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教育研究》
刑法学知识体系的目的论检讨
【副标题】 以刑法学科教育改革为研究动因
【英文标题】 Reflection on the System of Purposedoriented Criminological Knowledge
【英文副标题】 A Research Motive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Criminological Discipline
【作者】 王志远【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法学知识;目的指向;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law knowledge, purpos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第十二卷)
【页码】 295
【摘要】 刑法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己任的人类制度性创造物,这就决定了刑法学知识应当是具有鲜明目的指向的。然而,我国刑法学知识体系却长期脱离目的指向思考,严重地削弱了所培养学生的刑法问题解决能力。应当提倡“走向形式化的知识背后”,为我们的刑法学知识体系构建合理且坚实的目的指向。
【英文摘要】 Criminal law is a kind of human’s creation with the function of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therefore criminal law knowledge should be structured with a purposed-oriented system. Unfortunately, the crimina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of our country separates itself from purpose in a long term, and fails to educate students ’ capabilities to solve specific criminal law issues. To this situation, we should move toward into the back of formalized criminal law knowledge and to create firm and reasonable purposes for all of its componen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512    
  一、刑法的功利本性及其对刑法学教育的启示
  刑法,作为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己任的人类制度性创造物,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理在于,通过刑法规则的制定和颁布,宣喻人们应当遵守的社会规范,并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通过他律性的剥夺痛苦引发人们(包括犯罪人)的守法自律,从而实现规范的重新确证。就理想状态而言,如果人们都能够按照法律所倡导的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就不难被实现。虽然历经几千年,但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未曾改变事实。[1]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经过不断的试错与纠正,现代刑法的缔造者显然已经不再以单纯的制裁威慑作为引导人们守法主要途径了,而是通过使刑法的适用过程最大限度地契合人们心目当中的正义观,以获得人们对刑法的信赖与主动遵从。这就可以解释近代以来的刑法越来越鲜明地强调罪刑法定、保障人权、公正、刑罚人道,因为只有在人们心目当中具有合理性的刑事司法体系才是有可信赖性的。
  具体到刑事法律的运行过程当中,具有可信赖性的刑法必须靠以下两个核心任务的完成来达致:
  第一,对行为刑事可谴责性的合理评价。这首先是在立法上进行的,即立法者将违反社会规范,需要动用刑罚加以遏制的行为纳入犯罪圈。这里的具体任务是将拟犯罪化行为的选择,然后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将能够呈现该行为类型化特征的事实特征抽象提炼,并用语言文字工具表述于法典当中,从而形成刑罚处罚的先决条件,也即我们常说的犯罪构成要件。由于立法者能力的必然性缺陷,刑法意义上的行为评价并不能就此结束。鉴于立法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立法的模糊性、必然缺陷性与实践规整的必要性等多方面张力的存在,行为性质的评价实际上不能够单纯地借助立法者确定的犯罪行为类型事实特征一次性地来完成,还必须得借助有良心、有经验的法官,通过理性发挥自由裁量权来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具体精确评价。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定罪过程。
  第二,刑罚的合理配置和启动。同样,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也需要首先从立法开始。立法者需要选择一以贯之的合理刑罚配置原则,目的单一的如一般威慑、特殊威慑、报应、社会复归、教育矫正;还有综合性的刑罚配置方案,如以报应为首要原则兼顾其他、以一般威慑为首要原则兼顾其他、“以报应限制功利”等。进而,在这种原则选择的基础上,立法者应当根据行为的应受谴责程度,为不同类型的行为设定轻重差别有序的制裁;同时,立法者根据实现其所选择之刑罚目标的需要,科学地设定制裁方式,主要的就是刑罚措施体系的构建。至此,我们并没有穷尽立法者在刑罚合理配置问题上所有应当做的工作。除了以上所列三项,立法者还需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将刑罚启动的条件和调整(即从轻、减轻、从重、加重等)的条件加以规定。刑罚的司法适用应根基于以上各项立法设定,但显然还要完成立法上无法完成或者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对刑罚的启动和调整的条件进行具体而合理的适用。如在是否适用缓刑问题上具体判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这典型地属于立法无法完成的任务;再如综合具体案件的全部情节,判断行为应受谴责等级,确定应当如何调整刑度。
  只有行为评价和刑罚配置、适用这两方面的任务都能够在合理意义上得到完成,特定刑事法律体系才可能被接受为具有可信赖性。而这种可信赖性的声誉可以换得人们对它所提倡的社会规范的遵从,因此也只有具有这种声誉的刑事法律体系才能够在与犯罪作斗争、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最大限度的效用。面对以上愿景,刑法学教育所要培养的,首要地就是那些有能力实现刑法根本目标、完成各项具体立法、司法任务的“良人”。具体而言,刑法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行为评价能力,包括作为立法者应当具备的行为应受谴责性有无和程度的前立法评价能力,作为司法者应当具备的法定犯罪成立条件的逻辑解释能力和存在多种逻辑解释可能时的合理选择能力;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刑罚配置目标选择和评价的能力,刑罚启动和调整条件的解释适用能力以及法条理解存在多种可能时的合理选择能力,等等。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良人”,建构可信赖的刑事法律体系和良性实现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都无从谈起。
  二、我国刑法学知识体系的目的指向缺失
  从个人的学习和教学体验上进行自我反省,笔者发现我国刑法学教育所依赖的知识体系长期脱离目的指向思考,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在掌握、了解了大量概念性知识的同时,却普遍缺乏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很多法官、检察官在适用法律时,把所学到的知识作不合理运用,客观上加剧了对法律权威的削弱。[2]而如果说司法实践是检验立法合理与否并提出合理立法建议的重要源头,那么不具备妥当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能力所直接反映的就是立法反思能力、立法建议能力的欠缺。
  综观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刑法学教科书,基本的概念、范畴自成体系,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很多知识的铺陈并未体现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质,甚至完全偏离了知识的目的指向。以下笔者将采取“集点成面”的方法,对刑法学知识体系的目的性指向缺失现象进行揭示。
  (一)随机客体
  通论理论当中,根据犯罪行为危害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数量多少,可以将犯罪直接客体分类为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而对复杂客体,则可根据直接客体在犯罪中受危害的程度、概率以及受刑罚保护的状况,再进一步区分为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随机客体。[3]尽管通论在此明确指出随机客体一旦出现,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定罪,但是将其包含于犯罪客体的知识体系当中仍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众所周知,犯罪客体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将某种受侵害的社会关系或者法益解读为犯罪客体,就意味着它对犯罪成立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但是随机客体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而将随机客体作为犯罪客体的一个种类,只在一种意义上是有效的,那就是在事实意义上,犯罪行为可能对特定犯罪成立所必需的利益之外的某些利益造成侵害。因此,在作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的犯罪客体范畴当中介绍随机客体,实际上是用事实性的观察代替了犯罪客体知识的目的性指向。
  (二)因果关系
  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因果论,强调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因果关系的相对性、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和具体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一果多因或者一因多果),进而分析了偶然因果关系与必然因果关系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不作为的因果关系等具体问题。[4]乍看起来,这些理论概括相当深刻,然而它们未明确因果关系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也没有给出科学的问题解决方案。
  在笔者看来,刑法中因果关系问题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在于“结果归责”,即“符合何种要求才可追究特定行为人的结果责任”。按照因果关系理论的思维方式,如果可以肯定特定结果是行为人行为的“杰作”,那么就可以让该行为人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5]在这个问题上,刑法知识所要提供给实践的应该是判断结果归责的科学标准。如果说我国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提供了什么标准的话,那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但是,这样的标准如果要为结果归责提供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区分偶然与必然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点上,必然/偶然因果关系标准似乎可以与来自于大陆法系刑法学知识结构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建立一定之联系。但是无论如何,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所提供的知识较之借鉴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显然缺乏明确的问题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而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局面,一方面,与传统的因果关系知识体系构建缺乏明确的问题指向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习惯于通过对因果事实的描述来获取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方法有一定关联。
  (三)共同犯罪
  在给研究生讲授共同犯罪这一刑法学关键章节之时,笔者经常在课堂上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共同犯罪要解决什么问题?提前做了准备性阅读的同学通常会回答说,主要是为了解决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大小的区分问题。面对这种理解,笔者会继续问:如果共同犯罪的制度性目的是解决刑罚问题,那么《刑法》第25条第1款还有无存在的价值?理论上研究并提供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还是否有意义?到这里,学生们会意识到,共同犯罪制度所要解决的并非单纯的刑罚问题,还发挥着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提供处罚依据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特定的行为类型是什么?在刑法上,刑法分则具体个罪所处罚的危害行为被称为实行行为,而与之相对应的,需要靠共犯制度为其提供处罚依据的就是犯罪参与行为,典型的如帮助犯、教唆犯。
  许多问题都是在缺乏这样的目的性导向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此仅举一实例:甲、乙、丙、丁四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金额20万元。其中,甲、乙、丙三人共谋并且共同成立商贸公司,销售仿冒名牌奢侈品。丁为丙的女朋友,没有正式工作,平时没事总到公司办公地点帮忙,诸如打扫卫生、帮忙收一下钱等,但并不参与公司的任何运营活动,也不领薪水。本案的问题是,丁是否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共犯?如果按照目前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理论,丁明知甲、乙、丙三人的犯罪行为,因此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丁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甲、乙、丙三人犯罪的作用,因此存在共同的犯罪行为。由此得出的结论将是丁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共犯,但只承担从犯责任。但是这样的结论甚至连检察官都难以认同。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对比:张某受雇成为某夜总会的保洁员,月薪3000元。他明知这个夜总会存在色情服务,但依然安然履行本职。恐怕谁也不会认为张某成立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对照之下,认为上例中的丁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共犯,恐怕很难服众。
  但吊诡的是,我们根据传统的共同犯罪知识却找不到可以为丁出罪的理由。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我们只传播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和区分主从确定刑事责任的形式化知识,却疏漏了共同犯罪目的性本质的结果。如果正确认识到共同犯罪制度的重要目的指向之一在于为参与犯设定处罚根据,司法者就不难想到,参与犯也是刑法中的危害行为,而作为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必须是具有制造或者提高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行为。照此逻辑,丁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事实意义上帮助了犯罪行为的实施,但是却不具有类型化的危害行为特征,所以不应当论以犯罪,即使仅仅是从犯。
  (四)累犯
  关于累犯制度的一次课堂讨论过程中,有学生这样批评累犯制度:(1)累犯制度在再犯罪的量刑当中再次考量之前的犯罪,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2)与第一点相联系,累犯制度对前次犯罪的考量是没有法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0651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