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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
【副标题】 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英文标题】 On Criminal Judicial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vidence
【作者】 张慧【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2012级诉讼法学硕士生}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刑事司法化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Evidence;Criminal Evidence;Criminal Judicialization
【文章编码】 1674-5612(2014)02-0046-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46
【摘要】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英文摘要】 The 2012 criminal procedure law determin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evidence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in criminal lawsuit, negating the traditional evidence conversion in theory. The criminal Judicianzanon of the administranve evidence arose. To the evidence conversion, the criminal judicial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vidence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manifests the systematization of criminal law,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and the value of lawsuit efficiency and plays a guiding role to improve the lawmak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vidence and the criminal evidence cannot separate the judiciary and the justice, that’s to say, we must understand well the import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ev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riminal judicial procedure and its key role, build up ideas to respect and safeguard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 CLI.A.1199715    
  一、背景与问题:从转换说到刑事司法化
  我国惯行对行政违法处以行政处罚、犯罪处以刑罚的二元评价体系。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能确定的,行政执法案件转入刑事诉讼程序、撤销刑事案件而转为行政处罚成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要表现形式。本文主要探讨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是行政证据得以无障碍地进入刑事诉讼之中,还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行政证据都不得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使用,亦或是二者的折衷?
  2012《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此后《高法司法解释》、《高检刑诉规则》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都对此进行了规范。立法上,该规定体现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从无到有,对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行政证据种类做了限定:原则上只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检验报告等实物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高检刑诉规则对言词证据做了例外规定,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无法重新收集言词证据;二是供述、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程序合法;三是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理论上,这一立法规定否定了传统证据转换说。证据转换说认为行政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其必须经过“转换”(包括证据收集主体的移转、证据形式的转换等,如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经过侦查机关查证、核实并补齐相关资料后,成为刑事证据之“物证”)才能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证据转换说诞生的现实背景。转换说在回应司法实践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缺陷:转换说注重行政证据运用于刑事诉讼中的结果,忽略了“转换”过程中对行政证据和行政机关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可能的对相对人权利的侵犯。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否定了传统转换说,赋予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其不需要经过转换便可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证据转换说已退出舞台。那么基于法学理论源于且高于法律实践的认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学说应该有所突破、创新,不仅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关于两种证据形式衔接的规范,并且能够引导规范向着更为周全、更为缜密的方向发展。基于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新《刑事诉讼法》的分析,笔者提出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概念,以期能在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理论研究上抛砖引玉。
  二、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理论的优势与功能
  (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理论要旨。
  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就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行政证据赋予其刑事证据效力,使其获得刑事证据资格,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受刑事证据规则的约束。
  具体来说,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司法化强调司法适用性,也就是将证据材料运用于司法程序之中。刑事司法化区别于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使用,强调其作为证据运用于刑事诉讼中。当然,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是有条件的司法化,比如在决定是否将行政证据作为证据运用于刑事诉讼中时,遵循区别对待不同证据类型的原则性规定。并且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是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
  其次,区别于证据转换之“转换”,代之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传统转换说与笔者提出的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均认可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不同的是,前者是行政证据经过转换后作为形式上的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而后者是行政证据直接被赋予刑事证据的属性和功能。文义上,证据转换说强调技术上的操作,而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则强调法律效果及程序上的规范制约。法律效果即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行政证据,赋予其刑事证据的属性和功能,而程序上的规范制约则是“司法化”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即程序司法化。
  第三,司法化强调程序的规范与制约。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不仅认为行政证据可以直接运用于刑事诉讼之中,还认为行政证据运用于刑事诉讼之中理应受到一系列规则、程序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证据转换说的实质性突破,在确保发挥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特证据功能的同时,规范行政机关取证行为,实现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良好衔接。刑事诉讼法有一套较为完备的证据体系、制度,包括对证据收集主体、证据种类、举证与质证、证据审查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实际上认可了行政机关作为证据收集主体的资格,对刑事诉讼法传统的法定证据主体及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做了扩大解释,将行政机关取证行为及行政证据置于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调整之下{1}。
  (二)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理论的优势与功能。
  1.法解释学上的优势。较转换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有几大优势:首先,逻辑上,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符合立法原意。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里的“证据材料”从性质上来说是行政证据,而“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之“证据”则指称“刑事证据”,“可以作为”即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纽带和桥梁。显然,“可以作为”不是“转换”,而是“视为刑事证据”。换句话说,符合法律规范的行政证据可以被“视为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的核心即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行政证据赋予其刑事证据的效力,直接运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当中,这是对立法规范的概括总结。其次,体系上,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以刑事证据体系的重构为重点,认为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定证据收集主体及证据类型做了扩大解释,行政证据因此具备了刑事证据的属性和功能。相反,传统转换说没有打破既有刑事证据法定化格局,行政证据只有经过乔装打扮具备了刑事证据的表征后才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使用。在这种学说背景下,探讨行政证据对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毫无意义。尤为关键的是,相对于“转换”忽视行政证据及行政机关取证行为可能的不合法可能而言,在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语境下,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受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调整,从而避免了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被“孤立”起来,体现刑事证据体系的严密性。第三,目的上,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体现诉讼效率及尊重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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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杜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规范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分析[J].证据科学,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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