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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
中国大陆民事审判监督制度
【副标题】 法律体系及实务性问题研究【作者】 师安宁
【作者单位】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判监督;民事诉讼;再审制度【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1【页码】 137
【摘要】 本文从实务研究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大陆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立法体系为基线,对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价值导向与基本框架;新旧《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中的适用;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与审查要素;检察权与民事审判监督;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例指导制度与审判监督;再审程序中的审级制度及正确认知对再审法定事由予以限制的立法精神等八个方面的实务与理论问题展开体系化研究。本文观点独到、体系严谨,体现了极强的实务性,对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7892    
  前言
  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又谓“再审制度”,是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着错案纠正、法律监督、遏制司法腐败等多重制度性价值。但是,由于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直接冲击的是已经“定谳”的案件,对司法裁判的既定力构成严重动摇。因此,现行《民事诉讼法》自20世纪90年代初施行以来,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审判监 督制度的存废利弊等问题一直存在重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置导致我国“两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使得司法终审裁判权的既定力变得虚无缥渺,民事审判中的审级制度成为事实上的“三审终审”,甚或在某些案例中出现了“多审不终”现象,故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严重消减了司法权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判监督制度必须加强,否则错案迭出而不予纠正的话,司法权威将更加受到贬损。尤其是来自当事人的申诉和检察权方面的制度性监督意见,要求用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司法不公的期待和压力更加强大。
  笔者认为,我国大陆审判监督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尚不能取消,但必须遏制其目前被滥用的态势。很显然,司法公正不能以审判监督制度为主要承载平台,再审制度只能对司法公正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不能使之成为一个寻求司法公正的主渠道。各级法院应果断抛弃“以调为主”“能动司法”等错误司法理念,不能将司法公正仅仅寄望于法官的自律及道德要求上,而是应当通过大力强化抗辩性诉讼机制,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升律师在诉讼抗辩机制中对司法公正的构建和监督作用,从而在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本文对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研究以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为基础,以相关司法解释为重要内容,同时对我国行政诉讼审判监督制度进行一并解析。
  一、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价值导向与基本框架
  (一)《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正对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价值导向作了明显的调整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应当说,《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对审判监督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其价值导向显然是为了提升审判监督的制度性制衡作用。将审判监督的审级“上提一级”,这一制度性设置更加强化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动机与现实可行性。因为原来的制度设计是由作出终审裁判的法院受理再审申请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难度显然较大。
  鉴于审判监督制度在我国司法权中的重要地位,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2年8月31日再次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再次对审判监督制度进行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的价值导向显然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 权。诸如,将原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两年调整为6个月。但是,同时又对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进行了强化,在检察院原有抗诉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检察建议”这一审判监督方式。
  (二)我国大陆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
  我国大陆审判监督制度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色,这一点在其基本的框架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
  1.实行民行审判监督一体化机制
  事实上,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也即除了《行政诉讼法》的特别规定外,《民事诉讼法》亦是行政诉讼审判的程序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里的“参照”范围不仅包含《民事诉讼法》本身,而且包括根据《民事诉讼法》所作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性文件。因此,民行审判监督的一体化特征是我国大陆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
  2.审判监督前置程序的诉讼化机制
  审判监督程序的工作机制实际上分为两大步:一是再审裁定作出前的前置审查程序;二是再审裁定作出后的实体审理程序。后者适用诉讼化审理方式与普通民事诉讼的一、二审程序并无实质性区别,这里的制度性特色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前置审查程序的诉讼化审理方式。
  新《民事诉讼法》203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显然,这里的“再审申请书”和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意见”实质上等同于“起诉状”和“答辩意见”两类法律文书。而且,法院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和抗辩意见一般实行“听证”的审查方式,其审查程序与“庭审”并无实质性区别。因此,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前置程序实行“诉讼化”的审查方式有利于法院更加清晰地甄别案件的是非曲直,有利于判断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3.审判监督的分类启动机制
  新《民事诉讼法》除在第十六章中设立“审判监督程序”外,在其他程序中也涉及审判监督的启动机制。
  第一,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启动机制。
  第二,法院自行启动的三类审判监督情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对本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实际上,在这一审判监督机制中还隐含了另一种审判监督的启动程序——当事人的“申请”。即法院自行纠错的机制中均有可能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所作出的程序反应,只不过是以“法院监督”和“院长发现”的形式正式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而已。
  第三,来自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这种审判监督机制包括“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类,且不涉及法院方面的前置审查程序,是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效率最高的制度。但是,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行审判监督采取了“先法院、后检察”的制度性安排,也即当事人申请再审如未经法院自行监督程序的,检察院不会直接受理当事人的抗诉申请。
  第四,来自执行程序中案外人申请启动的审判监督机制。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
  此外,审判监督制度中还设定了某些禁止性规定,即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这也是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新、旧《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确立了未结案件适用新《民事诉讼法》是“一般规则”,这种制度性安排可以有力地推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但是,在特殊情形下的“未结案件”仍然可以适用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笔者归纳出其涉及的要义包括:
  第一,该司法解释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未结案件原则上适用新《民事诉讼法》,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未结案件按照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完成的事项,仍然有效。这就 说明,新法施行前受理的因管辖错误而启动的再审审查程序是有效的。
  第三,对正确管辖裁定必须继续维护其效力。该解释明确规定,凡是未结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管辖规定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继续审理。
  第四,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期间实行限制性规定。即“当事人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审查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但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也就是说,在2013年6月30日前,当事人仍然可以根据旧法的授权对管辖错误案件申请再审,法院对此进行受理是有合法根据的。
  第五,对三种特殊的再审法定事由所引发的再审仍然适用两年申请期间的规定。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205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前述四项特殊情形指的是: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另外两项是指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但必须注意的是,将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权期间限定在裁判生效后的6个月内,只适用于当事人首次启动审判监督请求权的情形。一旦当事人在新法施行前已经依法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那么即便在该审判监督程序中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未获支持,而在新法施行后再次申请启动更高级别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则此时当事人已经不再受新法6个月期间的限制,包括不再受最迟延期至2013年6月30日的限制。
  前述情形下,该6个月和两年的法定申请再审期间均不再对已经于新法施行前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的当事人发生约束力。这种制度价值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转换制度。上述实务问题由于本次司法解释没有予以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必须有清晰的认知。
  三、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与审查要素
  根据对我国大陆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解析,一项完整的审判监督个案程序至少要涉及再审申请主体、再审事由、再审请求、再审范围、再审审查、再审审理及再审结论等各项内在运行机制与审查要素。
  司法实践中,启动再审程序必须重视“申请主体”这一法定要素。总的来讲,符合再审申请主体要素的主要是指当事人及第三人撤销诉讼中所不能包含的“案外人”两类主体。但实际上,即便是法院自行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和因来自于检察院的抗诉及检察建议等机制而启动的再审程序,均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或符合条件的案外人“申请”的结果。
  (-)审判监督与再审事由
  审判监督程序是否能够得以启动的关键性因素是“再审事由”是否成立。
  关于再审事由的法定性,新《民事诉讼法》采取了明确的列举性规定的方式,即《民事诉讼法》200条规定的13类可申请再审的情形。实践中,当事人或者某些法律工作者往往对再审事由、抗诉事由和再审诉讼请求等再审要素未能进行清晰的解析,导致诸多混淆。应当说,再审事由只是启动再审审查程序的法定情形,一旦再审审查或审理程序启动后,再审事由一般即丧失了约束力,法院的工作重点将转化为对当事人再审请求和原生效判决之程序与实体问题的审查。因此,如果已经启动了再审的审理程序,就无须再囿于再审事由的限制。
  必须明确的是,新《民事诉讼法》之所以采用“列举式”规定再审事由,而且取消了“兜底条款”的规定,显然是为了体现新《民事诉讼法》“限缩”再审范围的立法意图。应当说,凡是没有被列入13类再审事由之中的再审申请均不属合法的再审受理范畴。
  再审程序的“案件范围”也是再审机制的一个重大要素。新《民事诉讼法》199条原则性地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在理论和实务上,对可再审的生效裁判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条从文义解释而言,应当理解为对所有的生效判决、裁定都应允许申请再审,不应当有任何限制,否则就有违法之嫌。
  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生效判决、裁定均可以申请再审。诸如,能够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机制解决的,则应当在该类诉讼机制中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而不再赋予该类第三人以再审申请权;新《民事诉讼法》202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
  应当注意的是,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删除了“管辖权异议”这一再审事由。从立法精神上来看,管辖权异议裁定已经不再是再审的法定事由。这是因为在审理程序中为解决管辖权问题而作出的生效裁定,并无终结案件审理程序的效力,且对于该类裁定法律已经赋予当事人享有上诉权,故当事人对管辖争议的救济权是充分的,不宜再允许当事人就管辖权异议裁定申请再审。
  (二)再审请求与再审审查范围
  再审请求与当事人的实体诉讼请求是不同的,再审请求既包括申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请求事项,也包括启动再审程序后针对原实体判决瑕疵的纠正请求。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详加分析二者的不同特质。
  笔者认为,再审审查范围应当实行“双重范围标准”。即再审的审查范围既应当在当事人再审申请的范围内进行,又要不超出原审诉讼请求范畴。实质上是要注意区分再审诉讼请求和再审事由的不同程序价值,因为再审事由并不等于再审诉讼请求,再审诉讼请求当然也不等于原审诉讼请求,故再审法庭应当准确地归纳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再审的审查范围还须秉持“综合解决”的纠纷解决原则。再审法庭应当将再审程序真正办理成具有“终审”效果的程序,应该尽可能地把各方当事人合理的诉求均加以解决,而不宜过于机械地理解再审的诉讼请求,不宜忽略被申请人合理的抗辩请求。诸如,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要求改变原生效判决主文中的某一项内容,而对方当事人亦提出对其他判决主文中的某项存有异议并要求调整该项内容。此时,再审法庭即应当秉持“综合解决”的原则来处置各方纠纷。如果机械地认为只能对申请再审的一方当事人之再审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则显然不可能真正做到再审的终局性,势必在再审程序完毕后又将引发新的再审纠纷。显然,再审法庭对再审诉讼请求进行“综合性解读”是至关重要的。
  实践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程序问题,就是再审法庭如何处理现有再审程序启动前已经产生的“再审驳回裁定”类法律文书的约束力问题。实践中,再审法庭往往纠结于当事人原有再审申请被上一级法院驳回了,但本院或下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或因检察院抗诉而进入再审程序后,那么之前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裁定”应当如何处理?而且还产生了再审判决书是否能够撤销该驳回裁定的疑惑;如应撤销,则下级人民法院如何能够有权撤销上级人民法院的裁定等现实困惑。
  应当说,目前司法实践的结论是“无须撤销”,直接进行正常的再审审理程序并直接作出再审审理结论即可。这是因为:一是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是“非诉讼”的审查程序所作出的法律文书,虽然目前的再审审查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诉讼化”的特征,但其毕竟不是诉讼程序。因此,“非诉讼”程序的结论一般不能约束诉讼程序。二是已经依法进入再审审理程序后,就不必再考究那些此前不允许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律文书之约束力,其已不能构成进入再审程序的障碍。三是客观上此类撤销是无法做到的,若真以此类推则可能涉及多级法院和多份裁定,而且使之会陷入上下反复、循环否定的境地,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再审审查与再审审理
  审判监督程序较之于普通诉讼程序而言显然更为复杂,若将一项完整的审判监督流程进行分解,其实质上存在双重立案和双重审理(审查)机制。再审审查与再审审理是审判监督程序的两个关键性环节,其工作目的在于得出相应的再审结论。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6个月内提出;旧法规定的再审申请期间是两年。无论如何,除了跨越新旧法施行期限6个月内的再审案件作特殊的处理外,再审申请期间不适用于时效制度中的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
  第一重立案机制,就是对再审申请进行初步立案,并启动第一重审查机制。
  审查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申请再审人未主张的事由不予审查,而且应当审查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变化情况。即法庭工作的重点是审查当事人请求启动再审程序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显然其性质上属于“程序审”,但须同时兼顾一定的事实与证据审查等实体问题。同时,再审审查程序也体现了一定的“诉讼化”工作机制的特质,如当事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法院应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法院审查;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等。
  法院审查申请再审案件,采取以下工作程序机制:一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书面意见等材料;二是审阅原审卷宗;三是询问当事人;四是组织当事人听证。法院经审查申请再审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对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意见、原审裁判文书和证据等材料后,如果足以确定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的,则可以径行裁定驳回再审申请,而不必再举行听证程序。
  应当注意的是,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应当遵循“合议审查制”,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非诉讼”性质的审查机制,只有当审查完毕后作出“裁定再审”的结论且进入实质性的再审审理程序后,法庭的工作性质才转入“诉讼类”机制。
  第二重立案机制,是当法庭确定当事人的再审事由成立后,则以“裁定”的方式确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从而等同于二次立案并使案件进入再审的实体审理阶段,该审理程序的工作重点是审查再审的实体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显然,其工作重点是“实体审”,但对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就程序问题提出抗辩,故再审审理程序依然必须兼顾对再审事由抗辩问题的审查。
  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法院将按照被提起审判监督的原生效判决的“审级”采取对应的庭审机制。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 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四、管辖裁定错误不再属于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定再审事由
  相对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而言,新《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制度中对两种原有再审法定事由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一是完全取消了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的法定事由;二是限制当事人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而是规定当事人必须遵循“先法院、后检察”的抗诉申请前置程序。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当事人在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根据旧法的授权启动了对管辖错误的再审申请程序,但是在新法施行后该案尚未审结,那么能否根据新法的规定驳回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或者,在新法施行后仍然应当根据旧法的授权,在管辖确有错误的情形下作出支持其再审请求的裁定?
  这一问题无法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得到解决,但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合理的推定。
  笔者认为,对于再审法定事由的立法价值取向应当作出正确的认知。须知,新《民事诉讼法》200条所规定的13项再审法定事由是对当事人救济权的一种补充授权。也即,凡没有被列入该13项授权范畴内的再审情形,当事人均不能要求再审。这里当然不能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律原则来反向推断并得出当事人对管辖错误还有权要求再审的结论。
  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所涉及的三种再审法定情形,在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后仍然应当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184条规定的申请期间:“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这实质上是赋予了前述三项再审法定事由最长达2年零3个月的申请期间。应当注意的是,本次司法解释并未将旧法所规定的13项再审法定事由中的“管辖错误”进行再次的解释性授权。因此,关于管辖错误的申请期间最终只能截至2013年6月30日。
  首先来探析关于因管辖错误所引发的管辖纠纷不能再作为提起再审审查的法定事由的相关立法精神。这在2012年8月31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有关立法说明中可以找到答案。
  2007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13种明确的再审法定事由,其中将“违反法律规 定,管辖错误的”情形作为再审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新《民事诉讼法》取消了该项规定,并将后续列举性规定的其他再审法定事由的条款编号逐次提升。同时,将旧《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规定并入200条第1款并作为第13项再审法定事由。所以,从立法形式渊源来看,新、旧《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13项再审事由,但实际上内容却发生了重大更迭,即“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规定不见了。
  这就给学术界与实务界留下了对管辖错误是否可以再提起再审审查的争议空间。这种争议包括:既然《民事诉讼法》取消了管辖错误的再审事由,则自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凡是涉及管辖再审事由的一律不予受理;或者在取消该项规定后但又没有明确作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下,当事人依然可以依据“生效裁定错误”为由而要求再审。支持这一观点的另一项理由是,既然赋予了当事人对管辖裁定的上诉权,则当事人必然享有对生效管辖裁定的再审申请权。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存在明显的对立法本意探查不深的缺陷。
  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对审判监督制度的修订背景与原因作了说明,其第六部分关于“完善审判监督程序”的说明内容是:
  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纠正错案,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完善再审审级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认为判决、裁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为方便公民申请再审,可以考虑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民事案件,不一定都到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建议增加规定: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对再审事由作适当限制。
  笔者查阅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所公布的全部立法说明性文件,只有本次说明涉及了“对再审事由作适当限制”的内容,此后的历次立法说明均未涉及对再审法定事由的限制性规定。查诸正式公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唯一取消的再审法定事由就是“管辖错误”。因此,新《民事诉讼法》修订中针对再审事由的立法本意所唯一排除的就是将管辖错误不再作为法定事由来适用。
  根据对前述一系列法律规则的梳理,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在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后生效的管辖裁定,即便当事人认为该管辖错误,也不能申请再审。
  第二,在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生效的管辖裁定,当事人有权在最迟不晚于 2013年6月30日前向法院申请再审;此后该类再审事由一律不得再作为启动再审审查程序的根据。
  第三,对于符合法院再审条件的管辖纠纷,如果经法院审理后当事人仍然对该再审结论不服的,当事人依然有权根据新《民事诉讼法》209条的授权申请抗诉。
  五、检察权与民事审判监督制度
  通过检察权来对民事审理活动进行监督,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一贯的立法特色。不同的是,旧《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请求以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没有限制,但新《民事诉讼法》却对此设定了“先法院、后检察”申诉机制,因此产生了申请再审机制与司法监督、检察监督制度协调适用的问题。
  (一)再审申请机制与检察监督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在三种情形下可向检察权寻求检察监督救济:一是对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是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是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同时规定,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3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总之,无论检察权的审查结论是什么,当事人在此后的救济程序中均不得再次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显然,从一般推理解释的原则来看,新《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法院纠错在先、检察抗诉在后”的模式。这种制度设计可有效改变启动再审渠道的非规范性,对遏制多重申请、多重处理再审申请的局面必然会起到重大的制约作用。
  但笔者认为,对新《民事诉讼法》208条与第209条的衔接适用将有可能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第208条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没有限制,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享有抗诉权和检察建议权。但是,第209条却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情形为三类。那么,可能产生的争议就是,虽然检察院的案件来源可能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但如果检察院不以“当事人申请”为由而直接适用第208条的规定能否启动检察监督权?
  笔者认为,新《民事诉讼法》209条设置的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启动检察监督的权利是从208条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诉讼救济权利,并不能反向制约检察机关根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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