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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和社会科学》
中国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路径与挑战
【作者】 陈若英【作者单位】 芝加哥大学
【分类】 法律经济学【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7(第7卷)【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4923    
  
  在法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姻中,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无疑是炫目、影响深远的。[1]伴随着一批经典著述在中国翻译出版[2]以及中国学者的介绍,[3]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的概念和基本理论框架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国内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作品已经相当可观。[4]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全国各大学纷纷建立,[5]以学科介绍或以中国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也已陆续出版,[6]各法学院也开设了与之相关的课程并招收法律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也伴随着国内众多学者的呼吁而出现。[7]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法律经济学理论的介绍以及以苏力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中国本土问题进行的理论创新,[8]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出色的理论铺垫;他对跨学科实证研究的关注和对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倡导,在其创设和主编的《法律和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9]
  对我国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进行评述并非没有先例,[10]但笔者认为,抽象而概括地指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不足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充实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他学者对中国法律交叉学科实证研究的评述也涉及法律经济学定量研究。[11]然而,“定量”和“定性”的区分未能充分揭示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无法帮助我们看清其在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困难与机遇。秉承实证研究的精神,我们需要对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12]厘清这一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重申实证研究对于发展我国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本文主旨并不在于对具体文章进行微观的评论,而期望借助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提述,廓清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不同路径,使未来的研究和评述更为规范和有的放矢。此外,针对学者们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本文希望借助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讨论,建议学者关注实证研究(包括两种不同的路径)对中国法律经济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国际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廓清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法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推衍出一般性结论的计量研究。第二条路径则是对实际案例的具体细节和制度背景的研究,但并不一定将案例的细节转换成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便使用数据,也不对其进行计量分析,既包括个案研究,也包括了比较简单的量化研究。文章第二部分指出在中国运用计量和统计工具对法律数据进行研究面临的特殊挑战。第三部分讨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对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特殊意义。
  一、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路径
  法律经济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对高度抽象的传统法理学和理论经济学的一次颠覆,带有浓烈的实证主义色彩,[13]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非实证”的法律经济学。因此,在国内外没有一个所谓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或法律经济学“经验研究”所指向的研究路径并非一条,而是两类存在本质差别的研究类型。因此,要对这一领域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进行评述,廓清两者本来的面貌和差别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我国,白建军较早地对法律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应用解释。他将实证分析概括为“按照一定程序性的规范进行经验研究、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程序、经验和量化,[14]这可以大致理解为法律经济学研究传统中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大量法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15]笔者认为,鉴于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特别是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等经济学家为代表所传承的研究传统,在讨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时还应当涵盖另一种研究路径,我们姑且称为案例研究。在进行案例研究时,研究者对一个或多个实例进行微观分析,但并不一定把相关信息转换成数据;或者即使转换成数据,也不一定进行复杂的计量分析,而仅作比较简单的统计和比较分析。美国和国内法律经济学者在谈及实证研究时,也涉及上述两类路径。这一领域的经济研究工具在不断增加,某些工具在其中一条路径上发展得更为迅速,如运用心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工具,验证、挑战法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制度,多采依赖实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16]但两条路径的发展并非相互消长的关系,而是在平行发展,为法和经济学发展提供不同的视角。下文将对两种路径下的我国的研究成果予以评述。
  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对法律制度运行和执行效果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17]其研究过程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步骤:数据一假设一计量分析一应用。[18]研究思路是用收集的大量数据和经过整理的事实(stylized facts)来验证能提供一般性解释力的某一假说。在法律经济学的计量分析领域,这些假说一般是法律经济学的模型和理论。数据和这些假说之间的桥梁则是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模型和工具,特别是统计回归分析工具。这一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和回归分析须遵从一定的计量经济学专业规范,可以用分析得出的证据来观照数据来源之外的世界,揭示出法律制度运行的实际画面和影响因素,并构成对具体法律制度建构和改进的实证基础。
  在法律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是法律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是这一研究路径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先河者,[19]他对法律经济学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盖瑞·贝克(Gary Becker)对犯罪和刑罚进行的经典分析也运用了这一实证分析方法[21],美国最精英的法学院和经济系都有专职教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学。[22]凸显这一研究分支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由波斯纳担任创刊编辑的《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近几年几乎只发表采取这一研究路径的论文。波斯纳本人及其长期的合著者兰德斯教授在过去3年也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长达一整年的司法行为讲座(workshop on judicial behaviors),讨论这一领域的计量研究论文。
  计量研究程序和过程的科学性赋予了法律实证研究新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但其研究质量和学术贡献必须面对更为专业化和标准化的考量。我国的法学研究已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了一些法律领域的研究中,如司法制度改革、[23]刑事犯罪制度[24]和民事审判制度。[25]在理论模型和假说的构建上,学者们或是借鉴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界比较成熟的解释模型,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的变量和限制条件加以修正,以期创设出反映中国现实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假说,[26]从而呼应了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不断创立新假说的呼吁。[27]
  计量研究对象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使用的分析工具在任何一个学者手中都是同一工具,而数据分析自身具有严谨的逻辑性,这些特征为学术批评和辩论在更为冷静和客观的基础上进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我国,这一特征已经得到初步展现,我国学者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开诚布公的批评,为国内一团和气的学术交流习惯带来了新气象,也展现了以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和发展,艾佳慧对冉井富关于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的评论即是一例。[28]
  第二类法和经济实证研究也使用法律制度的具体事例,但并不一定关注被分析事例的样本代表性,不一定对数据和事实进行复杂的量化处理。既可以就某一个单一案例或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展开分析,取得类似社会学的田野调查,[29]亦可就某一类事例采集较大数量的数据和分类的事实进行分析。在美国法学家中,这一类研究路径的代表作有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须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30]以及丽莎·伯恩斯坦对纽约钻石销售行业自律关系的实证研究。[31]在经济学界,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精准的案例研究也影响了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展。[32]这些研究对法律事例的选择和描述,对法律经济学理论解释力的理解、应用和创新,都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出现伊始并无严格的门第之分和规范要求。使用范围和方法论上的开放性和地方性,也正是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也是这一路径下作品数量庞大和研究对象极为丰富的原因。但这就为概括性的评述带来一个难题:概括性过强将难以避免空洞和缺乏建设性的评论,对具体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作出微观的评述则失去了概括性评述本身的意义。因此,本文只试图对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作一定描述。
  在这一路径上,我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比法学家先行一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张曙光及其合作者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自1993年就开始收集和出版涉及中国法律制度的案例研究;但在1996年出版第一集时,刊登的作品均为经济学家所作的案例研究。直到2004年,该丛书出版第三集探讨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法学研究者才第一次加入作者行列。[33]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六辑,是法经济学实例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经济学家黄少安和史晋川在2003年发起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每年举行一届,荟萃了我国法律经济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实例研究和计量研究方面的成果。周其仁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很好地将法律经济学对土地财产制度的阐释用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34]在中国,经济学家比法学家在案例研究上先行一步很可能存在制度性的原因:正式法律制度在现实市场中被架空,非正式合约安排和地方政府对正式法律制度的变通执行取而代之,甚至以违法[35]和法律规避的形式长期存在,[36]有的违法行为还逐步演化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37]长期受法条解释的传统训练,中国的法学家可能并不能自然地将非正式,甚或是违法行为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也很难奢望从法理学的视角向中国介绍法经济学的法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具备用法经济学的放大镜观察现实生活的敏感度。
  与中国的这一制度背景相关,违法行为、所谓的法律规避行为和法律缺失状况下的自发性制度安排与法律制度至少是并驾齐驱,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素材。因此,法经济学案例研究呈现了另一个特征: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视线投向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和替代法律制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中国特有的实例。例如,徐昕运用博弈论对证人制度的案例进行的解读,[38]刘光华对民间投资和乙肝歧视案的案例研究,[39]李国庆运用制度经济学对律师行业的分析,[40]以及沈满洪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几个地区水权交易案例的研究[41]等。
  与计量分析相比,这一路径的研究解释力和普适性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局限性并非研究方法自身的不足,而正是法律的地方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倒影。与此同时,其对细节和制度背景描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却是计量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侯猛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和判决书细致入微的解析和制度分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优势。[42]这一路径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专业化人力资本上较低的进入门槛上,使得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可以有效地参与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池小娟和李芳两位检察官对刑事犯罪程序中存疑不起诉制度的实证研究,[43]突出证明了法律实务界人士参与法律实证研究及其带来的丰富素材和独特视角。
  二、法律经济学的计量实证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方法的界限非由理论化的定义所界定,而是由实用功能所决定的,[44]对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作细化的分类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计量经济学在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已经不可避免,也是我们应当探索的研究方法。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对法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界的迅速发展和在中国的萌芽,均证明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吸引力。这一方法固有的科学性、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对于中国法学研究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操守的形成将构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但笔者并不赞成向这一研究方法立即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主要是因为它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诸多研究的挑战和限制:其中一些是这一方法所固有的,另一些则是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所带来的。
  这一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是“看数据吃饭”,研究题目的选择首先受制于可供分析用的数据是否存在和其内容,研究题目基本随数据走。这一技术限制虽然是研究方法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体现,却会给学术研究的创造性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从研究者“成本一收益”的角度分析,数据丰富的领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但受到研究者追捧的题目未必皆有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从而造成浪费。而且,这种趋势具有自我膨胀和复制的功能: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可能期望并实际产生“正的网络外部性”(positive network externality),参加讨论的人越多,吸引来的研究者就越多,这项研究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研究者的价值,以及它对该网络运营者的价值也会随之增加,而这样的效果会激励该网络运营者和参与者进一步扩大网络,电信网络和目前流行的网上社交网络都是如此。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尤其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网络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对网络成员和运营者产生的正的网络外部性并不能等同于该网络的净社会福利,甚至可能会减损社会整体的福利。因为某一个研究网络太大时很可能会导致学术、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无效或低效分配,可能削弱学术的创新性,特别是计量研究的成本畸高,将研究资源集中于很窄小的问题上可能会浪费并挤占研究资源,影响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美国近些年对影响美国法官断案因素的计量研究众多,却被认为总体价值甚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负面影响。[45]在中国,对法院和司法制度的计量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是法和经济学计量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46]作者的选题意图在文章中并不明朗,但该等文章明显借鉴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模型,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学者的选题对中国学者的影响。然而,因为法官和法院在中国法律制度和社会中并不享有美国法官和法院的绝对主导地位,也因为中国的公开数据有限,中国法学界未形成对司法制度进行研究的“一窝蜂”的局面。不少学者对于司法制度之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王学辉和邓华平对行政立法成本进行的研究。[47]但若对于这一现象不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在对美国学术成果的借鉴过程中,很可能会误解这一问题在整个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妨碍我们将目光投向其他问题领域。
  “看数据吃饭”还会从另一个途径影响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研究者的选题常常不能为研究者本身的兴趣所左右,而必须从属于一个研究者无法控制的现实:就某一问题是否存在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数据。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个人兴趣和资源限制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研究材料和对象的限制。从包括数据在内的现有外部资源中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分析,使得计量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48]但计量研究结论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样本数据的代表性之上,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恰也植根于数据的质量之中,因此比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更依赖于研究者很难控制的原始数据本身。选择计量研究的题目一般有两种策略:一类是为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或假说提供支持,其错误率相对较低,但因为验证对象是被普遍接受的,研究的边际效应和贡献就会比较低。另一类则是用回归分析来挑战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假说或是提出替代假说,这一类研究更具创造性,通常也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因此多被国内学者所采纳。这一策略因为要推翻常识,排除大量的变量来论证新假说,其论证难度可想而知,其最终结论通常也会引入大量的限制和有待进一步测试的假设,从而减弱其重要性与创造性。这时,计量研究者必须面对一个悖论:测试对象越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研究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大,而研究风险和成本较小的题目又可能比较缺乏足够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当然,学者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来减少对已有数据的依赖性。例如,研究者自行收集信息并将相关信息转换成数据(通常称为coding)。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survey)获得数据则是另一种数据采集方式。钱弘道进行的余杭法制指数研究就大量运用了上述方法来获取数据。[49]但这两种方法皆有的局限在于,数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都可能打折扣。就客观性而言,同一研究者既搜集转换数据,又通过拷问数据来测试自己的假设,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数据的样本代表性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财务负担能力,因为数据采集和整理本身是一项昂贵的工作。第三种方法是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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