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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刑事法判解》
因果关系判断的司法实况
【副标题】 以78个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分析【作者】 汪东升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因果关系;司法判断规则;双层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108
【摘要】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考察了因果关系判断的司法实况,得出如下因果关系的司法判断规则:客观自然条件和特殊体质都不应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的,阻断先前行为因果关系,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的,不影响因果关系成立;介入第三人行为时,如果第三人行为不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先前行为的因果关系成立,如果第三人行为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先前行为的因果关系不成立;正常的自然因素介入,其危险性不足以独立地引发严重危害后果,最终危险的实现没有超出一般人认识经验,因果关系成立;异常自然因素的介入提前实现或引发更高的风险,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不成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789    
  因果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难点,至今仍众说纷纭。纵观中国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多,但都是偏向理论的述说、对比和引进。几乎很少有人从实务出发来思考中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判断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研究最终要回归司法实践,去指导具体案件的解决。本文着力从司法判决出发,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法官处理因果关系案件情况的分析,来归纳因果关系判断规则,期待能理论联系实践,得出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因果关系判断规则。
  一、样本案例的说明
  从司法实践中来研究因果关系问题,最便捷的方式之一是对有关案例判决书进行研究。首先,要搜集大量的与因果关系判断有关的司法案例,并按照研究需要进行适当的分类;其次,在研究判决书的过程中,分析总结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具体案件因果关系的判定的理由、态度倾向;最后,在纷繁复杂的案件表象下面找到法官判断因果关系的规律性内容。
  (一)案例来源及其分类标准
  鉴于本文研究因果关系问题是建立在司法判决的基础之上,所以在研究之初,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案例分析的书籍和网络资料,以便于搜集较多的案例判决。鉴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1]收集的案件判决比较经典和权威,而且数量上也比较齐全。因此,本文最终选定以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的案例为主,[2]适当结合其他参考资料来构成本文案例来源。截至2010年10月底,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用关键词[3]对因果关系案例进行搜索,并经过几轮筛选过后,最终选定了78个[4]能代表司法实践某些侧面情况的因果关系案例作为本文最终的分析样本。
  本文依据研究的需要将这78个案件分成不同类型,在每个类型中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件加以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此类型案件中因果关系判断的具体规则。
  既然要对样本案件进行划分,那么分类就应该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法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逻辑规则就能认定清楚。只有在少部分案件中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其主要是受介入因素的影响,形成“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模式,实践中很难找准究竟哪个原因才是决定性原因,是受刑法评价的原因。在因果关系认定中,人们通常只关注事件的有趣部分。他们关注一些反常现象。[5]因此,解决这些疑难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问题,才是真正急司法之所需,才应该是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
  本文将依照是否有介入因素及存在何种介入因素对样本案件作出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案例判决进行研究。从司法实践来看,需要讨论刑法因果关系介人因素问题的,不外乎是以下两种场合:一是行为时被害人存在特殊情况(如心脏病),该特殊情况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影响的场合;二是行为后由于其他因素(包括被害人、第三人、自然事件)的介入,对因果关系产生影响的场合。[6]下文将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
  (二)具体分类与典型案例选择
  为了后续研究的需要,本文将结果犯、过失犯、结果加重犯等的犯罪进程,以时间发生先后为标准,结合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发生的两个时间点,将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因素总体上划分为原有条件和介入因素两大类(详见下图)。
  原有条件是指存在于犯罪实行行为之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切条件。其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被害人特殊体质和客观自然条件。介入因素是指在实行行为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这段时间里,介入并影响因果关系进程的因素总和。依据介入因素的不同性质可以细致区分为:被害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介入、其他因素介入(行为人行为[7]、时间间隔、自然因素[8]等)。对样本案例进行细致分类以后,就要根据研究的需要,在不同类别的众多案例判决中,分别选取值得研究分析的典型案件,为下文研究分析做准备(如下图所示)。

┌────┬───────────┬──────────────────┐
  │    │案件总计       │选取分析案件            │
  ├────┼───────────┼──────────────────┤
  │原有条件│客观自然条件[9]    │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         │
  │    ├───────────┼──────────────────┤
  │    │被害人特殊体质[10]  │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 │
  │    │           │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        │
  ├────┼───────────┼──────────────────┤
  │介人因素│被害人行为介入[11]  │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 陈智勇故意伤害案│
  │    ├───────────┼──────────────────┤
  │    │第三人行为介入[12]  │牟伦秀交通肇事案 严庆同故意伤害案 │
  │    ├───┬───────┼──────────────────┤
  │    │其他因│行为人行为  │未找到相关案件           │
  │    │素介入├───────┼──────────────────┤
  │    │   │时间间隔[13] │王安新故意伤害案          │
  │    │   ├───────┼──────────────────┤
  │    │   │自然因素[14] │陈章奇过失致人重伤案        │
  └────┴───┴───────┴──────────────────┘

  下面,依据前文的分类和选取的典型案件,逐一对司法机关是如何分析、认定这些案件因果关系的有关情况,进行介绍与研究。
  二、客观自然条件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有些案件中,由于案件发生之前周围环境或者其他自然条件与当事人行为相结合,从而导致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这些案件中,自然条件的存在能否影响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其是否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成为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值得分析研究。
  关于存在自然条件情况下,如何判断因果关系,本文收集到的相关判决有5例,[15]其中,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较为典型,其案情与判决如下:[16]
  2000年1月15日21时许,被告人靳昭驾驶昌河牌白色微型面包车,无视禁行标志,从故宫午门经端门,由北向南通过天安门城楼中心门洞欲驶向长安街。当该车行至金水桥主桥北侧桥头时,撞在主桥北端拦挡行人的防护绳上。由于该绳拴在东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致使桥北端东西两侧长度各约4米的汉白玉石柱、石栏板和抱柱石各1块全部倒塌损坏,断裂成数十块。靳昭被执勤民警当场抓获。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现场勘察鉴定,被损毁的文物已无法修补继续使用。庭审中辩护人提出:(1)由于灯光照射,靳昭难以预见金水桥上拴有防护绳;(2)管理部门将绳子系在金水桥栏杆上的行为与本案的发生有不可缺少的因果关系,辩护人要求对靳昭从轻判处并适用缓刑。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靳昭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损毁文物的危险,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造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损毁,其行为已构成过失损毁文物罪,应予处罚。辩护人提出,由于灯光照射,靳昭难以预见金水桥上拴有防护绳,以及管理部门将绳子系在金水桥栏杆的行为与本案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法院认为,被告人靳昭无视禁行标志,驾驶机动车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文物损毁的结果,但其没有预见,从而导致文物损毁的严重后果,其行为与本案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在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时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对文物损害的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这种联系行为人主观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做法在当下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虽然有时候利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预见来判断看似也能得出罪与非罪的结论,但这种做法却忽视了因果关系本身的客观性,暗藏着主观归罪的风险。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也应当坚持客观性评价,不能以行为人主观能否预见危害结果发生为由来判断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预见义务及是否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主观罪过需要考量的因素,因果关系只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即可。无论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上是否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都不应当影响因果关系成立的判断。“从中外刑法学关于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来看,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严守因果关系在刑法学研究上的客观地位,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掺入××。”[17]司法实务中,这种考虑行为人主观预见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做法很容易将因果关系成立问题混淆于刑事责任问题,用主观罪过的判断代替了因果关系的判断,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决予以抵制。
  本文倾向于采用双层因果关系分析思路。第一步,要找到能与危害结果产生联系的一切案件事实要素。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还是体现人类意志的行为,只要其与危害结果之间有条件关系,就可以认为该要素与危害结果有事实层面的因果联系。第二步,在所有能找到的符合条件关系的事实要素中,运用相当性理论找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即找出具有刑法评价意义上因果关系的原因行为。判断因果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判断除行为人犯罪实行行为之外的其他一切案件因素能否独立地引起最终危害结果。如果不能,则承认原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则行为人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如何判断独立性及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的存在就需要借助于相当性判断了。其实,本文所采用的两步走分析思路,最核心的是第二步,即相当性判断。
  由德国弗赖堡心理学家冯·克里斯所创立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迄今最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之一。相当因果关系说旨在限定因果关系成立的范围,主张对于事态予以一般的考察,从一般人的经验来看,某种行为通常会引起某种结果的场合,即可认为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相当性的根据上,有三说: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人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人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18]在日本学界,折衷说被认为是妥当的学说,为多数人所主张,木村龟二、团藤重光、福田平、内田文昭、大谷实等都主张此说。其实,这三种相当说都存在一定缺陷,但主观说和包含主观说因素的折衷说都不符合因果关系问题的客观地位,也许这正是客观说逐渐有力的一个原因。[19]本文赞同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如何判断相当性问题上,本文认为应该在一般人的经验基础上判断行为的危险性系数大小。如果危险急迫且实现系数高,那么就可以肯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的危险系数极低,且非出现异常情况不能实现,则不宜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具体到本案中,在事实层面上,灯光照射、拴在文物上的防护绳、行为人驾车行为都与最后危害结果有客观联系。但是否三者都是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很显然不是。具体案件中,任何危害结果的发生,必然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行为与条件结合的产物。但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指的是行为人意志支配下能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对于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无论其对结果的原因力有多大,都不能独立的引起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存在并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本案中,强光、系在文物上的防护绳是行为人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情况,其只能充当行为当时的条件,只有与行为结合才能导致最终危害结果,其本身并不能独立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当然,司法判决中法官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这些客观条件,只是客观条件的作用一般限于判断行为人行为当时主观上持何种心态,与因果关系判断无太多关联。本案中,在具有禁止通行标志的地方,一般人行为时都能认识到此处的禁行标志含义,从而服从管理。但被告人靳昭无视禁行标志,驾驶机动车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这种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本身潜藏着造成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至于强光刺眼、防护绳等都是在具体因果链条中合乎情理的客观存在,这些客观存在不能独立于行为之外而引起本案的危害后果,其在本案因果关系的认定中不属于超出一般人经验的异常因素,故因果关系判断不受这些因素影响。本案中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告人靳昭驾驶车辆穿越文物管理区的行为,只有这个行为才能认定为本案的原因行为。通过本案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因果关系中,危害结果其实显而易见,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准原因行为,并排除原有条件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干扰,准确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是不能独立引起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必须和行为人行为结合才能对危害结果起作用,这也就决定了这类因素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地位。因此,在遇有存在客观自然条件的案件时,因果关系判断的基本规则是将客观自然条件排除出去,其不会影响到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判断,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从而影响到因果关系进程的情况下,原有因果关系成立。
  三、被害人特殊体质问题
  在78个样本案件中,笔者找到有关被害人特殊体质的案件14例,[20]依据涉及的罪名不同,可以大体划分为:过失致死伤案5例,非法行医案5例,故意伤害案2例,其他2例。司法实务中,过失致死伤案数量最多且较为典型,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分析重点,选取典型案件进行因果关系认定的探讨。在过失致死伤案的5个案例中,本文选取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与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作为分析对象。将在下文中分别对两案加以研究,试讨论被害人特殊体质在判断因果关系问题中的地位。
  1.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21]
  2001年5月4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廖钊朋在龙江镇龙山市场卖鱼给受害人赖锦棠时,因短斤少两问题引起双方发生争吵,并互相向对方推打了一拳。后被告人廖钊朋,召集李四珠等人追上赖锦棠,分别用拳头向赖的头、胸部打了多拳。稍后,接报警而赶到的公安人员将被告人廖钊朋和赖锦棠等人带回龙山派出所调查处理,赖锦棠在问话结束后即昏迷倒地,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被害人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所致,与被告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两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也不应赔偿经济损失。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殴打受害人赖锦棠,受害人赖锦棠在受到外部诱因(如外伤)作用下致心性猝死的事实,证据充分,应予以认定。但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主观上,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即没有刑法上的罪过。受害人及其家人都不知道受害人有如此严重的疾病,被告人更不可能知道;其次,被告人与受害人素不相识,对一般的殴打会造成死亡的后果无法预见,也不可能预见。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构成犯罪。两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根据犯罪构成去衡量,两被告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由于两被告人实施了侵害行为,有一定过错,具备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两被告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中,法官在给案件定性和判断因果关系时遵循以下程式:(1)从主观层面对行为人行为进行分析,认为行为人在行为当时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没有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因而得出了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的结论。从而从整体上可以给案件定性,行为人无罪过,当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从客观层面进行分析,认定两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法官在得出存在因果关系结论时并没有明确阐述理由。而是从整体案件定性上考量,既然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当然就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似乎对定罪就不重要了,便简简单单地认定了因果关系。这种分析方式在司法判决中很常见,法官一般习惯先分析主观面,而后分析客观面,再将二者相结合,得出定罪结论。其实,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法官在给案件定性时注重考量行为人主观因素,一旦主观上无罪过,就会忽视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而且有时候会以主观能否预见来代替客观上因果关系的判断,这种倾向值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注意。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先客观再主观的判断思路,先从客观面上判断因果关系有无,后从主观面上分析行为人罪过。从本案判决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即使属于意外事情,也有被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
  2.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22]
  2006年12月27日,被告人洪求皮的弟弟洪求送在村中与小组组委洪国闷发生纠纷,眼部受伤。被告人洪求皮闻讯赶到洪求送家中看望。洪国闷的母亲颜暖(80岁,具有极高危高血压体质)也闻讯赶到洪求送家中。被告人洪求皮因洪求送与洪国闷纠纷一事与颜暖发生争吵。争吵中,被告人洪求皮欲离开现场,随手推了颜暖肩膀一下,致颜暖站立不稳,头部擦撞在门柱上受伤。经法医鉴定:颜暖右侧头部挫伤致脑内血肿,并伴有左侧偏瘫等神经系统体征,损伤程度为重伤。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害人颜暖提出被告人洪求皮明知其行为可能引起伤害后果而放任该后果的发生,系故意伤害罪的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被告人洪求皮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并判决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民事赔偿。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判断因果关系的有无,与行为人主观上能否预见无关。本案中,法官认定了行为人推人行为与致人重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官在分析此案时,着重讨论了行为人对被害人特殊体质的预见能力,来判断行为人主观是否存在罪过问题。法官认为被害人颜暖有80岁高龄,具有极高危高血压体质,行为人对于这一特殊体质基于一般人生活经验是应当能够预见到的。80岁高龄的老人具有特殊体质,身体状况特殊这是可以通过生活常识判断的,对这一特殊体质的存在行为人应该具有预见可能性,但行为人没有预见,故法院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同时法院认为,客观上被告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处被告人过失致人重伤罪成立,但法官并没有给出更多的关于依据何种标准判断因果关系成立的细节。本案法官一方面认定客观层面因果关系成立,另一方面认定主观上具有过失,将客观和主观分别分析的思路,值得肯定。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要求法官不能以行为人对结果发生是否有预见能力来判断因果关系成立与否。
  任何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一种行为能引起什么样的结果,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因此,查明因果关系时,一定要从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来考虑。日常生活中,推搡他人的行为可能致他人跌倒,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本案中,行为当时双方正在发生激烈争执,由于行为对象具有特殊体质,结合行为当时情况,这种推搡他人的行为就具有了较高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特殊体质的存在,合乎规律地导致了后来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没有超出一般人生活经验范围,具有相当性。特殊体质作为客观存在,其对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起条件作用,没有行为人的推人行为就不会有特殊体质起作用的空间。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行为人行为的存在,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是不可能独立引发本案的危害后果的。
  3.小结
  从上述两个关于过失致死伤案关于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无论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特殊体质能否预见,其都不影响因果关系的独立判断;(2)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会影响法官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3)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是客观上具有因果关系,主观上具有罪过,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后,也不一定会必然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中,行为人廖钊朋、李四珠等对被害人赖锦棠的特殊体质没有预见义务和预见可能性,主观上认定为无罪过。但这并不影响客观因果关系的成立,被害人赖锦棠的死亡结果确实是由行为人殴打行为所致,二者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中虽然被告人洪求皮对受害人颜暖具有的极高危高血压体质有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但被告人没有预见,因而法院认定过失犯罪成立。在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上,法院并没有太过重视,而是在认定过失的基础上就总体上给案件定性,从而可以推断出本案中法官是承认被告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
  在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特殊体质的结合造成了最终的危害结果。但刑法因果关系原因只能是人的行为,因为只有确定了原因行为才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负责,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因素能否切断殴打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值得思考。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发现一般情况下被害人特殊体质是不能独立引起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其都必须和行为人行为结合才能对危害结果起作用,这也说明被害人特殊体质在此类案件中不是引发危害结果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在相关案件中,能真正引发危害结果的原因必然是行为人的加害行为,被害人特殊体质只是充当了因果进程中的一个条件,其存在与否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特殊体质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行为之前被害人本身存在的原有条件。存在特殊体质并不决定着危害结果的发生,其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独立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行为人危害行为的触发,并最终与特殊体质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行为,即使存在特殊体质,那么也不会有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特殊体质只能算是介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个媒介,行为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且唯一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正是由于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才使得危害结果最终发生。这种判断结论符合一般人意愿,不超出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范围,应该说是妥当的。因此,被害人特殊体质是加害人行为之前就具备的条件,不能将其作为偶然介入事件加以考虑,更不能因此否定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加害人主观上能否认识到这一特殊体质及认识程度问题,则是故意、过失要讨论的内容,其属于主观责任范畴,不应该将其混淆在因果关系判断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中,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只是确定了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项客观基础。要最终认定行为人犯罪,还必须全面考察犯罪构成的其他主观和客观方面要素,这样才能做到准确定罪量刑。因此,不能片面夸大刑法因果关系的作用,把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23]因果关系的成立仅仅说明危害后果与行为人行为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不能就此认定行为人必须对危害结果负责。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时,才能要求行为人为最后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四、介入因素之一—被害人行为介入
  对被害人行为介入案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的结果虽然与行为人先前行为有关,但危害结果的出现主要是由被害人独立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引发,是没有任何紧迫危险逼近时被害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本文将其称为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型;另一种是被害人在加害人的紧迫危险行为之下作出的符合一般人生活经验选择的避险行为,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本文称之为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型。
  1.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型
  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型的案件有: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张德军故意伤害案;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其中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较为典型,其案情与判决如下[24]:
  2006年9月29日上午,被害人饶华容(又名张华荣)骑一辆电动助力三轮车到临川区腾桥镇收废品时,撞伤腾桥中学学生左美娟,后交警介人进行调查。左美娟的父亲左金辉(现在逃)得知后电话纠集被告人谢松林、邱满达、周天明和邱国达(现在逃)到腾桥交警中队看住饶华容。上午11时左右,被告人谢松林等人从交警队出来,因饶华容无钱赔偿医疗费用,被告人谢松林等人受左金辉委托就一边看住饶华容,一边让饶华容筹钱付医药费。至下午4时,开车经过的游亿元得知饶华荣还未拿钱给左美娟看病,便大声威胁饶华容并用双手在饶华容的胸前推了一下,饶华容情绪激动地说:“没有钱,我把这条命给你。”然后走进饭店找水喝,未找到,便快步走过马路到对面的杨碧玉经营的“农望”农药店拿起一瓶“敌敌畏”农药连喝数口,左金辉急忙赶过去,检起木棒对饶华容进行殴打,被告人谢松林、邱满达等人见状,也赶过去,看见左金辉用脚踢饶华容,饶华容已倒在地上,后群众用三轮车将饶华容送至腾桥卫生院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饶华容因殴打致轻微伤甲级,该损伤为非致命伤。根据解剖及证物检验报告,被害人饶荣华胃溶液中检出敌敌畏农药成分,结合现场,分析死者系生前口服农药(敌敌畏)中毒死亡。法院最后判决谢松林等被告非法拘禁罪成立,分别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
  本案中,被告人谢松林等人非法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且后果严重,法院最后认定几名被告构成非法拘禁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本案中法院判决处刑较轻且同时宣告缓刑,表明法院并没有认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妥当,值得思考。在本案中,被告人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介人了被害人自己的行为(跑去喝农药),此时,这一被害人行为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案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了案件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当时情况下,被害人属完全行为能力人,具有自己独立的意思能力,在外界压力不足以威胁其本身意志自由决定的情况下,被害人自主选择喝农药,致使死亡结果发生,该结果只能归咎于被害人自己。在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虽然对被害人行为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不能根本上改变被害人自由意思决定,不宜将被害人行为的后果归咎于行为人。本案中,非法拘禁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被害人自主行为而阻断,此时被害人自己的行为足以独立地引起最终的危害后果,而被告人非法拘禁行为在当时情况下出现致人死亡结果是十分异常的,超出了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故在本案中法官没有认定非法拘禁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疑是妥当的。
  上述同类案例中,与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较为相似的有: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是由于被害人自己不堪侮辱,联想自己的命苦之后在家喝农药致死;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中被害人王红学是因女儿被非法拘留而喝了农药。这些案件中,都是被害人自己在受到侮辱、委屈、不公正待遇后,喝农药致死,最后法院都考虑了被害人自主行为对因果关系进程的影响,从判决的量刑上看,基本上没有认定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贵无视国家法律规定,为他人注射毒品提供场所,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但被害人吕思奇的死亡不是陈建贵犯罪行为直接所致,吕思奇有过吸毒史,对毒品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并已知道吸食毒品系国家明令禁止,且其案发时系成年人,应当预见自己注射毒品的行为可能会对自己身体造成危害但仍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并自愿承担这种风险,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自负责任。张德军故意伤害案中,法院认为被害人胡远辉、罗军在实施抢夺行为后,为占有其抢夺钱财和逃避法律责任而逃逸,驾驶摩托车以高度危险的状态疾速行驶,是造成翻车致一死一伤的原因,这一危险状态系死者胡远辉和自诉人罗军自我选择的结果,被告人张德军无罪。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此类型案件中判断因果关系时所采取的倾向性态度是:当行为人行为与被害人行为结合时,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行为属于自甘冒险,需被害人自己自负责任,即可否定行为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在危害结果十分严重、民愤极大等情况下,司法机关对认定因果关系的态度就很容易扭曲,从而只能选择妥协的办法,在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量刑给予从轻考虑。有时候是为了平息被害一方的情绪,甚至为了在当地平息某些社会反响,客观归罪的倾向就出现了,不太讨论或者忽视因果关系这个问题。有时候客观归罪,只要有这个后果,怎么也要判一个,给对方有个交代。这样这事就平息了。[25]比如说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一审法院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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