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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济法研究》
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法应对
【作者】 肖京【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分类】 行政管理法【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1(第13卷)【页码】 10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124    
  一、引论
  近些年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失信事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诚信危机[1],不断侵蚀着我国的社会公信力,动摇着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信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当前的社会诚信危机已经不在存在于个别行业和个别地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危机,具有全方位、立体化的特征,并且正在向整个社会领域全面深入地扩展。
  社会诚信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危机,将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负面效应,必须及时有效地予以应对。这是因为,社会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对社会良好秩序的维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诚信体系本身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就会很难弥补和恢复。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诚信危机,已经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党和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随后,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也都一再强调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
  社会诚信危机的应对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是其重要维度。其中,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对于社会诚信危机的应对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法律具有规范功能,可以对通过对个人和社会组织行为的调整与规范,有效纠正其失信行为;另一方面,法律具有社会功能,可以对通过对社会的法律调控,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例如民法中被称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起到彰显了社会诚信理念的作用,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同时还有助于民事活动领域的社会诚信建设;商法中对公司企业诚信义务的强调,不仅有助于规范公司企业的行为,同时还有助于商业领域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行政法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不仅有助于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同时还有助于行政管理领域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金融法中对于金融信用的强调,不仅有助于规范金融法相关主体的行为,同好似还有助于构建金融领域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从长远看来,以上各个法律部门对社会诚信危机的应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当前的社会诚信危机的紧迫性来看,社会法对于当前社会诚信危机的应对更具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法作为一种危机应对法,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危机应对的天然特质和功能;另一方面,社会法与社会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因而也更加直接地应对与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诚信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深入研究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法应对,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失信问题,同时还有助于加深对社会法社会功能的理解和运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拟从分析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根源入手,进一步分析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法应对,探求当前社会诚信危机的解决之道。
  二、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根源分析
  当前社会诚信危机的有效应对离不开对社会诚信危机产生根源的分析。这是因为,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分析是有效应对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社会诚信危机产生的根源,才有可能找到社会诚信危机的应对之道。
  当今中国社会诚信危机直接体现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诚信体系缺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步由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工业社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的诚信体系逐步瓦解,而新的社会诚信体系却未能很好建立起来。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诚信体系暂时处于缺失和失序状态,带来暂时的社会诚信危机。此外,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频繁程度的增加,也降低了社会失信的成本,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加深了社会诚信危机。
  社会诚信危机的产生还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涉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学界现有成果对社会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也多是从这些基本层面展开[2],虽然分析的具体的视角和表述具有一定的差别。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对社会诚信危机产生根源的提炼不够,多是泛泛而谈,没能准确抽象概括出社会诚信危机产生的总根源。其实,社会诚信危机的总根源完全可以概括为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与文化、经济、政治、法律等多个层面的脱节与断裂,正是这种脱节和断裂,使得当代中国诚信危机的产生成为必然。
  首先,从社会与文化的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危机根源于社会发展与传统社会诚信文化的断裂。中国并不缺乏社会诚信的历史传统,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历来重视社会诚信[3]几千年来,诚实守信是一直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论语》中就有关于“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论述,其后的儒家代表人物也都社会诚信十分重视。正是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才引发了社会诚信危机的产生。[4]有些学者指出,这种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从20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开始的。[5]无疑,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也同时破坏了儒家文化中特别强调和重视的社会诚信理念。而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则进一步破坏了社会诚信的文化基础。此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大量涌入也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社会诚信危机状况。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社会诚信文化的断裂,使得当今中国文化缺少社会诚信传统文化的支撑,在社会诚信文化层面陷入到严重的危机之中。
  其次,从社会与经济的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危机根源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失衡与断裂。市场经济中的利益驱动与信息偏在虽然是导致社会诚信危机的直接动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驱动与信息偏在就一定会导致社会诚信,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排斥社会诚信。恰恰相反,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反倒更加重视社会诚信,因为社会诚信可以为市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的情况下,社会诚信与市场经济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良性互动。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恰恰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断离的三十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6],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同时也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三十年[7],是民生问题日益凸显的三十年,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十年。经济与社会的断裂,断绝了市场经济与社会诚信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越来越显性化”[8],带来了恶性循环,引发了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诚信危机。
  再次,从社会与政治的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危机根源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政治改革依然不彻底,政治进一步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中最突出就是政府违法行政、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基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实施力度仍然不够,“在基层的行政执法中,不少当事人在一开始都不会规规矩矩地接受处罚,而是要到处找人说情”。[9]而在中国另一些地方,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需要,行政机关非法运用行政手段公开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此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政治发展不平衡,地方政策的制定也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正是以上问题的普遍存在,使得地方政府的诚信受到质疑。而“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10],引发诚信危机。
  最后,从社会与法律的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危机根源于社会发展与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脱节。社会诚信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社会发展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张力是导致社会诚信危机的重要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2011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律体系就已经十分完善。实际上,我国有关社会诚信的法律仍然严重缺位,缺少对当今中国社会失信问题的法律规制。正是这种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诚信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脱节,使得我国社会诚信危机日益凸现。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制定社会信用法,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缺失问题”。[11]
  以上大致从总体上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些方面又可以概括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社会诚信缺少了文化的“软约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使得社会诚信缺少了“半软半硬”约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治、法律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社会诚信缺少了制度的“硬约束”。因此,社会诚信危机实质上则是一种由于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社会法作为一种社会危机应对法,很有必要对社会诚信危机进行有效的应对和调整。
  三、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法属性
  对于社会诚信危机的属性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展开,正如前面内容所反映,社会诚信危机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紧密相连,因而分别具有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属性。但就社会法的视角来看,与个人诚信危机相比较,社会诚信危机具有明显的社会法属性。这是因为,“社会法在广义上是调整在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2],社会法的具体内涵和范围虽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在不断进行适当调整[13],但从总体上看,社会法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危机应对性。而社会诚信危机既不同于个人诚信危机,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危机性;同样也不同于一般的道德问题,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诚信危机具有社会法的属性,属于社会法的调整范围。
  首先,社会诚信危机具有高度的社会性,这与社会法的社会性高度契合。社会诚信危机是一种社会危机,与个人诚信危机不同的是,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社会是“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有机体”[14],社会性是“社会成员参与、适应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必然倾向和本质属性,是人们受社会因素影响制约的结果,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15]从某种意义上,各类诚信危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无论是个人诚信危机还是社会诚信危机,都与整个社会相连。[16]但与个人诚信危机相比较,社会诚信危机的社会性更加突出,影响和波及整个社会领域,其社会影响力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远非个人诚信危机所能比拟。当个人诚信危机出现之时,可以通过民法的调整予以应对,通过民法的基本原则[17]和违反诚信的责任机制化解这种个人诚信危机。[18]而当整个社会诚信都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民法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社会诚信危机的高度社会性使得社会诚信危机具有明显的社会法属性。
  其次,社会诚信危机具有明显的危机性,这与社会法的危机应对功能紧密联系。危机具有“危”和“机”的双重含义,从这种意义上讲,危机可以认为“是一种兼具有巨大破坏力和关键转折点、危险性和机遇性并存的形势情境”[19]但“危机”一词在使用的时候一般都强调其“危”的一面。危机按照其作用的领域可以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20]所谓社会危机,可以认为是指社会领域的危机。社会诚信危机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可以归入到社会危机的范畴。社会诚信危机作为当前社会危机的组成部分,具有危机的一般特征[21],而社会法则具有危机应对的天然特质,正是这种天然特质使得社会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诚信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诚信危机具有明显的社会法属性。因此,中国当前的社会诚信危机在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一种,同样需要相应的社会法予以应对。
  再次,社会诚信危机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这与社会法的法律属性相一致。社会诚信危机固然是一种道德危机,具有道德的属性,但同时社会诚信危机又从属于法治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组织性,一个是秩序性,而维持社会组织性和秩序性的基本手段就是道德和法律。在当代法治社会,法律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主要手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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