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
【英文标题】 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作者】 张磊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追逃追赃引渡死刑对策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71
【摘要】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面临国际刑事法治形象有待提高,尚未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境外追赃步履维艰,追逃追赃成本高昂、经验缺乏等挑战。我们应当努力改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开拓境外追逃新途径,境外追逃与追赃并重,健全防逃工作机制并加强队伍建设,推动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全面展开。
【全文】法宝引证码 CLI.A.1205251    
  一、回顾: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和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1]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携款外逃事件频繁发生。在此过程中,通过洗钱将巨额资金汇出境外,准备护照,将家属转移出境,然后择机潜逃境外,已经成为腐败犯罪分子出逃的经典公式。针对这种局面,近年来我国大力加强境外追逃追赃的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取得了赖昌星遣返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胡星劝返案、高山劝返案等一系列成功案例,追回了大量涉案腐败犯罪资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展开了新一轮反腐败高潮,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特别强调:“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
  2014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境外追逃追赃风暴:2014年1月15日,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部署,提出将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同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建立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也无论逃了多长时间,都要坚持不懈地将他们缉捕归案;同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集中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同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同年10月10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亮相,预示着我国纪检、政法、金融、外交等八个部门将联手追逃,建立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追逃追赃协调运作机制;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自动投案。2015年3月2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决定启动“天网”行动,要求有关部门将从2015年4月开始,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2]
  根据中央的部署,我国各地也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部署和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部署,江苏、贵州、山西等地陆续开展全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再如,2014年上海市公安局集中组织开展该市公安历史上首次大跨度的(为期一年)境外追逃专项行动—“境外追逃·上海行动”。同年8月29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我国“我国刑诉法修订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缺席审判),该案被告人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成为“我国首个被没收违法所得的外逃贪官”。[3]该案的开审表明,潜逃贪官即使将赃款赃物转移到海外,也将被依法追缴。
  在国际社会上,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明确表态愿意与中国合作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如201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4]来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方愿与中方开展相关领域的执法合作,只要证据确凿,美国绝不会成为贪腐分子的避难所。[5]再如,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4年10月20日报道,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贪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6]同年10月21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马尼拉外国记者协会年会上称,只要在菲律宾境内发现中国外逃贪官及其资产,只要中国政府提出需要菲方配合,菲律宾政府都愿意提供帮助。[7]
  经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上述追逃追赃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截至2014年12月12日,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已经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141名,逃往境外超过10年的32名。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敦促自首通告后,主动投案自首的有173名。[8]成绩是显著的,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与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和流往境外的巨额资金相比,追回的人和物都是只冰山一角,在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反思: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刑事法治形象有待提高
  他国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制度的评价与信任,是影响境外追逃追赃的重要因素,但我国当前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并不让人乐观,这既与他国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制度的误解与偏见密不可分,也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自身的不足以及宣传渠道不畅有关。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制度的误解与偏见,在以往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有明显体现。如在赖昌星遣返案中,赖昌星之所以能滞留加拿大十余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加拿大方面对我国刑事法治制度公正性的疑虑与担心。加拿大方面围绕赖昌星进行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制度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赖昌星被遣返后能否获得公正、人道待遇的评价问题。而最后赖昌星之所以能够顺利遣返,也与中方经过努力取得了加方对于我国国际形象和法治状况信任与肯定有直接关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9]但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不断进步,人权保障不断完善的现状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极端妖魔化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在他们眼中,中国并没有完善的刑事法治制度,相关审判缺乏公正性,犯罪嫌疑人一旦会被引渡(遣返)回国,很可能会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遭受酷刑、死刑等严刑峻法。即使你把相关法律和案例摆到他们面前,证明中国法治状况的进步与公正,他们还是会执拗地认为法律规定不足以说明问题,司法实践和立法规定存在较大差距,相关案件背后受多种非法律因素的控制与制约。他国对于我国法治制度的这种不信任部分固然部分是由于政治制度、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偏见,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确存在一定不足(如在部分冤假错案的存在),对于刑事法治的进步没有向世界作充分的宣传与交流。在此背景之下,我国要想突破重重误解与疑虑,从他国成功追逃追赃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前,在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情况下,我国也加快了废除死刑的步伐。虽然如此,我国刑法对于腐败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还保留有死刑,而且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全面废止死刑还不太现实。[10]而我国外逃人员的主要目的国大多已经废除死刑(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基本不执行死刑(如美国),并坚持死刑不引渡(遣返)的原则,由此我国不论是引渡还是(作为引渡替代措施的)遣返的请求,都可能被对方搁置或者拒绝。
  (二)尚未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
  引渡是追逃最为常见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由于各国立法对引渡多规定了一些前提条件(如条约前置主义、互惠原则、双重犯罪原则),并受到死刑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等原则的限制,引渡合作往往不能顺利实现。虽然截止到2014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46项已生效)。[11]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与我国缔结引渡条约的多是发展中国家,较少发达国家。而且,也尚未与我国外逃人员主要目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或者还没有生效),这就难以与其开展引渡合作:以美国为例,美国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在引渡问题上特别注重国会对行政部门外交权的制约,因而一直严格坚守引渡的“条约前置主义”(只有在行为人在外国受到指控的犯罪属于针对海外美国国民的暴力犯罪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所例外),[12]要求开展引渡合作的双方签订有双边引渡条约。加拿大虽然在引渡问题上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于条约前置主义的限制,但是我国和其在引渡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澳大利亚虽然和我国于2007年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但是该条约迄今尚未得到澳大利亚国会的批准,因此一直没有生效。[13]由此,与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缺位是影响境外追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境外追赃步履维艰
  相对于境外追逃,境外追赃的开展更加不易:1.资金流入国往往并不排斥巨额资金的流入。虽然任何国家都不愿意本国成为他国犯罪分子的天堂,但是几乎任何国家也都不排斥他国资金的流入。对于流入国来说,不论资金性质如何,该资金往往已经在本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境外追赃有可能造成资金流出国与流入国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影响流入国引资形势的稳定,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其他经济利益,所以流入国很可能不那么情愿满足他国的追缴请求。而且,开展境外追赃有可能引起财物原所有人、现持有人以及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追缴赃物必然涉及到财物的转让、归属等民商法律关系,引起财物原所有人、现持有人以及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需要法律依据。虽然我们在道义上可能处于优势,但是也必须受制于财物所在地国的民事法律规则和程序。[14]2.新增设的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需要改进。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典专门增设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为依法没收潜逃境外或者因其他原因未到案的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扫清了法律障碍。但是,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并不完美,还存在可以改进之处。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516条之规定,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只有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没收裁定(采取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程序相同的证明标准)。但是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不同,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所针对的是财产,目的是确认该财产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确权之诉,而非刑事诉讼程序。[15]所以,就没有必要对该程序采取刑事证明标准。3.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的资产分享制度。境外追赃需要资产流入国的配合,需要其提供较为繁琐的查询工作和及时的扣押措施,因此提高资产流入国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当前,资产分享已经成为国际追赃的通常做法,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已经得到良好的实践。而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国家主权应当受到尊重和不受干涉的立场而严格坚持国家财产豁免原则,拒绝与他国进行资产分享。[16]近年来,虽然我国开始逐步接受资产分享制度,但是距离建立健全的资产分享制度还有差距,不利于提高他国协助我国追缴资产的积极性。
  (四)境外追逃追赃成本高昂、经验缺乏
  境外追逃追赃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技术上的困境:一是成本高昂。不论是境外追逃还是境外追赃,都需要得到他国的配合,在他国开展部分刑事司法程序,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员的往返,证人的出庭,调查取证、文书的翻译、专业人员的聘请等繁琐的程序,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付出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有时甚至超出了犯罪嫌疑人贪污受贿的数额。二是经验缺乏。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是近年来才逐步兴起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形式,经验严重缺乏。部分办案部门和人员外语水平不高,对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知之甚少,对相关的追逃追赃规则和机制缺乏了解,不懂得根据条约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 CLI.A.120525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