列为最高法院审查联邦贸易权力的开端判例。[9]在该案中,纽约州议会授予罗伯特·列文斯登和罗伯特·富尔顿在纽约州的水域运营汽船的专有权利,列文斯登和富尔顿又特许奥格登在纽约市(隶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市之间运营渡船。曾为奥格登的合伙人的吉本斯违反了奥格登的垄断权,开始运营一艘渡船。吉本斯的渡船依据1793年通过的一项国会法案获得执照,是“可以在沿海贸易中使用的船只”。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奥格登从纽约州法院获得一项禁令,要求吉本斯停止在纽约州的水域运营渡船。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宪法》第6条“联邦最高条款”,判决国会法案的效力优于纽约州的垄断法案,因此,吉本斯有权在纽约州的水域运营渡船。但在使用“联邦最高条款”否定纽约州的法律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必须首先回答国会法案是否合宪,即国会法案是否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联邦最高条款”也无用武之地。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首先解释了什么是“贸易”:“调控的对象是贸易;我们的宪法列举—而非定义—了权力,因此,要确定权力的范围,我们就必须澄清这个词的含义。被诉方律师将它限于交通、买卖或商品交换,而不承认它包括航运。这将把一个能够适用于许多事物的普遍措辞限制于其中的一层含义。贸易,无疑是交通( traffic),但它指更多的事物—它是一种往来(intercourse )。它指国与国之间、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商业往来。”[10]基于这种解释,马歇尔确定了贸易包括航运,也就是说,航运事务具有贸易性质。由于贸易条款只列举了“州际”贸易,国会无权调控州内贸易,而纽约州的授权只影响纽约州内的水域,因此,马歇尔还需要解释“州际”的含义:“这项权力的下一个适用对象是‘各州之间(a-mong the several states)的贸易’,‘之间’(among)这个词意味着相互混合。一件事物在其他事物之间,就是和它们相互混合。各州之间的贸易不能停留在每一州的外部边界线上,而是可以深入其内部。”[11]
  尽管《宪法》和其他教科书没有从这一判决中明确总结出审查国会贸易权力的标准,但笔者认为,本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审查国会贸易立法合宪性的标准,即调控的事务必须本身具有贸易性质,而且必须是各州之间的贸易。笔者将其称之为“州际贸易性质”标准。接下来,下文将展示,最高法院在1937年之前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标准。包括《宪法》在内的许多教科书从最高法院以后的判例中总结出的众多审查方法(approach),如“贸易流”、“生产一贸易过程区分”、“直接与间接影响”等理论,都是最高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州际贸易性质”标准的具体适用。
  (二)“贸易流”理论:“州际”标准的适用
  在1905年的“操纵家畜价格案”中,霍姆斯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提出了“贸易流”(current of commerce)理论,该理论是对“州际”标准的具体适用。本案中,家畜从一州被运到其他州的牲畜围场待售,而屠宰商串通起来操纵家畜的价格。由于他们购买牲畜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州内”的牲畜围场,因此,当这些屠宰商被指控垄断州际贸易时,他们宣称这项指控的对象不是一种州际贸易的情形。也就是说,他们在牲畜围场的购买行为是一种州内贸易,而非州际贸易。对此,霍姆斯大法官在其撰写的法院意见中说:“州际贸易不是一个法律技术概念,而是从商业活动中得出的实际概念。当人们出于出售目的将家畜从一个州的某个地方发出,预期在另一个州发生的购买行为之后结束它们的运送过程,并且实际上也是如此,仅仅在围场为了寻找一位买主而必然发生短暂的中断,并且这是一个典型而经常重复发生的过程时,如此存在的流通过程就是一种州际贸易流,在牲畜围场的购买家畜行为是这项贸易过程整体的一部分。”[12]根据霍姆斯大法官的意见,一项交易是否是“州际”贸易,不能仅仅从形式上的交易发生地来判断,即使在围场的购买行为发生在州内,这一购买行为也具有州际贸易的性质,因为它是州际贸易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明显,霍姆斯的“贸易流”理论在于说明,这种形式上发生在州内的交易行为(可以想象,一般没有两个人分别站在州界的两侧交易的情形,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在某一个州内的地点进行)实际上也是“州际”贸易过程的一部分,符合“州际”标准,因而处于国会的权力范围之内。
  1935年的“谢克特家禽案”也适用了类似的审查方法,但由于案件事实不同,最后的判决结果也不同。该案中,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谢克特家禽公司违反了总统依据《全国工业复兴法案》的授权而颁布的家禽法规中的工资、工时的相关规定。最高法院依据“州际”标准指出,当家禽运至布鲁克林屠宰场并完成交易之后,州际交易便结束了。[13]
  (三)禁运的命运:“贸易性质”标准的适用
  由于州际运输是跨州事务,而运输又当然是贸易事务,因此,国会的禁运措施被认为是对州际贸易的调控。1903年的“彩票案”(the Lottery Case)中,一人因违反1895年的《联邦彩票法案》将一盒巴拉圭彩票从得克萨斯州运至加利福尼亚州而受到指控。该法案因禁止彩票的输入、邮寄或州际运输而受到合宪性挑战。哈兰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指出:“彩票是运输的对象因而是贸易的对象,因此,对将彩票从一州运至另一个州的调控,是一种对州际贸易的调控。”[14]正是基于彩票的州际运输同时具有“州际”特点和“贸易”性质,最高法院支持了国会法案的合宪性。基于同样的标准,并以“彩票案”为先例,最高法院在1913年的“禁止贩运妇女案”中支持了禁止在州际贸易中出于不道德目的贩运妇女的《曼恩法案》(the Mann Act)。[15]
  “禁运童工案”一反常态判决国会的禁运措施违宪。国会1916年的法案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运输雇用童工的工厂生产的商品。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父亲有两个孩子受雇于一家棉纺厂,他从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获得了一项基于宪法阻止上述法案实施的禁令。由于国会禁运童工产品的措施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童工的使用,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该法案在效果上不是调控州际运输,而是意图规范各州内受雇于矿井和制造业的儿童的年龄”,[16]从而判决国会的禁运措施违宪。霍姆斯大法官在本案中的著名反对意见指出:“该法案将自己限制在禁止在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中运输某些商品。……该法案不干涉属于各州的任何事务。它们(各州)可以按照它们喜欢的方式调控它们的内部事务和它们的内部贸易。但当它们寻求将它们的产品运出州界时,就不再在它们的权利之内了。“[17]也就是说,该法案并不禁止在州内使用童工,也不禁止童工生产的商品在州内运输与销售,只禁止童工生产的商品进入州际贸易过程。[18]从法院意见与霍姆斯大法官的反对意见来看,一方认为国会调控的事务处于生产过程中,因而不是贸易,另一方则认为被调控的事务是贸易过程本身。因此,他们的争论局限于事实环节,而对于审查标准,双方并没有分歧,即国会法案调控的事务是否“是”贸易过程,即是否是“贸易性质”的事务。
  (四)“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基于“生产一贸易过程区分”的区分
  1895年的“糖业托拉斯案”中,联邦政府基于《谢尔曼反垄断法》( the Sher-man Anti - Trust Act of 1890)中“禁止任何限制州际贸易的合同、联合和阴谋”的规定,提起一项诉讼,请求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取消美国糖业制造公司(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mpany)对其他4家糖业制造厂股份的收购,该上诉法院驳回了联邦政府的请求。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联邦政府宣称,被起诉公司的生产量大约占美国糖业总产量的33%,它的收购股份行为将使它控制全国糖业生产能力的98%。最高法院基于国会不能在贸易条款下合宪地调控一项“制造环节”( manufacture)的垄断,判决这项法案不能适用于本案中受到控诉的垄断:“贸易在制造环节之后,并不是它的一部分。……买卖或交换在各州之间运输的物品的合同、运输及其工具以及具有跨州目的而买卖或交换的物品或者以跨州方式运送的物品,可以受到调控,但这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州际交易(trade)或贸易(commerce)的一部分。一种物品出于输出到其他州的目的而被制造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使它成为州际贸易的一种物品。”[19]我们不难看出,最高法院的意见区分了贸易与制造两个不同的过程,其最终的标准仍然是被调控的事务是否是具有“贸易性质”的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垄断生产会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这一论辩的挑战,最高法院花费大量笔墨说明,控制生产的力量只对贸易产生间接影响。[20]据此,《宪法》从判决意见中提炼出了“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21]与本案极其相似的一个案例是1936年的“卡特煤矿公司案”。[22]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将调控煤矿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作为目的之一的《1935年生煤保护法案》(The Bituminous Coal Conservation Act of 1935)无效。在说明理由时,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也是首先认为“这项法案中劳动条款的效果主要落在生产过程而非贸易过程上,而生产过程是一种纯粹的地方行为”。[23]随后最高法院花费大量笔墨回答被调控的事务对州际贸易的影响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问题是,《宪法》总结出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是否说明最高法院认可国会调控对州际贸易产生某种影响的州内贸易或贸易过程之外的事务?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在回应联邦政府“影响论辩”的案件中都作出了间接影响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从上述两案判决的整体来看,最高法院依赖于“生产过程”与“贸易过程”的区分来判断影响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并没有提出区分“直接”与“间接”的其他更清晰的实质性标准。比如,在“糖业托拉斯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无疑,控制一种物品的生产过程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这种物品的配置,但这是第二位而非第一位的影响;尽管那项能力可能影响贸易的运转,但它并不控制它,只是附随和间接地影响它。”[24]在“卡特煤矿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指出:“不可否认,每一种要投入州际销售和运输的商品的生产都会对州际贸易产生某种影响,我们需要考虑,本案中那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们对贸易的影响,不管多么广泛,仍然是第二位的,是间接的。影响程度的加强增加影响的重要性,但并不改变它的性质。”[25]从这些表述来看,最高法院在讨论“影响”时已经事先确定影响贸易的主语是“生产过程”,在讨论“影响”的直接性还是间接性之前,事先已经有了定论。因此,“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基本上是区分“生产一贸易过程”之后的附带区分,仍然是“贸易性质”标准的具体适用。
  三、实质性影响标准:对“州内”贸易与“非贸易”事务的调控
  (一)对“州内”贸易的调控
  “实质性影响”标准最早出现于1914年的“什里夫波特铁路费率案”(The Shreveport Rate Case)。[26]本案中,几家铁路公司设定的在得克萨斯州内的拖运费率低于得克萨斯州内的一些地方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市之间的拖运费率。[27]州际贸易委员会发现这项费率结构“不合理地区别对待得克萨斯州内的交通和路易斯安那州与得克萨斯州之间的相似的交通,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因而命令这些铁路公司取消这种费率差别。这些铁路公司挑战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这项命令,认为国会无权控制州内的铁路运费。最高法院没有否认这些铁路公司的事实性质的宣称,即州际贸易委员会调控了州内铁路费率,并在这一事实之上,支持了国会的这项权力。然而,要支持一项调控州内交易的行为,最高法院必须要解释偏离“州际”标准的理由。休斯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指出:“有些事务与州际交通有如此紧密和实质性联系,以至于国会的控制对于维护州际交通、州际服务的效率以及州际贸易在公平、不受干扰和阻碍的条件下开展是必要与适当的。国会调控作为州际贸易工具的州际承运人的权力,必然包括在所有这些事务中控制它们的运营的权利。……这不是说国会拥有调控一州内部贸易的权力,而是说它的确拥有促进和保护州际贸易的权力,以及采取所有必要或合适的手段实现那项目标的权力,尽管州际承运人的州内业务因此会受到控制。”[28]
  休斯大法官虽然强调“这不是说国会拥有调控一州内部贸易的权力”,但同时却说,为了促进和保护州际贸易,国会可以调控一州内部贸易。上述两种说法的确存在差别。也就是说,国会不能随意调控州内贸易,只有当调控州内贸易是保护和促进州际贸易的必要手段时,国会才能调控。即使作了这种限定,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一判决实际上偏离了“州际”标准,使国会实际上拥有了调控影响州际贸易的州内贸易的权力。《宪法》从这一判例中总结出了“实质性影响”标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标准被扩大解释为,国会可以调控影响“贸易”的“非贸易”行为,[29]从而也偏离了“航运垄断案”确立的“贸易性质”标准。
  (二)对“非贸易”事务的调控
  从1937年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诉琼斯和劳克林钢铁公司案”开始,最高法院又翻出了沉寂已久的“实质性影响”标准。在该案中,NLRB发现琼斯和劳富林钢铁公司歧视性的解雇参加工会的雇员,实施不公正的劳工政策。NLRB命令该公司结束歧视和强制行为,遭到该公司拒绝服从之后,寻求司法强制执行。但上诉法院否定了该委员会的请求,理由是这项命令超出了联邦权力的范围。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决定,支持了NLRB的命令:“国会保护州际贸易不受限制和阻碍的权力不限于被视为州际或对外贸易‘流’(flow)之必要部分的事务。尽管当单独考虑时某些行为可能在性质上是州内的,但如果它们与州际贸易有如此紧密和实质性的关系,以至于对它们的控制对于保护那项贸易免受限制的阻碍是必要或适当的,国会就不能被剥夺行使那项控制的权力。”[30]
  1941年的“合众国诉达比”案中,最高法院的表述更加明显。达比是一位乔治亚州的木材加工商,被指控违反了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the FairLabor Standards Act of 1938)中对从事地方生产行为的雇员的工时和工资标准的规定,因此,他挑战这项指控的合宪性。最高法院分两个部分回答了这一挑战。第一个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运输由工资低于规定的最低标准和每周工时超过规定的最高标准的工人生产的木材。回答这个问题时,最高法院指出:“尽管生产过程本身不是州际贸易,但运输生产出来的州际商品的过程是贸易,因而国会对运输过程的禁止无疑是对这一贸易的调控。”[31]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高法院似乎使用了“州际贸易性质”标准,即被调控的事务是否“是”州际贸易,并在此标准下明确推翻了“禁止童工案”的判决。[32]第二个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禁止工厂在州际贸易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违反规定的工资和工时雇用工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最高法院另起炉灶,改换为“实质性影响”标准:“国会的州际贸易权力应扩展至对州际贸易有实质性影响(substantial effect)的州内活动。……一种常见的权力行使方式是对州内事务的调控,因为这些州内事务与州际贸易的关系如此混杂与紧密,以至于它们都必须受到调控才能使州际贸易得到有效的控制。”[33]就这样,在达比案的第二部分,最高法院明确判决国会可以调控州际贸易之外的事务,只要这一事务对州际贸易有“实质性影响”。
  1942年的“小麦超种案”中,最高法院走得更远,是截至目前“实质性影响”标准达到的外部极限。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案》规定了农产品市场配额制。俄亥俄州的一位农民种植了小面积的小麦,一部分喂他的家畜、做种子、制作家庭消费用的面粉,一部分卖掉。他在1941年的市场配额是223蒲式耳,但他收获了239蒲式耳,超出了他的配额,因而面临117美元的罚款。他随即挑战该法案的市场配额规定,认为这些规定超出了国会的贸易权力。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支持了该法案的合宪性:“如果不是因为这项法案将联邦调控扩展至不以任何贸易为目的而是全部供自己的农场消费的生产过程,因为我们在达比案中的判决,这个问题几乎不需要考虑。……即使被诉人的行为是地方性的,不能被视为贸易,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如果它对州际贸易施加了实质性经济影响,仍然可以由国会调控。”[34]
  在刑事法律领域,最高法院也支持国会对州内事务的调控。一项联邦法案禁止“勒索性的贷款交易”—一种通过暴力威胁实行的高利贷。在1971年的一个案例中,佩雷兹借钱给一家肉铺的主人。当这位肉商说他不能按照达成协议的数目每周分期还款时,佩雷兹以暴力相威胁。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佩雷兹的定罪:“即使勒索性借贷交易在性质上是纯粹的州内事务,但它们直接影响了州际和对外贸易。……高利贷虽然具有纯粹的州内性质,但在国会看来可能影响州际贸易。”[35]
  罗斯福新政之后的近60年间,最高法院没有以国会超出其贸易权力的界限为由推翻一项联邦法案。然而,伦奎斯特法院对1995年“校区禁枪案”的判决打破了这一纪录。尽管如此,它的审查标准并没有改变。国会1990年通过的《学校区域禁止持枪法案》禁止任何个人在他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是一个学校的区域故意持枪。洛佩兹是一个十二年级的学生,因在圣·安东尼奥高级中学故意持枪被定罪。在否定了国会法案是在调控州际贸易的通道(the channels ofinterstate commerce)和保护州际贸易设施之后,将审查的焦点集中在“实质性影响”标准上:由于国会调控的事务既不是州际贸易通道,也不是州际贸易设施,“如果国会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得到维持,它必然是调控了对州际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为”。[36]尽管最高法院最终将“实质性影响”加上了“经济性”的限制从而推翻了联邦法案的相关条款,但其使用的审查标准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同样的标准下作出不同的判决而已。之后,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暴力侵犯妇女案”中,基于“校区禁枪案”的判决宣布国会1994年《暴力侵犯妇女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违宪[37]
  对国会的限制短暂复苏之后,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大麻种植案”中,又一次宽松地使用了“实质性影响”标准。加利福尼亚1996年的《特许使用未认可药物法案》(Compassionate Use Act of 1996)为医生和出于医疗目的在医生的建议或同意下持有或种植大麻的病人及其主要照顾者设置了一项免于刑事指控的豁免。两名被告是加利福尼亚居民,受各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并根据加州的特许使用法案,为了医疗目的自己种植大麻。联邦《药品管理法案》(ControlledSubstances Act)禁止他们为了自己的医疗用途持有、获得或制造大麻。最高法院将上述“小麦超种案”确立的原则适用于本案,判决国会有权调控供自身使用的大麻种植行为:“本案与维卡德案(即小麦超种案)的相似之处特别明显……在这两个案件中,这项调控被判决在国会的贸易权力之内,因为用于家庭本身消费的物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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