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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
寻找夫妻债务的平衡木
【副标题】 债权人主张夫妻债务的判断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
【作者】 王礼仁【作者单位】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
【分类】 婚姻、家庭法
【中文关键词】 一般夫妻共同债务;准夫妻共同债务;家事代理;举证责任;平衡木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2014-2015)
【页码】 19
【摘要】 债权人主张夫妻债务时,如何平衡夫妻之间与债权人的利益,是一个长期困扰司法审判的难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债权人利益与夫妻利益的平衡木,以至于顾此失彼。夫妻之间相互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家事代理权,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以“家事代理”作为平衡木,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债权人善意”作为两个砝码。与此同时,根据家事代理的不同性质,将夫妻共同债务分为一般夫妻共同债务与准夫妻共同债务,并根据债务的不同性质分配不同的举证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债权人利益与夫妻利益的衡平保护,实现司法正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8128    
  
  夫妻共同债务涉及千家万户,与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其处理的结果如何,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观感。然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审判的难点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实践中处理夫妻债务规则的理论基础错误,导致债权人利益与夫妻利益之间缺乏平衡木,从而顾此失彼或“按下葫芦浮起瓢”。目前有关债权人主张夫妻债务时,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根据的“内外有别论”,缺乏科学性,无法有效解决夫妻债务,存在片面保护债权人的倾向。如长沙陈某在2011年离婚前,密集陷入8起其夫借贷案,借款数额达330余万元,借款时间集中在半年多时间里,法院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判决陈某连带清偿前夫300余万元债务,2013年8件案件全部再审。[1]湖北黄石、武汉等地2014年也有多起因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被抗诉再审改判的案件。[2]从全国范围来看,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根据的“内外有别论”判决的案件,出现“三多”现象很普遍,即当事人上诉多、检察院抗诉、再审改判多,严重损害了法院形象。为此,有必要重新检讨。
  一、债权人主张夫妻债务的相关规定和主要观念
  关于债权人主张夫妻债务时,如何区分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由于该解释文字表述和逻辑结构上存在缺陷,加之人们对保护债权人利益与夫妻利益所持理念不同,对该解释的理解大相径庭。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强化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更多是从维护交易秩序安全的角度所作的利益衡量,适用该条文应当从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出发。[3]并认为该条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就是看债务是否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即凡是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都是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都要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并由此衍生了所谓的“内外有别论”。[4]“内外有别论”认为,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时,只要债权人证明该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没有两种例外情形,就应当直接按照第24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但在夫妻内部之间确认夫妻债务时,则要区分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债方必须证明其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即使非举债一方对外偿还了不当债务,也可以向另一方追偿。[5]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没有确定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不能直接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推定,并认为适用第24条推定的前提条件是举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6]但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根据的“内外有别论”,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影响很大。对此,有必要予以厘清。
  二、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根据的“内外有别论”的缺陷
  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根据的“内外有别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之间主张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不同;二是债权人不承担债务性质的举证责任。笔者认为,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完全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根据,并把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之间主张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完全对立起来,不仅缺乏理论基础,更会使司法审判陷入不公的困境,无法实现司法正义。
  (一)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无法识别违法债务和虚假债务
  只有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其举证责任,才是识别虚假债务或违法债务的试金石。完全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容易导致“婚姻关系是个筐,任何债务往里装”的错误现象。如陈某因嫖娼被抓获,陈某带口信要其好友张某帮助交罚款5000元以换取人身自由。陈某与其妻刘某离婚之后,张某根据陈某出具的4万元借据起诉要求陈某与其妻刘某共同偿还。其理由是4万元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抗辩自己不知道借款,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无法证实,也没有两种免责条件。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这4万元中的违法债务和虚假债务,无法予以甄别和判断,都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后在夫妻内部追偿,缺乏法律根据和现实可能
  所谓非举债一方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以向举债一方追偿,完全是误区。第一,追偿只能发生在具有连带责任的债务中,即对于符合连带责任条件的债务,另一方偿还后可以追偿。而不是任何债务都可替他人偿还后再追偿。因而,对于另一方的违法债务或虚假债务,非举债方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不存在先偿还再追偿问题,“先偿还”缺乏法律根据。第二,追偿事实上是“水中月”“镜中花”,也根本无法实现。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虚假举债或恶意举债之后,由债权人出面主张非举债一方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往往是举债人已经转移、隐匿财产或者举债人因赌博等恶意举债身陷困境,毫无给付能力时,债权人才主张非举债方给付。不论属于哪种情况,追偿都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根本无法实现。而且所谓非举债一方的连带责任,往往变成了事实上的全部责任。因而,这种“追偿说”实质上是一种“坑人说”。
  (三)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缺乏理论基础
  夫妻一方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夫妻之间的家事代理权。就夫妻一方举债而言,其家事代理就是因家庭共同生活需要而举债。非因家庭共同生活需要而举债,则不属于家事代理。非举债配偶一方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也应当是夫妻一方因家事需要而举债。对于夫妻一方非因家事需要而滥用家事代理权举债,只有在债权人具有善意时,非举债配偶一方才能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所谓债权人善意,就是夫妻一方非因家事需要而滥用家事代理权对外举债,但债权人无法辨别系滥用家事代理权。所谓“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就是不当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其基本特征就是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滥用,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判断。从性质判断,就是从举债的性质上考察是否具有家事性质。如果不具有“家事”性质,则属于恶意举债或违法举债。比如一方在赌场、妓院向他人举债支付赌资或嫖资,或者因吸毒而向他人举债购买毒品等。这显然不具有“家事”性质。从量上判断,就是从数量或数额上考察是否超越“日常家事”范围,属于一方不能单独决定的重大家庭事项。如果属于需要双方共同决定的重大家庭事务,也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
  据此,非举债配偶一方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也只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因家事需要举债;二是非因家事需要举债,债权人必须属于善意(无法辨别或识别系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否则,非举债配偶一方可以对抗债权人。《瑞士民法典》规定,对于超越家事代理权的,“配偶中任何一方对其行为负个人责任,但该行为无法使第三人辨明已超出代理权的,配偶他方亦应负连带责任”。[7]其规定也是把债权人善意作为连带责任的条件。世界各国法律都只保护善意债权人,不保护恶意债权人。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根本没有正确区分善意与恶意债权人,存在盲目保护债权人倾向。
  以“婚姻关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其致命缺陷在于混淆了婚姻关系期间夫妻对外交往中的家事代理与非家事代理乃至违法活动的界限,把夫妻之间的一切行为都视为家事代理,以致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任何债务(包括违法或虚假债务),都推论为夫妻共同债务。因而,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债权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缺乏理论基础
  1.债权人具有举证责任
  根据家事代理原理,一方举债由非举债配偶一方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因家事需要举债;二是非因家事需要举债者,债权人必须具有善意。前者属于一般夫妻共同债务,后者属于准夫妻共同债务或特殊性质的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无论属于哪种情形,债权人都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要么证实一方属于因家事需要举债,符合一般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要么证明自己属于善意,符合准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债权人具有举证责任。否则,就没有主张权利的法理基础和事实根据。
  2.债权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使举证责任不周延,留下举证漏洞
  因为债权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则使举债一方的举证责任形同虚设,举债方可以轻易逃避举证责任。比如举债方对自己的赌博等违法举债,则完全可以不参加诉讼或不主张,由债权人起诉。而债权人也不对债务性质承担举证责任,其违法举债就可以轻易推定为夫妻债务。不仅如此,由于债权人不举证,夫妻一方与他人恶意串通的虚假债务,“债务人”也可以通过“债权人”之手,把虚假债务推定为夫妻债务,实现诈骗另一方财产的目的。
  3.债权人举证比非举债夫妻一方举证更具合理性
  一是从举证难易程度来看,债权人比夫妻中非举债一方更容易举证。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债权人作为外部第三人无法了解和控制夫妻内部的借款使用情况,缺乏举证能力,这是对债权人举证责任的误区。债权人举证主要是对借款的真实性和共同债务性质(如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属于善意)的全面举证,并不完全是对借款用途举证,即使是借款用途,作为交易一方的债权人相对于非举债夫妻一方来讲,其掌握的信息量更多,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强;而非举债一方完全不知道借款,更无法控制。两者相比,债权人恰恰是内部人,非举债一方则属于不能控制、不能掌握信息的外部人。由于非借款一方对另一方是否借款、借款做什么,是无法预知和控制的,要其承担举证责任,显然缺乏正当性。而债权人则更清楚、更容易举证一些。
  二是由主张积极事实的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比主张消极事实的非举债方举证更具合理性。主张债务存在并用于夫妻或家庭生活的事实,属于积极事实;主张债务不存在或并没有用于夫妻或家庭生活的事实,属于消极事实。从逻辑和法理上考察,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举证证明,难以对消极事实举证证明。
  三是从风险防范来看,由债权人举证有助于防范虚假债务等风险。债权人拥有交易上的自由选择权,对于巨额借贷,完全可以通过夫妻共同确认来避免交易风险。而夫妻一方则事先无法预知或控制另一方的借款,更无法防范另一方的恶意或虚假债务。
  (五)夫妻债务“内外有别”理解之误区
  所谓夫妻债务“内外有别”,主要是债务分担上的内外有别。一般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对于典型的一般夫妻共同债务,本来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但夫妻之间约定或法院判决由一方偿还。这种约定或判决只能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这是最常见、最典型的内外有别情形。二是一方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举债,本来应当由举债方个人承担,但债权人属于善意者,非举债方承担责任内外有别。即非举债方对善意债权人承担责任,但在夫妻内部不承担责任。这是内外有别的特殊情形。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内外有别的情形。在认定夫妻债务的事实和判断债务性质的标准上内外都是一致的,要么都属于典型的夫妻债务,要么都属于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所产生的准夫妻债务,不可能出现不同的判断标准。目前,在债务事实的认定和债务性质的判断标准上也采用“内外有别”标准,这是对“内外有别”的误解。
  三、债权人利益与夫妻利益平衡保护规则之构建
  目前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之所以陷入不公困境,主要是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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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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