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
【作者】 周友军【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完全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差额说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97
【摘要】 完全赔偿原则是商品等价交换方式影响的结果,它契合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指导性原则和目的,是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重要工具,也可以督促人们尽到最优的注意义务。在我国,现行法确立了完全赔偿原则,明确与重申这一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充分发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也有助于强化法律法规对于法官的拘束力。完全赔偿原则在我国当下更需要切实贯彻落实,其具体体现为:受害人所遭受的可赔偿的损害,只要与权益侵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都应当获得赔偿;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时,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也不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其他因素;受害人不能因致害事件获得额外的利益。在适用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其立法目的,避免不当地冲击完全赔偿原则的地位。
【英文摘要】 The principle of full compensation results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 of exchange of equal value on society. It conforrris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tort law and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jurer and the victim and for compelling potential injurers to take their duty of due of care seriously. The current Chinese tort law not only recognizes the principle of full compensation, but also reiterates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le, which is conducive to realizing the compensatory function of the tort law and to ensuring that judges adjudicate cas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Currently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tru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full compensation, which requires that, firstly, all compensable harms caused by a tort should be indemnified; secondly when a judge decides damages, he should not consider such factors as the defendant's intention or negligence, the income of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or other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irdly, the victim should not acquire more benefit than that is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for the harms he or sh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tort. When applying rules of excep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full compensation, the judge should take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purpose of legislation and not to improperly und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 princip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577    
  一 引言:现状与问题
  完全赔偿原则,也称为“全有或全无”原则,是指只要责任成立,赔偿义务人就要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害,而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归责的具体情况。[1]这一原则是侵权法上责任承担论的核心问题,在承认这一原则的国家,它属于责任承担论的基础理论,关系到很多制度和规则,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我国侵权法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比较重视责任构成论,而相对忽视责任承担论。与此相应,完全赔偿原则的研究也比较薄弱。概括而言,目前我国对于该原则的研究存在如下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我们需要明确回答我国侵权法是否承认以及是否应当承认这一原则。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也都认可完全赔偿原则,[2]在《侵权责任法》颁行之后,我国学者也基本赞同这一原则。[3]但是,我国侵权法在实践中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承认了完全赔偿原则,以及是否应当承认这一原则,都是值得再思考的。比如,个别特殊案件(如过失撞坏豪车天价赔偿案、未成年人失火责任案)拷问着是否应当继续坚持完全赔偿原则。[4]在理论上,因为我国侵权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存在较多的例外,因此该原则是否还是一项基本“原则”而值得怀疑。也有学者提出,完全赔偿原则将法律效果独立于责任基础,存在着价值实现的断裂。因此,我国法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应当抛弃完全赔偿原则,借鉴动态系统论,考虑归责的诸多因素而弹性地认定损害赔偿的范围。[5]
  二是我们需要面对如何真正实现完全赔偿原则的问题。完全赔偿原则不应停留于抽象的观念层面,它必须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之中。但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完全赔偿原则的贯彻并非尽如人意。
  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我国现行法就若干重要问题存在立法空白和立法模糊问题,导致完全赔偿原则的实现受到限制,也影响了侵权法功能的实现。另外,在我国现行法上还存在若干规则违背了完全赔偿原则的精神,其合理性受到怀疑,这尤其体现在损害赔偿计算的若干客观标准方面(如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以及丧葬费等),因为客观标准的设定往往与受害人的真实损害不一致。
  而在司法层面,如何以完全赔偿原则为指导,如何准确理解《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如何妥当地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是我们所面临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侵权案件纷繁复杂,有限的法律条文难以涵盖所有的案件类型,因此法官如何以完全赔偿原则为指导妥当处理相关案件就成为关键。同时,如何妥当适用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规则,避免其对于完全赔偿原则造成过分的冲击,也是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上述两个问题又存在密切的联系,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是其实现的前提,而完全赔偿原则的实现也间接地证成了这一原则。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既有研究,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比较薄弱,既没有深入论证完全赔偿原则背后的法理基础,也没有充分地将这一原则与具体的制度与规则直接联系起来,发现其中的意义关联。因此,笔者拟探讨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二 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
  (一)完全赔偿原则的一般性证立
  据学者考证,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其侵权法都遵循完全赔偿原则。[6]在英美法国家,其也认可完全赔偿原则。例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901条(a)款的起草者在该条的评注中特别指出:“侵权法的主要意图在于,使受损害的人处于尽可能近似地等同于其在侵权行为之前的处境的一种处境。”[7]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国家选择了完全赔偿原则,其背后必定有其法理基础。依笔者的理解,完全赔偿原则的法理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这一原则契合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指导性原则和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侵权损害赔偿的指导性原则就是回复原状,即让受害人回复到损害事件没有发生时其应处的状态。[8]而完全赔偿原则正契合了这一指导性原则。正如英国的布莱克本勋爵在1880年的一份判决中所指出的,赔偿金应当“能够使受伤害或损失的一方,处于他本身应处的地位,就如同未曾受到过这种使他现在获得补偿或修复的过错的影响。”[9]
  另外,侵权损害赔偿的重要目的就是补偿。其补偿功能决定了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应当不多不少地获得填补。[10]也正是考虑到侵权法的补偿目的,所以,法律应当关注受害人遭受了多大的损害,而不是其他因素(如受害人的财富以及其收入)。[11]在这一点上,侵权损害赔偿与刑事责任存在着根本区别。刑事责任以预防犯罪、保障社会安宁等为目的,因此注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民事责任既然着重于损害的填补,则损害纵然因行为人的过失造成,其严重性与故意引起者并不相同,也应当予以填补。[12]
  其二,这一原则是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重要工具。完全赔偿原则并不考虑归责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加害人的过错程度),要求加害人完全赔偿。这也是权衡双方之间利益的结果。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凯恩教授所指出的:“全部赔偿原则的伦理基础是什么呢?答案看起来应该是,无论侵权行为人的可责难性多么轻微,只要受害人根本没有可责难之处,就没有理由不要求被告作出全部赔偿。”[13]有学者认为,即便加害人仅具有轻微过失,也要对受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对加害人似乎过于苛刻,或者说“对受害人照顾过度了”。[14]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做法违背了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可能会与宪法上“过度禁止”相冲突。[15]但是笔者认为,全面赔偿原则是否违反了比例原则,也要从加害人和受害人利益的平衡角度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学者劳伦茨教授的看法更值得赞同,即如果由受害人承受这些损失,则对受害人更为苛刻。[16]
  其三,这一原则是商品等价交换方式影响生活关系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商品交换高度发达的社会,因此,市民的生活关系在本质上受商品等价交换方式的影响。此种商品交换方式不仅适用于市民间的商品交换,而且适用于整个生活关系领域。”[17]因此,侵权损害赔偿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的商品等价交换。而只有坚持完全赔偿原则,才能与此种理念保持一致,并贯彻民法上的等价有偿原则。
  其四,这一原则也可以督促人们达到最优的注意义务水平。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侵权责任(尤其是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要为加害人提供足够的激励,以避免损害的发生。[18]完全赔偿所有损失而不考虑过错程度,可以促使人们投入适当的注意,而超越损害范围的损害赔偿则导致过度谨慎注意,补偿不足又会使加害者投入的注意成本低于最优注意水平。[19]
  (二)立基于我国侵权法的立法和实务的特殊证立
  在比较法上,有些国家明确规定了完全赔偿原则(如《法国民法典》1149条、《荷兰民法典》第6:96条第1款)。我国《侵权责任法》之中并没有类似的规定,但从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其已经采纳了完全赔偿原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诸多条文都体现了完全赔偿原则的精神。例如,《侵权责任法》关于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6条第1款)和关于危险责任的一般规定(第7条)都强调因果关系和损害,解释上应当认为,只要是有因果关系的损害都应当赔偿。再如,该法对于侵害人身权益情况下的赔偿项目的详细规定(如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也体现了完全赔偿原则的理念。最明确表达这一原则的精神的条文应该是该法第20条,即“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20]甚至在我国侵权法上,也没有确立一般性的规则,即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归责的具体因素可以导致责任的减轻或免除,这实际上是更彻底的完全赔偿原则的体现。
  除了上述现行法相关规定的依据以外,我国侵权法上之所以认可完全赔偿原则,还取决于这一原则的现实意义。
  首先,明确完全赔偿原则有助于充分发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侵权法是权利保护法,其重要功能是救济受害人。但是,从我国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与充分救济受害人的目标之间还有距离。如前述,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空白和模糊等问题,从而不利于贯彻完全赔偿原则。另外,现行法上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对于损害计算的客观化、标准化的规定,也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完全赔偿原则。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0条第3款就误工费原则上客观化计算的方法,即使受害人有特殊情事而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损失,也不能进行主观化的计算,从而导致对其合理性产生怀疑。[21]另外,在实践中,因为有的法官没有深入理解完全赔偿原则,因此不能妥当解决相关的疑难问题。例如,在车辆维修后仍然存在贬值的损失,对此是否应当赔偿就存在不同的看法。[22]
  其次,明确完全赔偿原则有助于强化《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对于法官的拘束力。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宪法》126条确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判案,强化法律对于法官的拘束力。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强调“社会效果”和“调解优先”,[23]但因为有些法官的不正确理解,导致现行法对法官的拘束大大弱化。在此背景下,完全赔偿原则的贯彻也受到较大的冲击。有些法官不正确地运用调解(如以拖压调、强制调解等),使受害人往往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放弃或部分放弃了自己合法的利益诉求,无法获得充分的救济。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完全赔偿原则。这既是为了充分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也是为了强化法律对于法官的拘束力。所以,德国学者郎格教授认为,坚持完全赔偿原则,会使得法官受到较为严格的拘束。[24]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认为,如果放弃完全赔偿原则而借鉴动态系统论,弹性地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观点可能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动态系统论是奥地利学者威尔伯格在1941年出版的著作《损害赔偿法的要素》中首次提出的。[25]后来,奥地利的比德林斯基教授又在合同法领域发展了这一理论。[26]这一理论的基本构想是:“特定在一定的法律领域发挥作用的诸‘要素’,通过‘与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相对应的协动作用’来说明、正当化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在动态系统中,按这些要素的组合,进而按它们的满足度的总量,不仅可以相应地决定法律效果的发生与不发生,还可以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的——范围。所以,这些要素具有跨越要件和效果两个侧面的“动态性格特征”。[27]这一理论的运用则涉及到是否放弃完全赔偿原则的问题。奥地利学者考茨欧教授就鲜明地提出,应当采动态系统论,而放弃完全赔偿原则。[28]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29]但是,要理解动态系统论就必须考察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首倡者的问题意识。威尔伯格提出这一理论之时,正是概念法学出现危机,而自由法学开始流行的时期。他希望在克服概念法学的僵化性的同时,探索克服自由法学中过分自由的问题。[30]因此,该理论在观察法律体系时,不是聚焦于由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组成的外在体系,而是聚焦于其背后的内在体系。而且,在对待评价问题时,其不是预先确定评价的内容,而是试图给评价的方法提供一个框架。[31]
  动态系统论是一种重要的法学思想。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该理论的弊端和局限性,尤其是其对于法的安定性的影响。这种批评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威尔伯格的构想放弃了包含固定的构成要件的规则。他虽然列出了要考虑的要素,但没有阐明这些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具有多大的分量。[32]因此,拉伦茨教授认为:“威尔伯格要留给法官很大的裁量空间。”[33]相应地,这一理论也就不利于法的安定性的实现。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与威尔伯格当年要突破概念法学的僵硬性的形势截然不同,如果要借鉴动态系统论,弹性确定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弱化现行法对于法官的拘束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上对于完全赔偿原则的一些质疑,并非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学者对于完全赔偿原则的质疑,比较有力的一点是:“行为人若无过失,不承担任何责任,稍有过失,即承担全部责任,无过失与轻微过失一线之隔,却轻重失衡。”[34]但是,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因为法官常常在疑难案件中运用公平责任的一般性规定(《民法通则》132条或《侵权责任法》24条),实际上是避免了“轻重失衡”的问题。因此我国的问题恰恰是如何坚守完全赔偿原则,同时合理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以避免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冲突。
  三 完全赔偿原则的具体化
  完全赔偿原则要发挥其规范效果,必须具体体现在诸多的规则之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侵权法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问题充满了价值判断,[35]为了避免法官在进行价值判断时过于任意,就需要对体现完全赔偿原则的制度和规则进行更细化的分析,从而拘束法官的裁判活动。
  作为前提性问题,应当首先界定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对此应当注意如下三点:其一,完全赔偿原则适用于责任承担,而不适用于责任构成。[36]在侵权法上,责任构成问题由责任构成要件来解决。凡是责任构成的问题(如正当防卫、受害人同意、补充责任),都不应在完全赔偿原则中予以探讨。其二,完全赔偿原则适用于财产损害赔偿(包括侵害财产权益的财产损害赔偿和侵害人身权益的财产损害赔偿),而不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因为精神损害具有不可计算性,完全赔偿是不可能的。[37]其三,完全赔偿原则适用于过错责任、危险责任和替代责任(包括雇主责任和监护人责任),而不适用于公平责任。在适用公平责任时,法院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其中双方的财产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38]这就意味着,其不可能适用完全赔偿原则。
  完全赔偿原则意味着,只要责任成立,加害人就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害,而不考虑归责的具体情况。反之,如果责任不成立,受害人就完全不能获得赔偿。完全赔偿原则与动态系统论的不同就在于,作为责任成立要件的诸要素,原则上不会影响到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除非这些要素同时也在责任承担层面通过相关的制度和规则发挥了作用)。责任成立要件的功能是确定责任是否成立,原则上不可能根据作为责任成立要件的诸要素(如过错、因果关系、受保护的权益等)弹性地、按照比例地确定责任的范围。而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笔者认为,完全赔偿原则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受害人获得赔偿仅以损害与权益侵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
  1.原则上以差额说为指导确定受害人遭受的可赔偿的损害
  完全赔偿原则要求赔偿受害人的所有可赔偿的损害(或称为法律上的损害),而并非所有“自然”意义上的损害。在具体确定损害是否存在及其大小时,原则上应当采差额说,但如果有充分的理由,也可以突破差额说。正如德国学者寿拉斯所指出的差额说以一种特别强调的方式,生动地表达了完全赔偿原则。”[39]按照差额说,损害的范围就是假想的状况(即如果没有遭受侵害受害人所处的状况)与实际的状况(即受害人目前的真实状况)的差别。[40]虽然差额说也受到诸多的挑战,但是,其仍然是被最广泛接受的理论。目前,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南非等)都采差额说来确定财产损害。[41]在我国,财产损害的认定原则上也应当采差额说。
  以差额说为基础确定可赔偿的损害,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事实上的损害都是可赔偿的损害。毕竟损害的认定本身就充满了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应当通过价值判断将应赔偿的损害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42]在德国,法院曾经采用经“价值考量”补充的差额说。[43]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赞同,当然,经“价值考量”补充的差额说难以解决具体类型的损害是否属于可赔偿的损害的问题,因此,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的损害类型,都需要借助类型化的方法妥当地予以确定。
  差额说的重要特点就是考虑受害人特殊的个体情况,充分反映受害人的实际利益,这就是说要具体而主观地计算损害。这也是多数国家采取的立场。[44]但是,我国法上的一些规定却采取客观化、标准化赔偿的方式。例如,《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误工损失、丧葬费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客观化、标准化的计算方式。此种方式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也兼顾了加害人的赔偿能力,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根据受害人的个体情况确定赔偿额,比较严重地违背了完全赔偿原则。例如,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7条的规定,丧葬费的赔偿采统一标准,即“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这一规定不考虑民俗、死者的居住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0257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