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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防治理念
【作者】 汪东升【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特征;原因;防治理念
【英文关键词】 Floating population crime;Status;Features;Reason;Prevention and Control Ide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2
【页码】 39
【摘要】 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数量多,所占比重大,逐渐成为城市犯罪的主体。导致流动人口犯罪多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杂糅,在各自范围内都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防治流动人口犯罪,重在预防,需做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由此,转变刑事制裁观念,提倡积极预防,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尤为必要。
【英文摘要】 Floating population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subject of urban crime. The reas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itting crime are diversity. Economic, soci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and so on, all those factors mixed together to make an impact on crim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o combat crim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lies in preven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sanctions, promote positive prevention, and implement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and innovative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5449    
  人力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主要靠市场进行调节,大中城市市场环境更加成熟,有更多就业机会,人力资源向这些地方流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人口流动一方面给流入城市带来了新的劳动人口和消费群体,为流入城市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部分人口流动存在盲目性和不适应性,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工作,成为流入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有些人甚至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一、以小见大:流动人口犯罪现状值得关注—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一直不断攀升,根据北京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北京市2010年的常住人口[1]为1961.2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704.5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外地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2]如此之多的流动人口汇聚北京,给北京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和城市管理问题,这其中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也相当突出。基于此,作为流动人口众多,流动人口犯罪多样化的北京市,自然可以成为研究全国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一个好样本。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不少人开始关注和持续研究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并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3]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特征,进而管中窥豹、以小见大,掌握全国城市中流动人口犯罪的大体状况。
  (一)流动人口犯罪率高、比重大
  首先,流动人口刑事案件发案率高。2000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刑事案件363.7307万起,全国刑事犯罪案件发案率为2.910‰;其中,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达到116万余起,流动人口刑事犯罪案件发案率为13.333‰,是全国平均发案率的4-5倍。[4]
  其次,流动人口犯罪绝对数量时常高于本地人口。依据1996-2005年间的北京市公安局对流动人口中违法犯罪情况的统计,在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1996年为56%、 2000年为58%、 2005年为61%。[5]其中,以朝阳区为例,2005至2009年,朝阳区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全区审结批准逮捕案件的82.86%,在城市犯罪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6]
  以上数据表明流动人口犯罪现象普遍存在且日益严重,流动人口犯罪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越本地人口犯罪的数量,成为当地违法犯罪案件的主要来源。
  (二)流动人口犯罪主体特征鲜明
  犯罪统计学表明,18-35周岁的青壮年容易发生犯罪现象,北京市外来人口犯罪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现象。以朝阳区为例,流动人口犯罪年龄主要集中在18-35岁这一年龄段,约占流动人口犯罪总量的74.77%。其中18-25岁的青年尤为突出,所占比例最大,占据其中的41.62%。而36岁以上流动人口犯罪的仅占21.24%。在性别比例上,男性占据90.2%,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女性仅占9.8%,其中多数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7]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接受初中教育的人数最多,约占48%,其次是高中和小学,各占21%,大专以上的仅占6%,未上过学的仍有4%。[8]近年来,流动人口接受教育的程度虽有所上升,但并没有改变高中教育程度以下的流动人口占据多数的局面。朝阳区流动人口犯罪统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犯罪人员以初中以下为主,占84.61%,专科及以上占4.77%,文盲占3.11%。[9]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描绘出流动人口犯罪主体的典型形象:青壮年、男性、文化程度不高。
  (三)流动人口犯罪时间和空间规律性
  首先,流动人口因为流动性原因,其作案的时间上呈现“两进两出”特点。流动人口犯罪时间相对集中,在流动人口回乡春种秋收,返乡过年之前的一段时间,侵财型犯罪急剧增加,而每年的农忙时节和12月到元宵节前后,城市治安形势又明显好转。[10]其次,流动人口犯罪地域上也相对集中,即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作案,一般是在其生活居住的区域附近作案。因此,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便成了流动人口犯罪的重点地域。这里房租低廉,位置靠近城区,交通便利,低端服务业集中和体力劳动就业机会多,致使流动人口大量在此地聚集。
  4.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相对集中
  北京市朝阳区犯罪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侵犯财产、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类案件中,共占总件数的90.07%,总人数的91.53%。其中侵犯财产类犯罪以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四类案件为主,案件数量占该类案件总数的95.80%,人数的96.37%;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犯罪以故意伤害、强奸两类案件为主,案件数量占该类案件总数的87.54%,人数的81.50%;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寻衅滋事三类案件为主,案件数量占该类案件总数的54.12%,人数的51.57%。[11]
  5.流动人口犯罪的其他特点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偶发性、盲目性等特点,流动人口犯罪人员一般都抱有侥幸心理,往往临时起意,随机性犯罪,预谋犯罪比较少,一般主观恶性不大,大多数属于初犯。2008至2009年,朝阳区审结批准逮捕的外来流动人口犯罪人员中,有前科的人员占6.78%,其中属于累犯的人员占批捕人数的1.63%。从比例来看,流动人口以初次犯罪为绝对主导。[12]流动人口犯罪中共同犯罪和团伙犯罪很多,这源于流动人口的群体归属感和生活聚集,使得同乡、工友、亲戚朋友相互加强犯罪意图和实施犯罪,形成团伙作案。
  二、由表及里: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深层剖析
  (一)经济因素:城乡二元制—贫富差距大—相对剥夺感
  1.城乡二元制形成
  户籍管理制度是一种必要的人口管理手段,其他国家也会通过户口或者个人基本信息来实现对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确立标志是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户口城乡有别、城乡隔离为重要特征,人为的将我国人口区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另外,社会服务中一系列政策都倾向于城市人口,使得城市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资源的“高地”,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制的局面。在我国,“户口”表示着特定的身份和相应的利益,城乡利益差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最基本动力。[13]
  2.贫富差距拉大
  伴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城乡差距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见。一方面,城市居民工作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收入逐年上升,生活越来越富裕。他们享受着国家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倾斜性投入。另一方面,农民所要花费的一切都几乎需要用自己的收入解决,在工农业产品存在较大剪刀差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收入已经无法满足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生存空间。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遭受歧视,无法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却仍然承受着城市生活的巨大成本,承担着农村家庭重担,导致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远落后于城市居民,这一系列过程促使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另外,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长期存在,广大中西部人民收入水平始终得不到较大的改善,只能背并离乡去大城市讨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劳务输出大省都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地区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城乡人口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3.相对剥夺感产生
  贫富差距会使得穷人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相对剥夺感比绝对剥夺感更能诱发犯罪的发生。对实施犯罪来说,可以见到和可以接近的物质财富要比完全缺乏物质财富或者没有机会把它弄到手的情况更刺激人去犯罪。相对剥夺论是由美国的朱迪斯·布劳(JudithR.Blau)和彼得·布劳(Peter M.Blau)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与富人区相邻的穷人区的居民,由于看到富人的富有,自己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自己所期望的财富,于是感到社会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感,促使他们可能诉诸犯罪手段去夺取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财富。[14]相对剥夺论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数量急剧上升以及流动人口犯罪本身所呈现的诸多现状。
  (二)社会因素:缺乏社会支持—社会失范论
  1.缺乏社会支持
  所谓社会支持指人们在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这种帮助从内容可划分为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从帮助行为的提供者来看,可分为正式支持(来自政府等正式组织的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亲属、邻居等关系支持)。[15]流动人口主体是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来到大城市的目的是“挣钱养家”,但由于他们群体的局限性,较低的教育程度、缺乏工作技能等因素制约着他们的就业能力,也较难组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无法通过自己努力建立正常、合理、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只能依靠政府帮助和支持,但出于利益保护目的,政府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流动人口,未能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仅仅将他们作为管控对象,甚至在一些政策上对外来流入人口进行限制和歧视。正式和非正式支援力量的缺失,使得流动人口犯罪率“越打越高”,成为城市中无法治愈的痼疾。[16]由此可见,农村务工人员远离了乡土,切断了原有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既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也不能依靠政府给予帮助,只能靠老乡、工友、亲戚朋友等有限的、较低级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支持,这使得他们的社会支持处于严重缺失状态。
  2.社会失范论
  法国著名社会学学家、犯罪社会学奠基者迪尔凯姆曾用失范或社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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