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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析票据外观性的一般原则
【作者】 杨会【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票据法【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7【页码】 8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7785    
  一、问题之提出
  票据外观性是指票据记载的内容、形式等要素综合形成的一个能给予人信赖的表象,其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流通的便捷性和交易的安全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票据纠纷时,坚持票据外观性也是法官处理案件的一般原则,即依据票据的外观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然而,也有将票据外观性绝对化、进而造成裁判上分歧意见的情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支付结算办法第30条第1款规定的理解。
  支付结算办法第30条第1款规定:“票据出票人在票据正面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不得转让;其直接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出票人对其直接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对被背书人提示付款或委托收款的票据,银行不予受理。”但生活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票人将“不得转让”字样记载于票据背面。
  出票人未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将背书禁止事项记载在票据正面,该记载是否有效?在我国现行票据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直接明确的规定,而根据文义解释,则可能会有两种理解结果:第一种理解是票据出票人只能将“不得转让”字样记载于票据正面才产生不得转让的效力,否则可以转让。第二种理解是该条文只是正面陈述,其文义重心并非落在“正面”二字上,即其并没有涉及到记载位置的效力问题,而只是强调不得转让的效力,而且也并没有“必须记载在正面”等强制性规范的字样,法无禁止即自由,不能据此认定在背面记载无效。就该两种理解,我国司法实践大都倾向于后者。但对于后者,司法实践中还有附条件有效说、相对有效说两种观点。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二、司法实践中的两种观点及其评析
  司法实践中的两种观点
  1.附条件有效说。该观点将签字或盖章作为出票人在票据背面做背书禁止记载事项的生效条件,否则,该记载事项应当视为相应背书人的记载,而不发生出票人背书禁止的效力。其理由为签章与否可以使背书受让人从票据外观判断该记载是出票人还是背书人所记载,如认可未签章情况下该记载的效力,则违背了票据文义性和要式性的要求。{1}
  2.相对有效说。该观点认为对于出票人在背面记载禁止转让事项,可以认定为具有瑕疵的记载行为,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有效。在没有签字或签章的情况下,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该观点将此情形下的效力限定为仅在出票人和直接后手之间有效,但其在解释中也将签字或盖章作为判断第三人善意的标准,其理由为在出票人将背书禁止记载于背面又未同时签章的情形下,一方面加重了善意第三人的判断责任,另一方面损害了票据的流通性。{2}
  对上述观点之评析
  笔者认为,由于法官对票据外观性原则的不同理解,进而导致其不同的裁判思维和裁判结果。附条件有效说和相对有效说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性质,其实质均是将票据外观主义绝对化,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
  1.附条件有效说的不当表现在严格、僵化地坚持票据外观主义。只要出票人将“不得转让”字样记载于票据背面而未签字或盖章,那么就应认定为相应的背书人所记载,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荒谬的。比如在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票据追索权纠纷上诉案中,由于出票人将“不得转让”印章盖在了第二背书人栏内,尽管第二背书人明确表示该记载并非自己所为,但法官仍然运用此推理模式推导出该记载为票据的第二背书人限制其后手再背书转让。{3}这样僵化地理解票据的外观性,既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利于票据关系的稳定。
  2.相对有效说的外观主义绝对化思想表现在对第三人的过度保护上,即以外观性为由过分免除了第三人的注意义务。票据的外观性的价值在于便于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法律仍然规定了持票人在恶意和重大过失情形下的责任。即使在出票人将“不得转让”事项记载于票据背面却未签字或盖章时,仍然可能出现第三人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受让票据的情况。比如在上述案件中,虽然出票人未在“不得转让”处签章,但票据上仍有应当引起票据的受让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浦东交通银行)高度注意的地方:一是该“不得转让”印章虽未记载于正面,但同样也未记载于其前手第一背书人栏内。二是其前手记载有“委托收款”字样,而质押或委托收款这样的背书属于非转让背书,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自然不能再行背书转让,故对于“不得转让”字样,背书人无需重复记载,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法律效果。综合上述两点,作为第三人对此应高度注意,应当负有审查“不得转让”印章为谁所盖的义务。如果未对此进行审查就接受质押,应当属于重大过失。可见,如果不加区分均认定此种情形下第三人善意,则加大了出票人的风险,同样不利于票据的流通。
  三、背面记载应属有效
  笔者认为,对于支付结算办法第30条第1款,根据法律解释方法,应该确定在票据背面的“不得转让”的记载有效,而且还应根据票据外观主义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从而维护票据交易安全。
  法律解释方法之运用
  法律解释方法是指在找法的结果是现行法上有一个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条文之后,为了确定这个法律条文的内容意义、适用范围、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所采用的各种方法。笔者认为,对支付结算办法第30条第1款,从合宪性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等三种方法,都可以得出出票人在票据背面“不得转让”的记载有效的结论。
  1.合宪性解释方法。根据合宪性解释方法,“如果低位阶法律中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可能时,应采取合于高位阶法律和宪法精神的法律解释。”{4}很明显,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其效力位阶低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票据法。如前所述,支付结算办法第30条第1款有两种解释的可能,而作为引起争议的“不得转让”字样记载于票据正面之规定,仅见于支付结算办法,票据法包括其他法律对相关事项均表述为“在票据上”,并未区分票据的正反面。在这种情况下,在票据法未否定该记载事项的效力时,不能依据支付结算办法来否定其效力,否则就有违上位法的立法精神。
  2.体系解释方法。我国票据法律体系是由诸多票据法律法规构成的,其内在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因此可以运用体系解释方法。把支付结算办法第30条第1款放在整个票据法律体系中去考察,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对于记载事项无效、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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