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咨询意见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发表程序初探
【英文标题】 咨询意见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发表程序初探
【作者】 叶强【作者单位】 中国南海研究院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意见;对人管辖权;对事管辖权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第1期)
【页码】 1
【摘要】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授予法庭全庭以咨询管辖权,并对该项权能的行使作出了简要规定。然而,该条款自制定以来就面临着2方面的挑战:一是法庭在《规则》中授予自身咨询管辖权的法律依据何在;二是该条款的规定过于简化,使得条文中的不少法律概念存在巨大的解释空间,进而给实践中咨询意见的申请和发表带来不确定性。笔者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法律基础研究》[1]一文中对该权能的法律依据问题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并得出了法庭制定《规则》第138条的法律依据。本文将对建立在该依据上的咨询管辖权的行使程序进行明确规范。这种规范过程以当前主流司法方法的综合运用为手段,以当前国际社会有效运转所依托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根据,努力在法律所追求的确定性与处理国际事务所追求的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规则》第138条第1款中“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特别规定”的具体范围;第2款“通过任何主体提交”所设定的对人管辖范围;包括“法律问题”在内所构成的对事管辖范围;以及源于第1款中措辞“可以”和第3款中“类比适用第130条至第137条之规定”的斟酌决定权。本文旨在为将来法庭受理咨询案件提供有力参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9524    
  一、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概述
  国际法中的咨询管辖制度最先由常设国际法院确立,其后继者国际法院延续了这一管辖制度。与此同时,在二战后相继成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中,有相当一部分采纳了咨询管辖制度,国际海洋法法庭(以下简称“法庭”或“海洋法法庭”)便 是其中之一。法庭的咨询管辖权由2部分构成: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和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前者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有明文规定,[2]而且分庭已于2010年受理了一个咨询案件并于2011年发表了第一份咨询意见。[3]但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在《公约》及其附件六《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以下简称“《规约》”)中都没有明确规定。1997年,法庭根据《规约》采纳了《法庭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其中第138条[4]在实质上授予了法庭全庭以咨询管辖权,并对该项权能的行使作出了简要规定。
  2013年3月28日,法庭全庭收到了第一份咨询申请。[5]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庭全庭依据《规则》第138条发表咨询意见可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为该条款中的不少法律概念存在巨大的解释空间。当然,法庭在发表咨询意见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将存在争议的问题确定下来。但问题在于,法庭一贯的司法政治是否会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扩张其本不该具有的权能以及干涉其本不该干涉的事项。这种怀疑态度并非空穴来风。在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位海洋法法庭法官曾参与有关法庭咨询管辖权的争论,相当一部分观点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法庭将之付诸实践之前,厘清与咨询程序相关的重要法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重要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庭受理咨询案件的法律依据有哪些,即《规则》第138条第1款中所谓“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特别规定”的具体范围;二是法庭咨询管辖中的对人管辖范围,这一范围是由第2款“通过任何主体提交”这一规定所设定的;三是法庭咨询管辖中的对事管辖范围,第2款有关“法律问题”的规定涉及这一范围的确定,但不限于此;四是法庭咨询程序中的斟酌决定权,这一权能源于第1款中的措辞“可以”和第3款的“类比适用第130条至第137条之规定'
  二、对法庭全庭受理咨询案件的授权——“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特别规定”
  (一)“国际协议”
  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相关主体依据“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特别规定”可以请求法庭发表咨询意见。换句话说,法庭发表咨询意见的权能来自于“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特别规定”。这一措辞具有高度的歧义性。
  首先,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多种“国际协议”都可以赋予国际司法机构以管辖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国际法院规约》36条第1款规定:“法院之管辖包括……联合国宪章……所特定之一切事件”。从最广义的角度讲,《宪章》当然包括在“国际协议”中。二是“特别协定”。这是事后特别同意的必要形式。[6]三是条约或公约中的管辖权条款。这属于事前同意的形式。实际上,以此类“国际协议”授予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情况都出现在“诉讼管辖”的场合,而非咨询管辖。对于众多具有咨询管辖权的国际司法机构而言,该项权能都是由创设该机构的组织协定所明确赋予的,且对人、对事管辖的范围也由该协定明确限定。[7]这样,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在设定上就出现了与众不同的情况,类似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诉讼管辖权的设定。那么,《规则》中“国际协议”的范围能否参照其他司法机构行使诉讼管辖中所依据的“国际协议”的范围来确定呢?
  刘基俊认为,第138条的目的是为法庭将来受理可能出现的咨询请求做好准备,而发表咨询意见的权能是由协议授予法庭的。[8]而所谓的“国际协议”指的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l)(a)条规定范围内的“条约”。[9]至于“国际协议”是否包括国家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双边协议,杰西法官认为这2种协议都可 以视为第138条所称的“国际协议”。[10]但刘基俊认为这样理解会产生如下问题,即:咨询意见具有超越当事方的对世性质,如果第138条所指的“协议”的成员方过少,可能会导致“协议”的非成员方与咨询程序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有2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一是将“协议”解释为只包括多边协议,二是允许“协议”的非成员方通过能动性地适用《规则》第130条第1款参加咨询程序。[11]
  可见,目前学界对“国际协议”这一措辞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因而不能排除众多可能性的存在。不仅如此,某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例如,上述观点认为“国际协议”即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l)(a)条规定范围内的“条约”,这显然是忽略了某些国际组织(如欧盟)作为《公约》缔约方的情况。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条约”的界定,排除了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情形;直到1986年《国际组织与国家间条约法公约》生效,才认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协议具有条约的效力。在当前国际组织可以作为法庭当事方的情况下,若适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于限制了国际组织的权利,这是违背《公约》的。
  在“国际协议”这一措辞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确定其内涵,应结合其他相关限制条件一并考虑,这也是对条约加以系统解释的必然要求。
  (二)“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
  “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这一措辞源于《公约》第288条第2款。一般认为,当前已签订的此类协议主要包括:1995年《跨界鱼类种群协定》、《〈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2000年《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2001年《养护和管理东南大西洋渔业资源公约》以及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此外,1994年《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也可以包括在内。[12]
  沃尔夫鲁姆法官在第60届联大关于“海洋和海洋法”议题的报告中指出:
  法庭管辖权的依据不仅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且是特别将管辖权委托给法庭的任何与《公约》宗旨有关的国际协定。已经缔结了七份这样的多边协定。将管辖权委托给法庭的国际协定的一个重要例子是1995年《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皇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协定》缔约国——不论它们是否也为《公约》缔约国——之间涉及解释或应用《协定》的任何争端须诉诸《公约》第XV部分所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制……
  [2001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同样将《公约》第XV部分比照适用于其缔约方——不论它们是否为《公约》缔约方——之间的任何冲突……
  一项与《公约》宗旨有关的国际协定的缔约国可以向法庭提交涉及解释或适用该协定、依此提交法庭的任何争端。
  也可以在双边协定中有关因解释或应用相关协定引起的争端方面纳入一条将管辖权委托给法庭的规定。根据这样一条规定,如果该争端未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的话,应其任何一方的请求,涉及协定的争端应提交给法庭或法庭专案分庭……
  将这样的规定纳入国际协定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这遵循十九世纪有关仲裁和二十世纪有关国际法院的一个定式。至于法庭,这样一个发展必将加强其在解决有关海洋法事项的冲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谨提及欧洲联盟渔业和海洋事务专员约?博格先生2005年9月2日访问法庭时所说的话。他说:“欧洲联盟适当时也可主动在有关海洋法的协定中纳入一条规定,其与第三国达成的这条规定要求各方将任何争端的解决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13]
  在此,法庭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在强调“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讨论过程中,实际上“与公约目的有关”这一约束已经无关紧要。正如托马斯?门萨所说:“考虑到公约的范围极其广泛,难以想象任何涉及海洋问题的协定会因为不满足‘与公约目的有关’这一条件而被排除”。[14]
  (三)“特别规定”限制下的“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此种“国际协议”不作任何限制。通过分析以上几项“与 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相关特点及内容,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这些协议中都明确提及《公约》体系中的相关程序。[15]这恰恰与《规则》中“特别规定”这一措辞相吻合。
  其次,根据《公约》第288条第2款的措辞,这种“国际协议”在逻辑上必须是“事前协议”,且属于在条约中规定“管辖权条款”的情况。第288条第2款规定的是“按照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提出的有关该协议解释或适用的争端”,这表明此种协议是就实体问题所缔结的国际条约,是在提出请求前业已存在有将某种管辖权授予法庭的条款的国际协议。这不是程序性协定,也就不可能包括属于事后特别同意的“特别协定”。
  这样,沃尔夫鲁姆法官在上述第60届联大所作报告中涉及法庭咨询管辖权的内容,就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
  根据法庭《规则》第138条,如果与《公约》宗旨有关的某项国际协定明确规定,需要为法庭提出此类意见提出请求,也可请求法庭提出咨询意见。
  如果能够对其作广泛的解释,法庭的咨询职能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项重大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为有争议的程序提供一种潜在的替代办法,而且对于那些就某一法律问题征求非约束性意见,或是希望了解某个争端如何可以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的当事方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此类程序在通过谈判寻找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可能特别有助于争端当事方,比如,在海洋划界案件中。不应忘记的是,《联合国宪章》三十三条规定,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
  在这方面,当事方可以请法庭决定适用于某一划界争端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以后以此为基础确定边界。当事方随时都可以在协定中明确规定将就哪些问题请法庭提出咨询意见。当然,如有必要,最终可以诉诸约束性解决程序。[16]
  如果笔者理解正确的话,上述观点认为国家间可随时就任何涉及海洋法的问题“协议请求”法庭予以回答。显然,这种“协议”完全不属于《公约》和《规则》所规定的“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
  在法庭新近接收的咨询申请(法庭第21号案)中,提出咨询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正是既存国际公约中所明确规定的一项管辖条款,即《关于在分区域渔业 委员会成员国管辖海域内最低限度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的决议公约》第33条。[17]
  在明确了法庭行使咨询管辖权所依据的应该是附带“咨询管辖条款”的就某项与海洋法相关的实体问题而缔结的国际条约后,判断上述条件能否满足的工作就留给了法庭。然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联系着某项国际协议的履行和法庭发表咨询意见,那就是要由某个实体向法庭提交咨询请求。
  三、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对人管辖范围
  哪些实体有资格向法庭提交咨询请求,在司法的层面上是法庭的对人管辖权问题。就既有的国际司法机构而言,其对人管辖权是事先明确规定的。[18]而法庭《规则》第138条第2款却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确定对人管辖范围。
  在这方面,首先应该考虑第2款的措辞。该条款规定:“咨询意见的请求应经由协议授权或依照协议的任何主体提交至法庭”。[19]根据国际法院的实践,《国际法院规约》65条中所区分的“授权”和“依照”被认为是针对《宪章》第96条在请求咨询意见上区分了2类机构而形成的措辞,因此,“由协议授权”这样一个表述应该理解为对“请求主体”允许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第138条第1款中“协议”明确规定的请求主体范围;而“依照协议”的措辞涉及的是第1款中“协议”所具体规定的请求主体。[20]但问题是,第138条并没有列举可以请求咨询意见的主体,其第2款却规定经确认的“主体”可以被授权向法庭提交请求。那么,法庭的咨询管辖权是像国际法院那样只能向国际组织开放,还是可以向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开放?
  对此有2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咨询管辖权可以向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开放。沃尔夫鲁姆法官认为法庭的咨询功能可能替代诉讼程序。[21]杰西法官认为,《规则》第138条第2款规定的“主体”,可以是任何机关、实体、机构、组织或国家, 只要是相关“国际协议”规定该机构有权代表成员方利益请求咨询意见即可。因此“主体”的范围取决于“国际协议”的规定。由于上述主体仅仅是咨询请求的递交者,因此主体的性质如何似乎无关紧要。主体的合法性仅仅取决于“国际协议”的授权,而与主体的性质或其他考虑无关。[22]然而,这一论断所依据的理由可能是有问题的。
  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的过程可能涉及3类主体。一是在组织机构内部由谁提出提案,二是形成决议后的咨询申请由谁递交给司法机构,三是谁能够作为司法机构管辖对象的特定国际法主体。前两类应该由特定国际组织在其组织文件中自行决定,第三类才由建立国际司法机构的文件确定。因此,作为规范国际海洋法法庭相关权能行使的文件,《规则》第138条没有必要特意说明前2类主体应该为何。从而这里也就没有必要把“请求者”和“递交者”加以严格区分。不论此类条款的措辞如何,咨询意见的“请求主体”就是指法庭对人管辖的对象。如果认为递交咨询请求的机构不等同于咨询意见的“请求者”,即认为请求“主体”可能特指上述3类主体中的前2类,那么所谓的“请求者”就应当是咨询意见所针对的主体。在这方面,《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都没有规定,并且国际法院的立场已经很明确:咨询意见不针对国家,而是针对有权请求的国际组织;咨询意见的目的不是解决——至少不是直接解决——国家间争端,而是向请求咨询意见的国际机构提供法律意见。[23]这一规则法庭也应同样适用。法庭在咨询意见的“请求者”方面,与国际法院一样,也没有具体规定。[24]因此,所谓的“请求者”也不是能够与法庭咨询管辖权相提并论的问题,其应该由不同请求机构内部的程序性规则来规范。而在法庭的咨询管辖权对人管辖层面,所谓的“递交者”就是一般意义上提出咨询请求的主体,《规则》第138条第2款的“主体”必然是这一层面的含义,而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去考虑不同请求机构内部由谁提出提案这类问题。
  第二种观点,以特里维斯法官为代表,认为只能将“主体”解释为国际组织机构。这种解释基于2个理由。一是,第138条是参照《国际法院规约》65条制定的,因此该条款的解释与适用也应参照第65条。第65条从未授予国家请求咨询意见的权力,因此第138条也应比照执行。二是,《公约》中有关于海底争端分 庭受理咨询请求的规定,明确支持只能由国际组织而非国家提出请求。[25]请求咨询意见只能由国际组织而非国家作出的理念源于常设国际法院。《国际联盟盟约》第14条规定:“凡有争议或问题经理事会或大会有所咨询,该法院亦可发表意见。”而按照《国际法院规约》65条第1款的规定,“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主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26]以及《宪章》第96条对“主体”的授权,有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主体是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以及其他特定国际组织。国家只能在相关组织机构的框架下向机构申请提交咨询请求。[27]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1条第1款延续了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长期的司法实践,不接受国家或未被授权的国际组织的咨询请求。
  在上述2种对立观点之间还存在一种可能。如拉奥法官所言,《公约》缔约国会议可以就《公约》产生的法律问题向法庭请求咨询意见。拉奥法官认为,虽然《国际联盟盟约》没有明确授权其理事会或大会,其他国际机构也没有被明确授权可以向国际联盟请求咨询意见,国际联盟理事会却代表其他国际机构或国家向法院请求咨询意见。以这一实践为基础,只要其作出决定,缔约国会议就可以向法庭请求咨询意见。[28]然而,不仅《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缔约国会议拥有这一权能,而且即使缔约国会议可以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其法律地位也是不明确的。
  还有学者认为,《规则》第138条并没有禁止国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请求咨询意见。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利用既存的机构间接地请求咨询意见,而无需其自身直接请求。这种做法已经在过去的实践中被接受。特里维斯法官认为法庭一直试图使第138条与咨询意见一贯的功能相符合。若允许那些未经第138条所指的协议明确授权的主体请求咨询意见,或允许国家通过协议授权自身请求咨询意见,则会进入危险的境地。[29]
  笔者认为,这种争论的实质是,国际法院的传统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的实践之间存在多样性矛盾。
  法庭《规则》中关于咨询意见部分的规定,充分表明了其参照《常设国际法院规则》和《国际法院规则》的有关内容。[30]例如:法庭《规则》第130条第1款等同于法庭《规约》第40条第2款,而这一条款十分类似常设国际法院1929年修订其规约时意图加入的一个条款;后来,这一条款反映在了《国际法院规约》68条及《国际法院规则》第102条第2款。法庭《规则》第130条第2款等同于《国际法院规则》第102条第3款,这一条款也受到1927年安齐洛蒂法官就常设国际法院咨询职能提出的一项建议的启发。法庭《规则》第131条第1款延续了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长期的司法实践,不接受国家或未被授权的国际组织的咨询请求。法庭《规则》第132条将请求咨询意见作为紧急事项,类似1946年《国际法院规则》第82条及当前的《国际法院规则》第103条。此外,法庭《规则》第133条表面上等同于《国际法院规则》第105条;前者第134条参照后者第106条;第135条参照第107条;第136条参照第108条;第137条参照第109条。[31]
  这种相似性也表现在法庭《规则》第138条第2款上。该条款规定:“咨询意见的请求应经由协议授权或依照协议的任何主体提交至法庭”。[32]而《国际法院规约》65条第1款规定:“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主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33]比较这2个条款的英文措辞,可以发现后半段如出一辙。而相类似的这部分恰恰是对“任何主体”的修饰部分,所不同的是“联合国宪章”被“协议”所取代。由于“协议”内容的不确定性,上述2个条款最核心的部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法庭在起草《规则》时到底是寻求在实质上仿效国际法院的做法,还是仅仅在形式上相近?如果是前者,可能会导致以默示的方式对当事国之间“协议”中的咨询管辖条款附加特殊条件,即将请求机关限定在类似《宪章》第96条所称的“国际机构”。
  在众多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不断表明其在性质上属于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其发表咨询意见的行为就是在行使联合国的职能。[34]这与《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设定的法院“对人管辖”范围所体现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一般认为,授予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目的在于解决国际组织不能成为法院的诉讼当事方这一困 境。[35]而之所以将咨询意见的请求权能全部赋予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而非任意的国际组织,则是法院的性质使然。然而,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当前国际实践的现实。
  以现有的国际司法机构为例: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是相当广泛的,东南非共同市场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或者任何成员国均可请求法院就对东南非共同市场有影响的、与条约规定有关的所有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独联体经济法院根据《独联体宪章》的规定可以解释独联体在经济事务方面的协定和法令的任何条款。其规约规定,法院有权解释独联体机构缔结的协定和其他法令的条款,且根据该条规定,法院不仅可以在具体案件的判决中对相关规定作出解释,而且有权应独联体成员国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独联体国家最高经济和商业法院或独联体机构的请求发表抽象意见;美洲人权法院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第64条拥有广泛的咨询管辖权,可以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主体既可以是公约的缔约国,也可以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还可以是经修订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十章所列的大会、常设理事会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各种机构,它们均可就公约或有关美洲国家人权保护的其他条约的解释,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还可以就其国内法与人权保护条约等是否一致的问题要求法院提出咨询意见,这一点类似欧盟法院的咨询职能。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当前各个国际司法机构在相应国际体系中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就海洋法法庭而言,其性质也与国际法院不同。
  从各个司法机构对自身管辖权的认识角度来看,路易斯.B?索恩教授在这方面说得颇为中肯:
  当一个新的国际法庭成立后,国家往往对于是否将案件提交给这样一个尚未审理过案件的机构持怀疑态度。由于咨询意见通常具有权威性但又没有正式的拘束力,请求咨询意见就为成员国判断法庭的性质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妥的机会。所以,在1922年和1923年最初提交给海牙常设国际法院的4个问题中,有3个是国际劳工组织请求的咨询意见,另一个是国际联盟理事会请求的国际法院的情形也颇为类似。在最初的3年之中,除了依照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36条第3款建议提交给国际法院处理,并为争端当事方所接受的科孚海峡案之外,还有4份由联合国大会请求的咨询意见……
  美洲人权法院的情形甚至更富有戏剧性……法院在6年的时间中发表了 80份咨询意见……这些咨询意见关系到公约各类条款的解释,帮助澄清了众多重要问题。[36]
  当前,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主要出于履行职能的必要而设定。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无需要求法庭在咨询意见的对人管辖方面与国际法院一致。因此,沃尔夫鲁姆法官的表述是可以接受的:
  今后的国际协定,可能是国家之间的,或者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可以就诉诸法庭的咨询程序作出规定。提出咨询意见的请求将由任何有权根据有关国际协定的规定提出该请求的机构转递给法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8952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