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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交大法学》
新型投资工具的税法属性辨析
【副标题】 基于美国的经验与借鉴【作者】 汤洁茵
【分类】 税收法
【中文关键词】 权益型投资工具;债权型投资工具;所得税待遇;美国实践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7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950    
  目次
  一、债权型金融工具与权益型金融工具的税法适用差异及其影响
  (一)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性投资的税法适用差异
  (二)权益性与债权性投资税负差异的影响
  二、日趋模糊的权益性与债权性投资的界限
  (一)现行税法对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性投资的区别标准
  (二)进一步模糊的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投资的界限
  三、权益型与债权型金融工具的判断标准—美国的争议与借鉴
  (一)美国对债权与股权投资判定标准的立法探讨与判例演进
  (二)美国对债权与股权投资判定标准的简要评析
  四、权益型与债权型金融工具分类标准的构建
  (一)关于股权与债权投资区分标准的最新理论发展
  (二)确定税法上股权与债权投资区别的主要因素的基准
  (三)以收益权利/风险水平为核心的判断标准的确立
  五、代结语:权益性与债权性投资税法区分的未来发展
  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债权和股权投资是企业实现外部融资的两种基本方式。基于两种投资方式的差异,在税法中对债权与股权、利息与股息的税收处理也作了相应不同的规定。由于税法上的股权与债权投资的差异性规定,引发了包括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税收套利在内的诸多问题。[1]然而,在税法中却并未对债权和股权的相应税收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随着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实际上同时包含了债权与股权型工具的基本属性,从而构成金融监管法、会计法上的股权投资。对上述同时具有债权和股权属性的新型金融工具应当如何进行税法适用、确定其纳税义务,进而也成为各国税法上的一大难题,这在我国同样如此。税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成本,在缺乏足够的标准对某一金融工具的属性进行判定的情况下,税负的不确定性必然影响企业的融资选择,更可能促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通过创新金融工具的创造,实现税负的最小化,从而导致税负的大量流失。因此,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尤有必要对股权与债权型金融工具的区分标准予以探讨。
  一、债权型金融工具与权益型金融工具的税法适用差异及其影响
  根据当前的税法规定,一项投资的税务处理方式取决于对该项投资的债权或股权属性的认定。从总体上说,公司发行债权型工具的总体税负要低于权益型金融工具,使得公司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债权型融资。
  (一)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性投资的税法适用差异
  根据传统税法理论,由于股东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从事经营活动,因此只有在公司承担纳税义务之后才能提取相应的利润。相反,利息和借款费用被认为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一般且必要的费用,与员工工资或原材料成本一样,都应当在计算公司的应税所得时予以扣除,以准确计算公司的净所得,反映其真正的税收负担能力。以此为基础,税法对发行公司对利息和股息的税务处理作了不同的规定。
  发行公司进行债权融资所发生的利息和其他费用,准予在税前直接予以扣除。[2]但如企业进行股权融资,《企业所得税法》10条第1款即明确规定,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利息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予以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3]和《个人所得税法》[4]的规定,利息、股息和股权与债权的转让收益必须承担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但基于债权债务关系与股权投资关系,投资者所承担的利息、股息与相应的财产转让收益的纳税义务的差异却非常明显。尽管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利息、股息和红利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其持股期限的不同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人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人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人应纳税所得额。债权和股权转让收益依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应当作为“财产转让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94]40号)和《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98]61号)的规定,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就企业投资者而言,如进行股权等权益性投资,如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5]此外,居民企业从境外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以享受间接税收抵免的待遇。[6]而企业购买除国债以外的债券所取得的利息收入不享有任何税收优惠,转让包括国债[7]在内的债券或债权取得的收益应作为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纳税。
  在《企业所得税法》确立资本弱化制度之后,一项投资为债权性投资还是股权性投资的属性认定对确定企业的纳税义务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企业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的标准,则所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扣除。
  (二)权益性与债权性投资税负差异的影响
  如前所述,一项投资构成债权还是股权,其认定对于确定其最终的纳税义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规定了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利息的税前可扣除性,企业进行债权融资所承担的整体税负要远远低于股权融资,这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债权型融资,从而造成资本弱化的现象。但由于我国个人股东可以根据持股期限享受不同的税收减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加上个人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免税,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税收成本尽管仍高于其进行债权融资的成本,但与非上市公司相比,已大为降低。因此,税收因素对上市公司进行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仍是非上市公司进行融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正因为如此,资本弱化的现象在非上市公司更为明显。
  股权与债权二元制课税模式的存在,固然为金融机构或发行人利用两者的课税差异进行金融创新以降低其税收成本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债权性与权益性投资的税收成本的差异加上金融法、会计法对公司融资结构的要求,催生了大量兼具债权与股权属性的投资方式,如可转换公司债券、以股份赎回债券(Bonds redeemable in shares)、附认股权债券(Bondswith attached share warrants)、指数化债券(Indexed bonds)、参与型债券(Participating loans)、次级债券和永久性债券等。这些债券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具备了债权与股权投资的属性,实际上很难对其适用股权或债权的课税规则。这使得此类创新金融工具的投资者或发行人不得不面临巨大的税负的不确定性。[8]税负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成本可能非常巨大,甚至将远远抵消利用股权与债权的税负差异所节约的税收成本,从而影响创新金融工具的发行与推广。[9]
  二、日趋模糊的权益性与债权性投资的界限
  在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税收负担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对两个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明确的规定即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否则概念的不明确,一方面将影响应税事实的判定,从而导致交易的税收成本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基于金融的恒等性更将创造更多利用税负差异进行套利的兼具权益性和债权性投资的金融工具,从而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
  (一)现行税法对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性投资的区别标准
  由于债资比例是确定资本弱化规则的基本前提,《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119条对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进行了界定。根据该条的规定,债权性投资,是指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的融资。权益性投资,是指企业接受的不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拥有所有权的投资。然而,这一定义仅限于《企业所得税法》46条所规定的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能否普遍适用于投资属性的判定不无疑义。该定义以对企业净资产拥有所有权作为判定权益性投资属性的标准。该定义对两种投资属性的判定规定了较为简化和客观的判断标准,相对而言更易于操作。但严格说来,在权益性投资中,投资者对投入资金的所有权已转换为股权,股东与债权人一样,均不享有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这实际上难以作为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本金偿还和利息的支付被视为认定债权性投资的核心要素,但对本金偿还的期限并无任何要求,对“其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也缺乏进一步的明确。由于利息是“使用或占有资金而支付的报酬”, [10]以此为标准,也无法解决以取得公司利润为形式的利息补偿的投资的属性。
  在OECD范本和UN范本[11]中,也同样缺乏对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的明确规定。“由于各成员国在公司法和税法上的差别,仍不可能做出独立于国内法的股息定义”,因此,OECD范本仅“列举几个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法律里一般都有,且处理方法相同的例子,然后再概括出一般的准则”。[12]OECD和UN范本均在第10条第3款对股息的定义中,列举了收益属性为“股息”的金融工具,包括股份、“合股”股份(Jouissance Shares)、“合股”权利(Jouissance Right)、矿业股份、发起人股份或非债权关系而是分享利润的其他权利以及按照分配利润公司的居民国法律视同股份的其他公司权利。根据所列举的构成股权的金融工具的范围,可以认为是否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是认定一项投资是否构成股权的根本标准。根据OECD和UN范本的第11条第3款的规定,产生利息的各类债权包括“现金存款、货币形态的有价证券以及政府公债、债券和信用债”,无论有无抵押担保或是否有权分享利润。OECD范本注释进一步认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债券不应视为构成股权。债权,特别是债务和信用在其有权参与债务人的利润分配上并在合同中明显地表现出其有利息的贷款特性,也应当视为贷款。但同时又认为,如果该项贷款确实承担债务人公司的风险,则其利息应被视为股息。根据OECD范本及其注释对利息的规定,似乎并不认为是否分享公司的利润是区分股权与债权的根本标准,只要“在合同中明显地表现出有利息的贷款特性”即足以认定为债权。而“是否确实承担债务人公司的风险”才是认定一项投资构成股权的基本标准。但如何判定一项投资是否承担债务人公司的风险在注释中并无进一步的解释。OECD范本对股息和利息的定义,实际上对债权与股权规定了自相矛盾的认定标准,根据所规定的标准,一项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投资可能同时被认定为债权和股权投资。由于当前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协定是以OECD范本和UN范本为基础的,两个范本对债权和股权投资认定的不明晰甚至矛盾的标准,更增加了一项投资属性认定的难度。一项投资可能在来源国被视为债权而适用利息税前扣除的规定,而在母公司的居住国却被视为权益性投资,取得的收益为股息而享受免税或抵免的待遇。在此情况下,该项投资即可能产生双重不征税的后果。反之,则可能产生对该项投资的双重征税。
  (二)进一步模糊的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投资的界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发展,大量创新金融工具不断进人金融市场。这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者产生于经济风险管理的需要、或者被用于税收套利或是逃避金融监管,或是用于降低融资成本。在当代以股权与债权的区分为基础的二元制资本市场课税规则下,由于这些金融工具同时具备股权与债权的基本属性,很难将其归属于某一具体的类别进行税法的适用。[13]即使其类别的归属能够得以确定,在现有的规则下,其应税所得也往往难以准确地衡量,反而创造更多的税收套利的机会。
  1.可变债务工具(Contingent Debt Instruments)
  在一项可变债务工具中,明确规定债券持有人享有到期本金偿还和取得利息、在清算程序中优先于股东受偿的权利等典型的债权特性,但并未规定固定的利息或本金,甚至利息和本金均并未事先予以规定,而是参照其他事项在到期时予以确定。[14]可变债务工具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浮动利率债券是最常见的可变债务工具。在债券发行时,并未规定固定的利率,而是规定根据到期时的市场利率确定应当支付的利息。一些债券规定,其利息根据每一利息支付日的股票指数的增值额作为应当支付的利息。[15]资产联结型债券则赋予投资者根据基础权益性证券的表现而取得收益的权利。这类债券一方面规定根据发行期间的股息而类推计算固定、定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规定本金偿还根据股票或股票指数的价值增减予以确定。[16]但有部分资产联结型债券同时规定了债券持有人可以取得的利息的上下限。在本金数额不确定的债券中,往往参照资产或资产组合、股票或股票指数甚至商品的价格确定债务人最终偿还的金额。如金融工具的可变属性与发行人或关联企业的收益、价值或总收益直接相关,此种不确定的利息取得与发行企业或关联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相关,这便意味着债券持有人同样分担企业的经营风险。[17]如根据OECD范本注释对债券范围的界定,此类债券似乎应当被视为权益性工具。但债券中又具有典型的本金返还等债权特性,似乎应当按照债权确定其税收负担。于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可变债务工具中,所具备的哪一或哪些典型的债权或股权的基本特性足以决定其税收上的类型归属,从而确定其税法的适用。
  2.具备资产属性的债务工具(Equity-flavored Debt Instruments)
  除了上述可变债务工具外,还有部分债务工具则因赋予债权人将债务工具转化为权益性工具或允许债权人将债务工具与某一企业的股权利益进行交换的权利而具备显著的“股权”属性,最为典型的即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转换或交换发行公司的股票或发行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的股票。与此类似的一类债券工具则是发行人有权以一定数量的债券发行人或发行人以外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无论该股票的价值如何。由于股票的价格决定于发行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由此所决定的净资产额的变化,此类证券的持有人将在不同程度上承担所转换或交换的股票的公司的经营风险和利润。[18]但显然在债券持有人或发行人行使转换权或交换权之前,此类债券仍是作为直接的债务工具而存在的。因此,此类债券兼具“债权与权益性投资”的属性并无太大的争议。[19]那么,问题在于,债券附加转换权或交换权是否将根本改变其债券属性,而需将其视为股权而确定其纳税义务。股权属性的认定是因转换权或交换权的赋予而使债券持有人成为潜在的公司股东还是因该权利的存在使得债券持有人将同样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债券持有人自愿或是强制行使转换权是否将影响债券属性的判定?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债权与股权区分标准的明晰化。
  此外,永久债券(Perpetual Bonds)同样是引发债权与股权之争的金融工具之一。永久债券的持有人尽管有权要求定期的利息偿还,但由于并无到期期限的规定,实际上是无权要求本金的偿还。而投资资本的不可偿还性正是股权投资的典型特征。这便意味着公司可以如同支配股权资本一样,无任何资金偿还压力而使用债务资金。该项债务资金可能在公司的经营中发生损失而无法偿还,实际上同样将承担公司经营亏损的风险。因此,永久债券的到期偿还本金这一特性的缺失是否足以影响其成为税收意义上的债权,同样是税法学界争议不休的话题。
  兼具权益和债券双重属性的投资活动所引发的税收争议在我国日渐显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年7月颁布了《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41号),[20]规定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一项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将被认定为债权性投资:(1)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后,需要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或定期支付保底利息、固定利润、固定股息);(2)有明确的投资期限或特定的投资条件,并在投资期满或者满足特定投资条件后,被投资企业需要赎回投资或偿还本金;(3)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4)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投资企业不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在该项投资下所支付的款项将被作为利息确认收入和支出。但从该公告所列举的认定债权性投资的五项标准来看,明确的投资期限、固定的利息支付和本金偿还、投资者不享有表决权,固然是典型的债权性投资的特征。但无论债权性投资还是权益性投资,其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均不享有所有权,权益性投资的投资者也不必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行使表决权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就此而言,这两项标准是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共性,而非区别所在。即使是在一项典型的权益性投资中,如优先股的投资中,其投资者同样不享有表决权。因此,严格来说,该公告仅以确定投资期限下的本金的返还和利息支付确立了债权性投资的认定标准。然而,根据该公告的规定,上述五项标准应为并存要件,如一项未被满足,该项混合性投资便将被认定为权益性投资。未定期支付利息,如到期一次性总付利息的投资或是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确定利息支付数额,或是无明确投资期限但被投资企业有义务偿还本金的投资,是否即认定为一项权益性投资,显然仍有疑义。此外,有权参与剩余财产分配或除取得定期支付的利息之外有权参与利润分配的投资,其税法属性如何,依据该公告实际上仍是无法权投资关系。[21]在该条中还同时规定了财政部制定规则明确两者判断标准时所应当考虑的因素。根据这一授权,财政部在1980年起草并公布了相应的规章草案,[22]并在1981年、[23]1982年[24]作了相应的修订。但在最终版本生效之前,财政部在1983年最终撤回了该项规章草案及其最终修正稿。[25]此后财政部并未颁布任何规章对债权与股权投资的区分予以规定。最终债权与股权投资的税法区分标准争议的解决再一次回归到了判例法。[26]1994年,针对“被设计为税法意义上的债券而监管、评级或金融会计意义上的股权”的证券的税收待遇问题,美国国内收入局发布了94-47号文,重新引发了对债权与股权投资的属性判定争议的反思。
  美国法院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对债权与股权投资区分的探讨。美国法院在个案中对案件的交易背景、合同条款、当事人等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具体判定一项投资构成债权债务关系还是股权投资关系。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法院也更倾向于忽视交易的法律形式,而以经济实质判定一项交易“是否完全构成公司所有的风险资本还是只是代表了严格的债权债务关系”。[27]由于各个案件差异巨大,法院在每个案件中所确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也各不相同。这种经济实质的事实与环境的判断实际上引发了更大的含糊性。在1969年Fin Hay Realty Co. v. United States [28]一案中,法官列举了现有判例中所采用的判定两者界限的16项因素。[29]由于法官过度强调“每个案件都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事实与环境予以裁决”,从而导致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对确定最终一项投资的属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0]司法实践中所认定的诸项因素均不足以作为判定债权与股权投资的普适性的标准,甚至类似的事实因法官所强调的因素的不同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法院在司法判例中所确定的判定债权与股权投资的区别的诸项因素对税法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在第 385条强调应当考虑的5项因素及财政部在相应的规章草案中列举的诸项因素均受到司法判例的影响,均强调一项交易的属性,必须“依赖于交易的事实与环境”,根据各项因素予以判定。在财政部根据授权制定有关债权与股权投资区分标准的具有实践操作性和普适性的规章之前,司法实践所确立的标准仍将对税务机关进行交易属性的判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美国对债权与股权投资判定标准的简要评析
  美国法院在司法判例中形成的判定债权与股权投资的区分标准对税务实践影响深远。不同法官在不同的判例中分别依据(1)当事人的意图、(2)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同一性、(3)金融工具的持有人参与发行公司管理的程度、(4)公司进行外部融资的能力、(5)公司资本弱化的程度、(6)所认定的。因此,可以说,该公告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有关混合性投资的属性认定的问题。
  尽管税法以股权与债权的区隔为基础而建立不同课税规则,却并未对股权与债权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做出明晰的规定。在传统金融市场下,作为基本投资方式的股权与债券投资有其当然的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即使税法并无另行确定各自的范围,仍得以确定各种投资交易的税收负担。但随着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原本泾渭分明的股权与债权,彼此之间具有更大的兼容性。一项债务工具可能包含若干股权的基本特性,反之亦然。此时,已无法根据一般金融交易惯例判定其税收属性。因此,在税法维持对股权与债权二元课税模式的情况下,即有必要对两者的区分标准予以明确的规定。
  三、权益型与债权型金融工具的判断标准—美国的争议与借鉴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在这一证券市场上几乎每日都有新的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并进行交易。以此为基础,美国构建了极为繁复和详尽的金融产品的课税规则。然而,这一课税规则体系同样面临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冲击。尤其是权益型与债权型金融工具的渐趋融合,大大冲击了以股权和债权为基础构建的界限分明的课税规则,引发了大量的课税争议。这一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各方,包括立法机关、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税法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提出了诸多的方案,力图予以解决。尽管这一问题在美国尚未获得最终的解决,但其为确定权益型与债权型金融工具的区分标准所做出的司法判决、立法草案和理论探讨等依然累积了诸多的经验,值得我国在立法过程中予以借鉴。
  (一)美国对债权与股权投资判定标准的立法探讨与判例演进
  美国国会曾经两次力图对股权与债权予以界定。1954年,众议院提出的《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修改议案中对“参与股份(Participating Stock)”、“非参与股份(Nonparticipating Stock)”以及“证券”等概念的定义予以规定,以明确日常生活中所指的“普通股”、“优先股”和“债券”等术语。[31]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认为,对债券与股票进行区分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交易的特定条款进行具体的分析,很难对两者进行成文法的定义,因此建议将此争议留给司法机关根据各案的情况予以解决。[32]最终众议院立法提案中对股票与债券的相关定义并未获得通过。但随着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尽管美国国会已经开始意识到,“虽然对股权与债权进行区分的问题是困扰税法多时的问题,但随着公司兼并活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在收购活动中日趋采用债券的形式,这一问题在近年来越来越不容忽视”,但仍然认为,确定交易属性的背景因素差异巨大,很难对其规定足以普遍且平等适用的全面且特定化的成文法规则。[33]因此,在1969年修改《国内收入法典》时仍未明确规定债权与股权投资的定义,而是在第385条[34]中授权财政部制定相应的规章,以在特定的事实情境下“必要或恰当地确定”一项投资构成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公司股包含的风险因素、(7)交易的形式安排、(8)在利息和本金支付方面工具持有人相对于其他债权人的地位、(9)工具持有的表决权、(10)固定利率条款的规定、(11)偿还义务的概然性、(12)利息支付的资金来源、(13)固定到期日的规定或缺失、(14)公司回购的规定、(15)持有人的回购选择权以及(16)与公司成立相关的付款时间[35]等因素予以裁决。所有的因素在对一项交易的属性进行事实判定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其备受诟病之处在于,在不同判例中的决定性因素各不相同,各个因素在不同的案例中的权重也有所不同。这使得难以确定足以在税法实践中进行普遍适用的具有决定性和主导意义的因素。而实际上所有的因素也并非指向同一方向,也不存在相对确定的权重,而是完全依赖于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1969年美国国会重新关注债权与股权投资在税法上的区分标准的争议,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司法机关无法提供客观且具有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问题。然而,深受司法实践的影响,美国国会在第385条中实际上仍然确立以多种因素为基础的事实判断法确认一项交易构成债权投资或是股权投资。在该条中列举了税务机关在制定进一步的规章时所应当参考的主要因素包括:(1)交易是否存在根据请求或确定日期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书面的无条件支付承诺以足额偿还货币的价值且支付固定利率的利息;(2)该交易是否滞后或优先于公司的任何债务;(3)公司的债务与资产的比例;(4)交易是否存在转换为公司股份的可能性;(5)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系争利益的关系。美国财政部根据这一规定所制定的不同版本的规章草案,尽管最终未能生效,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区分债务与资产的诸多争议。如在1982年的最后一稿中,对债券与混合金融工具进行了区分,认为规定在明确的可确定的日期支付确定数额的本金和利息的权利且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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