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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法律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On the Legal Issues of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of Collective Trust Product
【作者】 黄斌【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信托、信贷法
【中文关键词】 集合信托;担保;质押;让与担保;公示;物权法定
【英文关键词】 collective trust; guarantee; pledge; alienation guarantee; publicity; real right legal doctrine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4)01-017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170
【摘要】 商业银行开展集合信托产品担保融资业务时,由于法律依据不足,对商业银行债权保障不足,反过来也制约集合信托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论证了集合信托产品在法律上的可担保性,分析了当前以集合信托产品提供担保存在的法律问题和障碍,并对当前集合信托产品担保模式的利弊及法律风险进行了评析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物权法定”原则缓和适用的基础上构建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
【英文摘要】 When commercial banks carry out secured financing business concerning collective trust product,the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as creditors is inadequate due to the lack of legal basis,which in turn restrict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trust busines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llective trust products can be guaranteed in the law theoretically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legal problems and obstacles of the kind of guarantee and also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guarantee mode at present and the legal risks thereof.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detailed suggestions on establishing the guarantee legal system of the collective trust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lax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al right legal doctrin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2149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信托公司充分发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优势,信托业务得到了爆发式的发展,到2012年年底,我国信托公司管理总资产突破7万亿元,成为仅次于商业银行业的第二大资产规模的金融行业[1]。其中集合信托计划是信托公司管理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与基金、银行理财等并为广大居民特别是高资产净值人群投资理财配置的主要品种之一。但相对于基金产品,集合信托产品对于投资者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一般而言存续期限长、流动性较差,缺乏法定的转让市场交易安排。在此背景下,投资者的融资需求应运而生,但信托公司自有资金有限,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需求,以信托产品为担保品引入商业银行向投资者提供融资成为当然之选。但是,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在当前法律环境下缺乏明确依据,对债权人的保障不足,成为限制商业银行开展该业务的最大障碍,而该问题反过来也制约集合信托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可行性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分析和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尝试对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尤其是集合信托产品质押)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探讨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的可实现路径及构建相关法律制度的方式。
  一、集合信托产品在法律上的可担保性
  信托公司面向投资者推介的集合信托产品主要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即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将多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集合信托产品的专项法律规范性文件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作为信托公司开展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经营行为的专项部门规章,其中并未涉及集合信托产品的担保融资的安排。
  集合信托产品作为一种商事信托安排,其能否用于担保融资主要在于信托产品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能否用于质押。有学者认为,可用于出质的权利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三:一是该权利须为私法上的财产权;二是该权利须为可让与的财产权;三是该权利须为有权利凭证或特定机构管理的财产权[2]。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权利质权标的的权利,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为财产权利;二是须为适于出质的权利;第三,须有可让与性[3]。
  综上观点以及笔者的分析,笔者认为可用于质押的权利需满足条件包括四个方面:(1)须为财产权,而不能是人身权利;(2)须具有可让与性,依法定、约定或是依权利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均不得用于质押;(3)依权利性质须适合设定质权,如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不能设定质权,只可用于设定抵押权;
  (4)须为有权利凭证或特定机构管理的财产权,如果既无权利凭证也无特定机构管理,则无法采取适当的公示方法,难以对抗善意第三方。
  对照上述条件,信托受益权符合可质押权利的全部条件:其一,信托受益权属于信托法所规定的财产权。信托受益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受益权即受益人所享有的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广义的受益权除了包括收益权外,还包括附随着收益权以保护受益人利益的其他权利[4]。狭义的信托受益权本身就是财产权,即便以广义概念视之,信托受益权也包括财产权的内容,可以其中的财产权出质。其二,《信托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受益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信托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但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同时,《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公司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前述“一法一规”的规定不仅确立了信托受益权的可转让性,而且规定其可用于清偿债务,只要信托文件中未限制信托产品项下信托受益权的转让,信托受益权的转让或用于偿债就是无限制的。实务中,许多信托公司也为信托单位项下的受益权开展了转让业务。其三,信托受益权依其性质尽管有物权说、债权说和独立权利说等学说,但可以明确的是其既非所有权也非用益物权,依其性质更宜设定质押而非抵押,其情形可类比于股权和基金份额质押。其四,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对集合信托产品的信托受益权进行了日常管理{1}。
  此外,还有两方面支持信托受益权可质押性的理由:一是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基金产品份额被《物权法》纳入可出质权利范围,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见,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法律基础即为信托法律关系,可用于出质的基金份额究其法律性质正是信托受益权。二是早有学者在物权法建议稿中曾建议将依法可以转让的一般债权纳入可以质押的权利[5],如果说可以转让的一般债权存在可出质的合理性,相形之下,信托受益权的公示性、稳定性及经济价值都要强得多,因此也更具备质押的条件。
  综上笔者认为,信托受益权符合可出质权利的法律条件,因此从法理上分析,集合信托产品是具备可担保性的。
  二、当前我国集合信托产品担保的法律障碍
  尽管集合信托产品质押在法理上存在合理性基础,但在当前现实法律环境下,该类质押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
  首先,从法律依据看,我国《物权法》第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亦即确定了较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同时,第二百二十三条采取了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可出质的权利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其中从第(一)项至第(六)项列举的权利中,并无集合信托产品,亦无信托受益权。虽第(七)项是一项概括式规定,但其限定了权利来源规范的层级,即必须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但从现行生效法律和行政法规(包括《信托法》)来看,均无信托受益权可用于出质的规定。
  其次,从权利质押的公示要求看,《物权法》所规定的权利质押有两种公示方式:一种是权利凭证交付,如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二是办理质押登记,如以基金份额、股权、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法定登记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但在当前实践中,一般而言信托公司并不出具信托信益权凭证的权利凭证,也无法定赋予的对信托受益权质押进行登记的职责,现实中信托公司对信托受益权份额的“冻结”往往不被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登记。
  因此,若严格掌握“物权法定”原则,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则集合信托产品质押有罹于被司法机掏认定无效的法律风险。
  三、当前法律环境下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的实现路径及利弊
  虽然存在一定法律障碍,当前我国还是有部分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尝试开展了合作,对客户开办了信托受益权担保融资业务。结合相关理论及当前操作实务{2},以集合信托产品担保融资有三种主要的可操作运作模式:
  (1)信托受益权质押+份额冻结模式。即投资者以集合信托产品的信托受益权{3}向商业银行出质,同时由信托公司配合对出质人的信托受益权份额进行冻结。
  (2)应收账款质押模式,即将出质人持有的集合信托产品份额项下对信托公司未来将兑付的本金及收益的权利作为应收账款质押,并在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3)信托受益权非交易过户+约定担保模式。即商业银行与借款人约定,将借款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过户至商业银行名下,以信托受益权作为其偿还银行贷款的担保,待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后,商业银行再将信托受益权转回借款人,信托公司配合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在当前法律环境下,分别对三种模式法律性质及债权人的法律风险分析如下:
  1.信托受益权质押+份额冻结模式
  该模式实际是投资者作为信托受益人将其所持有集合信托产品项下未来可能享有的到期分配本金和收益的财产权利用于质押。由于现行《物权法》及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信托受益权质押缺乏明确规定,故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一旦发生纠纷,特别是发生司法机构冻结和扣划的情况下,该种质押的效力存在不被司法机构认可的风险,因而可能无法对抗冻结和扣划,也就无法对所质押信托受益权项下信托单位本金和收益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在该模式的实践中,作为债权人的商业银行适当降低法律风险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合同约定质押的权利义务,并且由信托公司配合冻结信托受益权,一方面起到类登记公示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出质人转移和处分。同时根据客户资信状况设置一定业务准入门槛,以减少上述法律风险的发生概率。另外若出质人信托受益权回款账户为在其他银行开立的账户,还会要求其将信托受益权回款账户变更为在债权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以实现对信托受益权回款账户的监控和扣款。
  2.应收账款质押模式
  集合信托产品项下投资者要求信托公司对投资者兑付信托本金和收益款项的权利类似于应收账款,但与应收账款又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主要在于:一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而集合信托项下投资者要求信托公司兑付本金和信托收益的权利并非源于投资者提供货物.、服务或设施。二是一般而言,应收账款形成后,债务人对于债务人应支付的应收账款金额是确定的,但在集合信托产品下,根据相关监管规定,信托公司并不能对该类信托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到期兑付做出承诺{4},因此集合信托产品项下信托公司兑付责任不构成信托公司对客户的确定金钱债务,有别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认可的应收账款。鉴于上述两方面差异,信托受益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应收账款,在发生诉讼纠纷时该模式能否被司法机构认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债权人采取应收账款质押模式去做本业务时也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
  虽然应收账款模式存在一定法律风险,但之所以有运用空间,在于集合信托产品权利与应收账款有一定类似性,而且有较完善的公示措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属于全国统一系统,公信力较强)。而且最髙人民法院办公厅曾在对一份政协提案的答复意见中为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类推适用于应收账款质押留下了一定空间{5}。而当前有较多学者和金融界人士认为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本身也是基于信托法律关系[6],这也为集合信托产品质押参照适用应收账款质押提供了一定支持。
  在应收账款质押模式下,为控制相应风险,商业银行除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规定,就信托收益权质押在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续外,还会相应地将出质人用于信托计划资金回款的账户作为保证金专户。由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了保证金作为金钱质押的一种形式,在信托收益款项返回相关账户后,可以保证金的形式适当对抗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此外,商业银行也会要求信托公司配合冻结出质人的信托受益权份额,未经其同意不得配合出质人转让。
  3.信托受益权非交易过户+约定担保模式
  该种模式下,商业银行成为名义上的信托受益权人而持有信托受益权,但商业银行持有信托受益权并非缘于真正的交易,其目的在于担保债权实现,实际是让与担保方式。鉴于“物权法定”原则,让与担保并非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担保物权,因此一旦发生纠纷,该种担保方式有效性可能面临司法机关的质疑;同时,商业银行受让信托受益权时并未支付转让价款,可能被质疑未支付对价;此外,从商业银行经营范围的角度,商业银行能否投资信托计划或信托受益权并无明确的监管法规依据。
  但由于在该业务模式下,商业银行成为信托受益权的直接持有人,可降低另两种业务模式下质权无法对抗司法机构冻结和扣划的法律风险(因担保期间信托受益权在商业银行而非担保人名下),相对而言较另两种模式对债权人保障程度更高,如借款人到期不偿还贷款,商业银行还可作为信托受益人从信托公司获得信托收益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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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晓霞.信托规模超7万亿无悬念.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jr/201301/t20130110_3813633.html,201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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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庄家园.让与担保缺乏公示性引发之权利冲突[A].崔建远.民法九人行[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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