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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商法论丛》
从“买方谨慎”到“卖方谨慎”
【副标题】 谈英国货物买卖法下的默示条款【作者】 叶强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分类】 国际法学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1(第6卷)
【页码】 423
【摘要】 作为一项古老的货物买卖规则,建立在简单商业交易之上的“买方谨慎”(caveat emptor)规则曾长期被英国普通法视为是货物买卖活动中最根本的原则之一。然而,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及20世纪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兴起,使得这项古老的贸易规则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商业社会的要求。为迎合现代商业交易的需求,英国通过一系列判例和成文法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一项新的贸易规则——“卖方谨慎”(caveat venditor)。作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英国货物买卖法从“买方谨慎”到“卖方谨慎”的发展过程并讨论这种发展趋势的客观原因。
  从“买方谨慎”到“卖方谨慎”的发展意味着法律将原属于买方的某些谨慎义务及责任转移到了卖方头上。根据英国著名的《1979年货物买卖法》,卖方的谨慎义务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1]一是卖方向买方交付的货物必须符合卖方对货物的说明;二是卖方的货物必须具有令人满意的质量;三是如果卖方知道了买方的购买目的,则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要满足买方的该购买目的。作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主文)重点考察英国货物买卖法下卖方所应承担的上述法定义务。
  如果说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站在卖方的角度来考察货物买卖法下的默示责任,则本文的第三部分将站在买方救济的角度来继续考察默示义务。在该部分,作者简要分析了当卖方违反了法定默示义务时,英国货物买卖法对买方的法律救济以及获取该救济的一些限制。
  本文的最后是作者对英国货物买卖法下卖方默示义务的简要总结。作者创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英国货物买卖法这一特定视角来考察英国私法下卖方所承担的默示义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6509    
  一、从“买方谨慎”到“卖方谨慎”
  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作为一项古老的买卖规则,也许根本无人可以确切说出“买方谨慎”的准确起源。[2]“买方谨慎”(Caveat Emptor)这一术语源自于拉丁文,它的含义是“交易时让买方自己留心”。换句话说,卖方对他自己的货物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且卖方无义务提醒买方注意货物的质量是否有问题。对于是否进行交易以及该交易是否值得进行完全由买方自己决定。如果卖方故意对自己的货物做出错误陈述,例如明知货物瑕疵但欺骗对方说货物质量没问题,在此情况下卖方对买方承担的不是合同责任而是侵权责任。[3]但如果卖方无意去欺骗买方,例如其根本不知道货物有瑕疵而告知客户说货物质量不错,即使后来事实证明货物质量确有瑕疵,除非卖方的说明在法律上构成其对货物的明示保证(warmnty),[4]否则买方无法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在古老的著名先例Chandelor v Lopus[5]中,原告花了100英镑的大价钱从被告手中购买了一块“宝石”,被告向原告“证实”(confirm)这是一块稀有的“牛胃石”(bezar stone),该石具有治疗胃病的神奇功效。但后来原告发现该石并不具有那种治疗功效,实际上,它与普通的石头并无任何区别。于是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被告所言不实从而违反了其对该买卖合同所做的保证(指该石具有医治胃病的神奇功效)。但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6]被告的言语仅仅“证实”这是一块“石”,该“证实”在法律上并不构成被告已对货物(石头)做出了任何“保证”,原告不能为此获得司法救济。[7]“除非其本人同意,否则无人会上当受骗”,[8]原告因其行为不慎而造成的交易损失应由原告自身承担,原告必须对自己所做出的交易决定负责。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Chandelor v Lopus案的判决结果也许是令人失望的,但该案却牢牢地捍卫了当时简单商品交易中最重要的“买方谨慎”原则,即买方应该根据其自身的谨慎来判断并承担交易风险。
  无疑,“买方谨慎”强调了买方的独立人格,这在历史上曾一度迎合了自由贸易及个性解放的需求。[9]在“放任自由”(laisses-faire)政策的支配下,法院承认“买方谨慎”是货物买卖活动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以至于在Smith v Hughes[10]一案中,首席大法官库克本(Cockburn CJ)毫不迟疑地说:
  “如果买方选择运用自己的判断,则他就有完全的机会检验货物并形成自己的判断,此时应适用‘买方谨慎’规则。”[11]
  显然,“买方谨慎”规则必须建立在简单商品交易之上。首先,货物公开在市场上出售而交易是买卖双方面对面进行的。在此情况下,买方在购买货物之前才可能有合理的机会检验货物;其次,货物本身应当相对简单以至于买方有能力以自己的技巧和经验检验货物并做出独立判断。如买方购买一本书之前,他可以充分检验书的印刷及装订质量如何、有无缺页或倒装等问题。但如果买方在购买一辆劳斯莱斯牌豪华小汽车前,要想让他对该车的方方面面做出彻底检验则是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第三,交易中的货物数量应当相对有限以令买方有可能彻底检验货物。但如果买方需购买大宗货物,如200吨苹果而要求其逐一查看每一个苹果的质量好坏则是不现实的。
  然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发展到19世纪时,“买方谨慎”规则赖以建立的这种市场基础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交易可能不需要面对面进行了。伦敦的商人以电报或电话方式向曼彻斯特的商人订购纺织品已是很普遍的商业活动。亦或是交易不再仅仅局限于现货交易,商人们可以签订合同订购将来生产和交付的产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建筑合同或造船合同了。同时,由于机器化的大生产使得产品在数量上迅猛增长,大宗散货买卖越来越普遍了。而且越来越多的货物显得比以前更精细、更复杂,这意味着买方的交易风险比以前大多了。买方稍有不慎或缺乏实质上的技巧和经验,即有可能错误地挑选了货物。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都使传统的“买方谨慎”规则显得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市场条件下的交易活动了。商人们迫切需要确立新的买卖规则以维护商业利益,同时越来越多的买卖合同规定卖方必须对自己的货物提供担保甚至是将其列为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则买方就会拒绝进行交易。
  终于,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两个重要案例确认了商业社会的实践和期待,此时的“买方谨慎”规则开始出现了松动,[12]而一项新的替代规则——“卖方谨慎”开始萌芽了。在Bigge v Parkinson[13]中,原被告双方就运送军队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被告有义务为原告运送军队。但后来双方为运送军队是否还应为军队供应军需问题产生争议。被告称:合同仅仅约定其有义务运送军队,合同并未对其在运送途中向军队供应军需物资一事上隐含任何保证。但原告坚持认为:如果被告在合同中同意为原告运送军队,则该合同就应同时隐含被告为军队提供军需物资的义务,这是因为对军队提供军需物资是为了最终满足原告所期待的运送军队之目的。如果被告不为军队提供军需物资而仅仅履行运送义务,则被告的履行对原告就失去了意义。该案中,首席大法官库克本(Cockburn CJ)称:
  “当买方购买一件特定商品时,理应适用‘买方谨慎’规则。但如果买方订购货物,并且买方信赖卖方挑选货物时所做出的判断,则被挑选的货物必须满足买方订购货物的目的,此时就产生了一项隐含的保证,即该货物应该合理地满足买方的购买目的。”[14]
  在著名的Jones vJust[15]中,原、被告签订了买卖马尼拉麻绳合同。然而,该麻绳在运输途中被海水浸泡而失去了可销售价值。案中,麦勒法官(Mellor J)认为:因为“买方无法运用自己的判断挑选货物,这是隐含保证原则的根本原因所在”,[16]所以被告应被视为对该批麻绳有一个默示保证,即被告应保证该麻绳具有可销售的质量。 Jones案向人们表明,如果买方无机会检验货物,则“买方谨慎”规则就不适用,只有在买方有机会检验货物时,才可适用“买方谨慎”规则。
  除了上述的案例,货物买卖的规则亦被一系列的成文法所改造。成功起草了英国《1882年票据法》的立法天才麦肯锡?查尔莫斯爵士坚信:“当法律原则已被牢牢确立,且众多案例详细分析了已确立的通用规则时,则法律法典化的时机就成熟了。”[17]几经周折,《1893年货物买卖法》终于被英国议会通过了。该法案一出台就迅速被几乎整个普通法系国家所接受。[18]尽管《1893年货物买卖法》起草者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回顾英国历史上重要的司法判例”[19]来总结现有的货物买卖规则而不是创设新规则,但实际在“买方谨慎”这一点上,《1893年货物买卖法》确实比以往的司法判例走得更远。[20]该法第13、14条关于卖方默示条款(implied terms)的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领域原有的法律规则从而进一步弱化了“买方谨慎”规则。《1893年货物买卖法》第13、14条项下的默示条款主要规定了货物买卖的三个方面:(1)货物必须符合卖方的说明;(2)货物必须具有可销售的质量;及(3)当卖方知道买方的购买目的时,货物必须满足买方的目的。[21]
  然而“买方谨慎”规则的衰落并不止于《1893年货物买卖法》。相反,20世纪的英国进一步见证了“买方谨慎”规则的没落。尽管《1893年货物买卖法》默示条款的规定将谨慎义务转移到了卖方头上,但该法案仍有很多不明确甚至是令人不满意的地方。[22]而且,由于社会进步,消费者权益保护显得日益重要起来。来自于消费者团体的巨大压力亦要求对《1893年货物买卖法》做出修改以迎合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尽管英国法院基于现代工业社会买卖双方在经济力量和谈判地位上已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的事实,已显示出放弃传统的“放任自由”政策而改为干预合同自由的意愿,[23]但仍需要有更积极的司法改革保护买方特别是消费者的利益。终于,《1967年错误陈述法》(the Misrepresentation Act 1967)及《1973年供货(默示条款)法》(the Supply of Goods (Implied Terms) Act 1973)回应了这种改革呼声。《1973年供货(默示条款)法》为“可销售的质量”做出了定义并且限制卖方使用排除条款从而逃避默示条款的适用。《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the Unfair Contract Terms Act 1977)则进一步规定:禁止消费者合同排除默示条款的适用。随后,一部新的、更完善的《货物买卖法》于1979年被英国议会通过了。
  此后,肩负着改革法律重任的英国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为完善货物买卖法于1987年提出了最后工作报告,[24]建议对默示条款做出某些改动。法律委员会的建议被《1994年货物买卖和供应法》(the Sale and Supply of Goods Act 1994)所吸收,该法案接受了一个更为严格的货物质量要件,即将以往法律所规定的卖方货物应具有“可销售的质量”(merchantable quality)改为了“令人满意的质量”(satisfactory quality)。尽管《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仍表明“买方谨慎”是货物买卖的基本规则,[25]但通过英国成文法及判例法的一系列发展,普通法上的“买方谨慎”已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了“卖方谨慎”。实际上,正如约翰.亚当斯教授(Professor John Adams)在其修订的《阿狄夫货物买卖法》中所说的,就如今货物买卖而言,我们已很难说英国货物买卖的基本规则仍是“买方谨慎”而不是“卖方谨慎”了。[26]
  二、卖方对货物质量的法律责任
  通过上文,我们看到了100多年的发展使英国货物买卖法原有的“买方谨慎”逐渐演化为了现在的“卖方谨慎”。根据“买方谨慎”规则,买方有义务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技能挑选货物并对交易结果负责,当卖方并无欺诈或做出明示保证时,买方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相比之下,根据《1979年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卖方被施加了三个重要的法定义务,即货物必须符合卖方的介绍,货物必须具有令人满意的质量,以及如果卖方知道买方的购买目的时,货物必须满足买方特定的购买目的。如果卖方违反了这些默示义务,则其就要对货物瑕疵承担责任。
  (一)货物必须符合卖方介绍
  1.“介绍”及“与介绍不符”
  依据《1979年货物买卖法》,卖方所承担的第一个责任便是货物必须符合介绍。[27]介绍不仅仅指卖方对现货(existing goods)或确定物(ascertained goods)的说明,[28]还包括对将来生产的产品(future goods)或非确定物(unascertained goods)、甚至是订立买卖合同时虽已存在但买方并未看见的特定货物(specified goods which have not been seen at the time of contract)[29]的描述。卖方供货不符合介绍往往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从狭义上讲,卖方的货物与买卖合同的约定有出入,例如卖方货物与合同所约定的包装要求不符。[30]在Arcos Ltd v E. A. Ronaasen & Son[31]中,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木板厚度为1/2英寸,但卖方所交付的木板中约85%的木板厚度几乎薄于9/16英寸。尽管买方所供应的木板具有可销售的质量,且又可以满足买方目的(用于制作水泥挡板),但上议院仍认为卖方的货物与其介绍不符因而买方有权拒绝货物;二是从广义上讲,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对或未能对货物做出详细的约定(介绍)[32]但卖方所提供的货物被认为与买方想购买的货物不一致。此时,卖方的货物仍将被视为不符合其介绍。[33]
  2.凭介绍的买卖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买卖活动已越来越不局限于现货交易,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合同标的(货物)尚未被生产出来或未被确定下来,此时交易的基础往往要借助于卖方对货物进行介绍。但《1979年货物买卖法》并没有对什么是“凭介绍的买卖”(a sale by description)下一个法律定义。显然,我们不能将卖方在销售货物或签订合同时的所有话语或陈述都当成是卖方“介绍”,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有时候这仅仅是卖方推销产品时所使用的推销语言(puffs)而已,这在法律上并无任何法律意义。[34]如一个瓜农自夸自己的西瓜很甜,此时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是瓜农对西瓜的介绍,因为没有一个瓜农会对购买者说:西瓜不甜,欢迎选购。此时我们必须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卖方的“陈述”(statements)能构成具有特定法律含义的“介绍”(description)?在 Oscar Chess Ltd.v Williams[35]中,卖方(个人)向买方(车行)推销一辆二手车。双方都不清楚该车的实际生产时间,卖方将该车的行驶记录出示给买方看,并说:这是一款“1948年生产的莫瑞斯型”小汽车。但买方购车后发现,这车实际上是1939年产的型号。由于出产时间不同,车的售价也就不同了。于是买方提起诉讼,称货物与卖方介绍不符而要求对方退还差价部分。但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认为:[36]由于买卖双方均不知道该车实际的生产时间,而卖方也仅能通过车辆的行驶记录上所记载的时间来做判断,在此情况下,卖方根本无意向买方做出一个有拘束力的允诺(a binding warranty)。因此卖方的说明不属于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介绍,该买卖也就不构成一个凭介绍的买卖。而在Beale v Taylor[37]一案中,卖方在广告中将自己的车介绍为“1961年产白色、哈罗德型敞篷车”。买方经过检验而购得此车,但后来发现该车实际上是两部分焊接而成,即车的后半部分是1961年生产的而前半部分则不是。于是买方提起诉讼。上诉法院认为卖方的说明构成合同条款而对其有约束力,该买卖属于一个凭介绍的买卖。对比上述两案,我们不难看出:在Oscar Chess Ltd.v Williams 一案中,买方是一家专门从事汽车经销的车行而卖方则是个人,在交易地位上法院认为买方比卖方具有更丰富的经验,但在Becde v Taylor中,买卖双方均是个人,他们在交易地位上所具有的经验被法院推定为相当。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如果买方比卖方更有交易经验,则买方就被法院推定为其所做出的交易决定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建立在信赖卖方陈述的基础之上;而且
  (2)相比Oscar Chess Ltd, v Williams而言,Beale v Taylor 反映了英国法院在货物买卖法的实践上更趋向于保护买方利益。
  3.介绍须对合同的成立有实质影响
  从上述案件我们还可以看出,英国司法实践对判定是否构成“凭介绍的买卖”的一般标准是:除非卖方的陈述对买卖双方达成合同有实质影响,否则该陈述不构成有特定法律意义的介绍。是否对合同构成“实质影响”由法院通过客观标准来衡量,即法院要客观考察买卖双方的意图、特别是考察买方合理信赖卖方陈述而订立合同的意图来做判断。在近年的Harlingdon & Leinster Enterprises Ltd.v Christopher Hull Fine Art Ltd.[38]中,被告是伦敦一家知名的艺术品拍卖行,其致函原告一一家在伦敦经营艺术品、尤其是经营德国印象派画家作品而闻名的艺术品商一说自己手头上有两幅德国印象派著名画家盖比勒.缪特(Gabriele Munter)的作品等待拍售。于是,原告的职员Runkel先生来到被告的拍卖行以鉴别该作品。尽管被告一再声称其对这些油画知之甚少,且其在这方面不是一位专业人士,但 Runkel先生在看完作品后仍同意代表原告以60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其中的一幅作品。在被告开具的发票上亦载明该作品是德国印象派画家缪特的作品。但后来,原告发现该作品是一幅赝品,于是将被告诉上法庭。经审理后,上诉法院认为:[39]买方凭借自己的判断而购买了此画,这不属于“凭卖方介绍的买卖”,因此原告不能获得司法救济。案中,纳斯大法官(Nourse LJ)称:
  “如果买卖双方都没有合理预期买方信赖了卖方的介绍,则这不可能会是一个凭介绍的货物买卖合同。”[40]
  4.介绍性用语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的司法实践并不承认买卖合同中所有的介绍性用语(descriptive words)必然构成合同必备条款(conditions),[41]尽管英国早期的司法实践确实认为如此。[42]在备受批评的Re Moore & Co Ltd and Landauer & Co Ltd[43]中,卖方同意向买方交付3000听(tin)水果罐头,每箱装30听罐头。货到后,买方拒绝收货,因为有大约一半的罐头是以24听/箱的标准装运的,但罐头总数仍为3000听。尽管卖方争辩说这并不影响该货物买卖合同的实质,但上诉法院仍坚持认为:买方有权拒收货物,因为部分罐头并没有以30听/箱的标准装运。Re Moore & Co Ltd and Landauer & Co Ltd 一案给卖方所施加的义务无疑是极度苛刻的,这等于要求卖方对其所承诺的不能有丝毫偏离,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是这样,则给了买方假借货物与卖方陈述不符而乘机在市场对自己不利时解除合同的便利。对此,威尔伯福斯勋爵在Reardon Smith Line Ltd v Hansen Tangen[44]中代表上议院的主流对Re Moore & Co Ltd and Landauer & Cb Ltd判决的正确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他说:^ Moore & Co Ltd and Landauer & Co Ltd 一案对货物买卖中“介绍”的解释和认定“过于技术化了”(excessively technical)而应被重新检验。[45]
  那么,在何种情形下介绍性用语会构成合同的必要条款?著名的 Ashing Piggeries Ltd v Christopher Hill[46]对此做出了回答:除非卖方的言语界定了(identify)合同标的(货物),否则卖方的介绍性用语就不构成合同的必要条款。在Ashing Piggeries Ltd案中, Christopher Hill公司从一家挪威公司进口青鱼并为Ashing Piggeries 公司生产和供应的混合饲料。由于挪威卖方所提供的青鱼中含有一种DMNA有毒物质而导致Christopher Hill公司(卖方)生产的混合饲料给Ashing Piggeries公司(买方)所喂养的水獭造成了致命伤害。[47]于是Ashing Piggeries公司与Christopher Hill公司之间产生纠纷,而Christopher Hill公司亦对挪威卖方提出索赔。本案中,迪普洛克勋爵(Lord Diplock)并不认为所有有关货物(买卖合同标的)之性质的声明(Statement)都构成“介绍”。他强调:
  “在我看来,对所售卖的未确定物[48]的‘介绍’应被定义为:合同中买卖双方试图界定卖方将来所提供的该种货物的字眼。对双方而言,他们可以采用宽泛的或狭隘的字眼(指介绍性用语一作者注)对货物做出介绍。但最终的检验应该是,买方是否可以基于下列理由而公正合理地拒绝接受卖方提供给他的有形货物:货物与合同中所规定的内容不符,致使该货物不是买方原打算购买的货物。《货物买卖法》第13条的关键之处在于一致性的要求。”[49]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迪普洛克勋爵反对将所有的合同介绍性用语都视为卖方“介绍”,这样将加大卖方责任而造成对卖方的不公平。相反,他认为,只有那些可以界定合同标的(货物)本身的用语才构成卖方“介绍”,即卖方的介绍性用语与卖方所提供的货物是一致的、同一的,而绝不能是卖方最终所提供的货物与买方根据介绍性用语所期待购买的货物不一致。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卖方必须认真履行其承诺(界定合同标的之介绍性用语构成卖方对买方的承诺);二是卖方货物与买方期待购买的货物必须一致。因为,从英国合同法的一般理论来讲,如果卖方承诺与买方期待不一致,则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形成合意(the common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然而,迪普洛克勋爵的上述“一致性”标准仍有可能引起困惑。在上文提到的 Reardon Smith Line Ltd中,日本造船企业Sanko公司计划建造50艘80,000吨级的船舶用于当时极其兴旺的租运业务。在造船之前, Sanko公司与多家公司(包括本案被告Hansen Tangen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租船合同。由于当时并未建造任何船只,所以在租船合同中根本没办法确定船名。在其中的一份租船合同中,Sanko公司同意在“大阪的Zosen354号码头”为Hansen Tangen公司建造一艘船只(船名待定)。随后,Hansen Tangen公司又与本案原告签订了转租合同,该合同约定的船只为“在大阪的Zosen354号码头建造”。但由于大阪的ZoSen354号码头实在太小,根本无法建造这么一艘80,000吨级的船舶,于是Sanko公司将造船工程分包给了自己在异地的合资企业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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