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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诉讼评议:自由抑或他律
【副标题】 以两例“司法创新”为视角【作者】 余文唐
【作者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诉讼评议;特别列席;评议录音;司法创新;评议自由;良策借鉴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7
【页码】 85
【摘要】 审判委员会特别列席制度和合议庭评议全程录音制度,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的“司法创新”,其共同的本质就是监督或者说是他律,即通过外抑或内控的手段对诉讼评议进行程序外的监督。该两例“司法创新”破坏了评议的自由氛围,对参与评议的法官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恐惧,乃至对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造成消极影响。诉讼评议的本质要求应该是,为参与诉讼评议的法官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免于恐惧、保证独立发表意见的氛围或环境,包括评议场合的秘密而免受外力干扰和评议意见的豁免而免于责任追究两个方面。这种本质要求概括为诉讼评议的原则就是评议自由原则,其内容包括两个子原则:评议秘密原则和评议豁免原则。在保证评议的正确性、提升评议公信力的他律方面,国外和台湾地区的一些事前防错、事后纠错的良策很值得借鉴,主要有国外的公开少数意见、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制度和诉讼预评议的心证公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4695    
  
  本文所称的诉讼评议,是指审判组织对诉讼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集体商议评定进而形成裁判结论的司法活动,包括合议庭的案件评议和审委会的案件讨论。多年来,以加强司法活动监督为价值取向的司法改革备受体制上下和社会各界的青睐。于是,不对外公开进行的诉讼评议被斥之为“黑箱操作”而大受诟病,成为众矢之的。有的法学专家积极主张司法决策过程公开,倡导“阳光评议”;有的地方法院隆重推出诸如“特别列席”、“评议录音”之类的创新举措。不可否认,这些积极主张和创新举措均出自良好的愿望——希冀通过加大司法的透明性、监督力来提升司法的公正性、公信力。问题是,这样的愿望是否与司法规律相符合?包括历久弥新的评议秘密原则在内的评议自由原则,应否那么轻易地被我们的特色司法制度给“特”掉?此外,我们能否在评议自由与评议他律两者之间寻得相互协调的结合点呢?本文试从两例“司法创新”切入,对此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
  一、直面:实例与本质
  在近年地方法院对诉讼评以公开与监督为取向而进行的改革创新中,审判委员会特别列席制度和合议庭评议全程录音制度是很值得反思的。该两例“司法创新”虽在形式上大异其趣,但其本质以及对诉讼评议影响却是异路同归的。
  (一)审判委员会特别列席制度
  该创新制度由甘肃定西中院于2007年10月首创,其涵义为在审委会讨论社会关注的复杂疑难案件时,法院主动邀请党委政法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等法、检之外的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根据《定西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特别列席制度》规定,受邀特别列席审委会讨论案件的人员具体包括六大类:一是党委政法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二是人大、政协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领导;三是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四是法学专家、教授以及知名律师;五是与案件专业技术有关的专家、教授、学者;六是有利于案件公正处理的其他有必要列席的人员。而启动特别列席程序的案件包括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复杂疑难案件、新类型案件等六类。此外,特别列席的人员可以就案件事实和证据向主审法官询问,还可以发表对案件如何处理的意见。[1]
  另一种可以纳入“特别列席制度”的做法是,邀请同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审委会的案件讨论。2008年9月开始,吉林白山法院推行人大代表列席审委会制度,规定对于本地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邀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列席审判委员会。[2]贵州遵义中院则于2011年4月出台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规定此类列席的案件类型主要是在社会上或辖区内有重大影响、易发生矛盾激化、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可能引起集体上访的案件。还规定应邀列席的人员可针对案件提出询问,案件承办人对其提出的问题应作出回答,并就案件的事实及民声民意等进行陈述。此外,在处理案件时,审委会还须充分考虑这些列席人员的意见建议;案件审结后,须将案件的处理结果及列席情况报送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3]
  定西中院的审委会特别列席制度被作为全国法院首创的深层次司法公开新渠道而在《法制日报》头版予以宣传报道,[4]并受甘肃省人大调研组的肯定。[5]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审委会的做法不仅被媒体大力渲染,而且许多地方法院纷纷仿效,大有铺天盖地、快速蔓延之汹汹态势。[6]更有一些高院也邀请乃至推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审委会。例如,2009年11月20日上午,吉林高院审委会对两起重大、疑难的案件进行集体讨论时,邀请4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列席高院的审委会;[7]广东高院则于2011年4月出台《关于在全省法院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的意见》,其中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社会关注、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法院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有关单位派人列席旁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列席旁听,列席旁听人员应当遵守有关保密的规定。”[8]
  (二)合议庭评议全程录音制度
  所谓合议庭评议全程(同步)录音,是指适用普通程序参与案件审理、执行的审判执行人员每次评议案件时,对评议实施全过程不间断地录音。合议庭评议全程录音制度首创于广州南沙法院。该法院于2012年3月制定《合议庭诉讼评议录音办法(试行)》,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该项工作于当年5月正式实施,当月就对18宗合议案件进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音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承办法官的案情介绍,比如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状况、法律关系性质、纠纷争议焦点、证据材料的甄别取舍、事实认定、责任定性、归责裁量;适用法律和案件处理意见;审判长对评议的总结,归纳裁判主文等。评议结束时,由合议庭成员对评议笔录予以核对后,录音停止,录制人员制作录音工作记录附卷。纪检监察人员通过调取和播放合议庭评议同步录音资料对合议庭案件评议工作进行督察。[9]
  2014年1月起,广东江门中院也全面推行诉讼评议录音制度。江门中院同样制定了《案件评议录音办法》,对评议的录制地点、录音内容和程序、录音资料的保存方式及适用范围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办法规定,一般案件评议时用录音笔进行录音,案件评议录音原则上在法院内进行;遇到重大疑难、敏感案件时,合议庭还必须到科技法庭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所录制的内容包括3个方面:1.合议案件的案号、合议时间、地点、合议庭组成人员等案件基本信息;2.案件纠纷争点、适用法律和处理意见等案件介绍;3.审判长对评议的总结、归纳裁判主文等情况。该办法还规定,实行录音笔保管、录制人员和拷贝备份保存相分离原则,即由部门内勤保管录音笔,由跟案书记员负责录制、档案室集中保存拷贝备份原件。当案件移送档案室归档时,录音资料同时归档。[10]
  广州南沙法院和广东江门中院的诉讼评议全程录音的做法,均在媒体上进行广泛报道,广东高级法院官方微博还对江门中院的做法也加以推介。广州中院院长刘年夫以《法院工作报告》的方式,在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将南沙法院的做法作为创新典型进行介绍:“为切实加强审判内部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提高合议质效,南沙法院2012年5月出台了《合议庭诉讼评议录音办法(试行)》,在全省率先实施合议案件全程录音监督,对合议庭案件全过程实施智能化监控。南沙法院在全省法院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作经验介绍。随后,越秀等法院也推行了该制度。”[11]此外,广东省广州市纪委负责人于2012年5月22日到南沙法院调研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时,对该院包括实行合议庭评议案件全程录音在内的智能化风险防控措施予以充分肯定。[12]
  (三)两例创新举措的共同本质
  从形式上看,上述两例“司法创新”有着很大的区别。审委会特别列席制度是邀请法院外非法定人员的“四大班子”领导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直接介入审委会的案件讨论,而合议庭评议全程录音制度只是由法院内部监察部门以录音的方式间接的介入合议庭的诉讼评议。两者的基点和初衷也有所差异:前者是以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的名义引入法院外部力量监督诉讼评议,初衷在于提升司法公正性和司法公信力;后者则是以加强法院内部审务督察为理由来监督诉讼评议,初衷在于解决“合而不议”问题和便于“违法问责”。然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看待事物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细察该两例“司法创新”,则其表面上的相异却暗含着本质上的一致。这种共同的本质就是监督或者说是他律,是通过各自的独特方式即外抑或内控的手段对诉讼评议进行程序外的监督。
  上述关于两例“司法创新”的本质揭示,可以从其相关规定或有关介绍加以印证:其一,《定西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特别列席制度》的序言指出,创立审委会特别列席制度是“为了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社会关注的复杂疑难案件,增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透明度,提高审判委员会工作质量,消除合理怀疑,树立司法权威,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方式、方法”。其二,时任吉林高院院长的张文显曾向记者介绍:“邀请人大代表特别是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是吉林省高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工作方式之一。”[13]其三,据南沙法院负责人介绍,诉讼评议录音资料作为备查资料,主要是用于内部案件检查、投诉核查、审务督察、违法审判问责,或其他案件评查工作需要时使用。对因“只合不议”造成案件出错失误的,要严格追究“不尽职”的责任。[14]
  该两例“司法创新”都会对参与评议的法官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恐惧。审委会特别列席制度邀请党委政法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等法、检之外的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而这些人员尤其是“四大班子领导”对法官事业和前程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他们对案件所发表的处理意见,几乎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审委会委员是很少有胆量与其“碰硬”的。如此,这种特别列席势必对审委会委员整理思路、自由表达和理性讨论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地方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地方党政领导政绩等利益的所谓“重大案件”,审委会委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附和党政领导的表态。而合议庭评议录音制度,其遥控监督、责任追究的无形压力也会使得参与评议的法官心存恐惧,导致法官的独立人格不能伸张、独立思维难以形成,其意见也就无法自由表达。
  二、反观:原则与运用
  (一)评议自由原则的基本内涵
  通常提到的诉讼评议原则是评议秘密原则。但评议秘密原则只是对诉讼评议场合秘密性或内容保密性的概括,尚不能全面体现诉讼评议的本质要求。法官对案件的评议需要自由的环境,以确保评议、表决能够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良心而进行。因此诉讼评议的本质要求应该是,为参与诉讼评议的法官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免于恐惧、保证独立发表意见的氛围或环境,包括评议场合的秘密而免受外力干扰和评议意见的豁免而免于责任追究两个方面。有论者指出:诉讼评议的自由环境可分为自由自然环境与自由司法环境两种。自然环境的自由主要是通过保证评议、表决的秘密性来实现的,而司法环境的自由主要是通过设置评议言论的责任免除制度来实现的。[15]因此,应当以评议自由原则来概括诉讼评议的本质要求,其内容包括两个子原则:即评议秘密原则和评议豁免原则。
  评议秘密原则是个古老的法律原则,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遵循这一原则。大陆法系国家法学理论认为,评议秘密原则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评议过程不公开;二是事后每一位参与评议的法官应就评议与表决结果保密。[16]英美法系则主要强调第一方面的内容,而允许评议中的少数意见随多数意见与裁判文书一并公开。不过,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已开始追随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呈现出将评议秘密原则仅限定在评议过程而不包括评议结果的成例和趋势。比如,属于大陆法系的阿根廷、芬兰和瑞士在其司法判决中对少数意见的公开甚至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非常相近。而以大陆法系成员国为主要当事人的欧洲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记述少数意见也已司空见惯。[17]评议豁免原则也是被许多国家所实行的原则,其含义是法官依法参与诉讼评议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指控和追究。
  需要指出的是,评议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自由的背后是自律”。自律即自我约束,“是指在没有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要求自己,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地遵循法度,拿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正如任尔夫所指出的:“为了享有自由,我们必须控制自己。”除了自律,自由还须接受他律。他律就是接受外来力量的约束,包括规范约束与他人监督。前者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规则的约束”;后者是“除本体外的行为个体或群体对本体的直接约束和控制”。[18]就诉讼评议而言,自律体现在受法官良心的约束,法官应当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审慎分析和对法律的诚挚理解进行诉讼评议。而他律主要体现在规则约束方面,就是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以及受到法官职业道德制约;他人监督则须把握其时间、场合、方式和程度,以不侵害自由评议为限度。
  (二)评议自由原则的作用机理
  评议自由原则的核心在于自由,在于要求营造自由发言、讨论和表决的自然环境与法治氛围。“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19]坚守评议自由原则,为的是使参与诉讼评议的法官有个不受他人干扰或奴役而去履行职责,而且免于受到伤害的恐惧而不被他人强迫去做违心的事,以保证诉讼评议在宽松舒适的环境下畅所欲言进而保证案件得以公正审判。用联合国《司法独立世界宣言》的表述,就是避免评议“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20]
  陈瑞华教授指出:“审判公开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界限:裁判者的评议过程必须是秘密的。这一方面可以保证裁判者能够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通过庭审所形成的思路,客观而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和理由,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控辩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施加非理性的影响。”[21]评议秘密原则最重要的作用机理在于:通过诉讼评议自然环境的保密设置和评议过程的保密措施,给裁判者以不受外界影响地整理思路、自由表达和理性讨论的场合,为法官创造一个内心独立的工作环境和商讨氛围,保证参与评议的法官最大程度地按照自己对案件事实的理解独立地进行评议与表决,以求得寻求裁判结果的妥当性和确定性。在这里,评议场所和过程的保密性、评议意见和表决的自由性、法官内心和人格的独立性环环相扣、步步推进,最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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