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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重大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
【副标题】 基于对中美医疗过失犯罪的比较考察
【英文标题】 Judgment of Gross Medical Negligence as a Criminal Offense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edical negligence crim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作者】 于佳佳【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分类】 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医疗过失;医疗事故罪;重大医疗过失;合理慎重医生标准
【英文关键词】 medical negligence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gross medical negligencerational and prudent doctor standard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7)01-0099-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99
【摘要】 重大医疗过失意味着,诊疗行为表现出对患者安全的有意识漠视。重大医疗过失的典型行为类型是,明知从事医疗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严重欠缺,却冒险开始或继续实施诊疗,以及在诊疗中轻率冒险或不注意而未认识到应该认识到的显著危险。最近,在医学判断错误成为问题的案件中,刑事司法的介入反映了医疗过失处罚范围的扩大化趋势。
【英文摘要】 In gross medical negligence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shows reckless disregard for patients' safety. Gross medical negligence can be found where the practitioner acknowledges lack of necessary knowledge or skills or lack of necessary staffs or equipment but begins or continues performing treatment; and where he/she recklessly runs an obvious risk or is not aware of such a risk because of negligence. Recently, whether or not gross negligence can be found in wrong discretion about the therapy has become an issue in the criminal court. This phenomenon shows the expansion of criminal law into the field of medical prac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947    
  
  在我国,医疗过失可以成为处罚的对象。《刑法》第335条的医疗事故罪为处罚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并非所有导致患者死伤的医疗过失都值得处罚,只有在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此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2009年12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指出,“严重不负责任”包括“无正当理由拒绝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和“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第56条第2款)。“严重不负责任”限定了处罚范围,但是,其判断标准未必清楚,这给实务上恰当适用法律来保障诊疗活动的安全带来了困难。笔者比较考察美国和中国的医疗过失处罚情况,探讨如何判断值得处罚的重大医疗过失。
  一、美国的医疗过失处罚情况
  在美国,由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手段非常多元,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同行专家的从业资格审查和刑事责任,因此,相比道路交通肇事等其他过失案件,医疗过失刑事案件的数量很少。但是,“重大”的医疗过失仍然可以构成犯罪。美国的医疗过失刑事案件可追溯到1809年马萨诸塞州Com. v. Thompson案,此后,案件零星出现,20世纪后半期出现增加趋势。根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1809年到1981年期间共15件,1981年到2001年期间共24件,2001年到2011年期间增加到37件。[1]
  在罪名适用方面,美国法不存在类似我国的医疗事故罪那样以医务人员为特殊主体的独立罪名,除非州有特殊罚则,一般作为普通主体的非故意杀人罪处罚。常用的具体罪名是误杀罪和不注意致死罪。前者是指认识到危险却有意冒险,主观方面是轻率(recklessness);后者是指由于未尽到慎重注意的义务,没有认识到应该认识到的显著危险,主观方面是可罚的不注意(criminal negligence)。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也出现了几例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医生刑事责任的案件。[2]
  刑事追诉对涉案医生及其职业生涯的影响甚大。除了刑事制裁之外,在很多州,被判处有罪的医生会被吊销执照;即使无罪,医疗过失的嫌疑以及与此有关的证据也会被用于资格审查或者成为行政惩处的依据。[3]因此,医疗过失的处罚范围向来受到严格限制,作为“重大”过失评价的行为应该表现出“对患者安全的有意识漠视”。[4]判断是否“重大”时,可以考虑行为人对“危险的认识”和其行为“偏离注意标准的程度”。但是,法庭上争论的问题往往是前者。根据学者的分析,这是因为医疗领域中的注意标准是专业问题,而法官和陪审员都是外行,比起为专业问题动脑筋,更加关心的是“被告人是否给予了注意”。[5]
  历史上,能够符合主客观条件、作为犯罪来处罚的“重大”医疗过失有两种常见形态:一是恰当完成诊疗所需要的前提欠缺;二是在诊疗中轻率冒险或对应该认识到的显著危险没有尽到注意。最近,医疗过失的处罚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体现于常见形态的医疗过失刑事案件数量增多,而且体现于过去不作为犯罪处罚的医疗过失形态也被纳入到刑事规制的视野,这里所指的是医学判断错误。不同过失形态涉及到的具体问题有区别,因此,详细说明将围绕过失的形态展开。
  (一)诊疗需要的前提条件欠缺
  医疗行为伴随着危险,为了确保医疗行为的安全性,行医者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技能,在人力、物力配备齐全的医疗机构内从事诊疗。这是恰当完成诊疗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1.知识或技能的欠缺
  行医者的知识或技能严重欠缺必然提高诊疗行为的风险,甚至让诊疗行为欠缺医学的根据。容易判定此类过失客观上严重偏离了医疗上的注意标准。但是,如何说明行医者的罪过心理,历史上曾有过争论。
  在普通法传统中,刑事责任的本质是道德之恶,道德之恶体现于罪过(mensrea)。早期的法院认为,如果行医者以治病救人的目的善意施术,除非实际上明确知道自己没有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否则不存在罪过。采用这一立场的典型判决是Com. v. Thompson (1809)案。该案中,被告人让患者服用大量催吐剂而致其死亡,被判决无罪。虽然被告人采用的治疗方法在有能力的医生看来是欠缺医学根据的处方,但法院认为,只有当行为人掌握了许多知识或确切的情报,明确知道了投用药剂有致命危险时,才能够否定行为人的善意、肯定死亡由有意识的轻率行为造成,而本案的被告人无论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还是基于从他人处获知的情报,都无法知晓投用涉案药剂会带来致命的后果。[6] Rice v. State (1844)案沿袭了这一判决立场,在中草药医生使用催吐剂治疗孕妇的坐骨神经痛而导致母子双亡的案件中,作出了无罪判决。[7]
  笔者认为,普通法院早期采用的判断立场是时代和司法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早期医疗技术非常不发达的时代,关于采用什么手段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未必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并且,采用了行医者自认为有效的方法、尽到了个人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来救治他人的情况下,如果以刑事责任来严厉处罚“知识和技能不足者”,很可能导致医疗成为一个危险行业,没有人愿意冒险涉足这一行业,更大的危害是原本就不甚充足的医疗服务资源会进一步缺失。
  到19世纪中期,完全从行为人的视角来判断“善意施术”的立场开始转变。这一转变的背景是,民事判决中首先确立了医疗过失的客观判断标准,即,行医者应以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所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手段来实施治疗,[8]使用“专业领域内通常从事医疗所需要的合理的技能和慎重”。[9]在19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医疗刑事案件中,法院审查医疗行为的态度也从行为人视角转变为一般慎重医生视角。表明新立场的判决是State v. Hardister and Brown (1882)案。地方法院沿用Thompson案和Rice案判决的立场对陪审团进行指示,作出无罪判决。上诉法院撤销无罪判决,认为“因重大的知识欠缺或刑法上的不注意导致结果发生的,构成误杀罪”。[10]两年后,霍姆斯法官在Commonwealth v. Franklin Pierce (1884)案上诉审判决中更加清楚地指出,“不能承认仅凭借善意就具有了实施明显危及生命的行为的特权”,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轻率”,是否“轻率”根据“外在标准”判断,即“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轻率,换言之,从通常经验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伴随着什么程度的危险”。[11]继而,State v. Reynolds(1889)案上诉审判决也指出,“医生以善意实施救治,诚实地使用了对他而言最大的技能来实施手术”这种主张不足以成为否定犯罪的理由,“给患者治疗时,不仅要采用对医生本人而言最好的技能,而且必须尽到此项治疗所需要的相当的注意”。[12]
  诸多新判决表明,随着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化,法院开始以客观标准来审查医疗行为是否有医学根据、所采取的医疗手段是否为一般医生所认可,防止那些知识和技能不足者提供危险的诊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采用了客观标准并非意味着不考虑主观要件的充足。霍姆斯法官的说明是,“行为人实际上知道了现实情况的一部分,具有通常判断力的人从这一部分情况可以推测出尚未实际知晓,在这种情况下,主观要件是可以得到满足的”。[13]正如莫尔兰德(以对杀人罪中主观要件的研究而著名)所言,采用霍姆斯的判断方法时,除非行为人由于醉酒等极为特殊的原因导致判断能力低于一般理性人,只要行为人的判断力是一般理性人的水平,都可以期待行为人基于对危险情况的分析应该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14]采用这种判断方法时,与传统的判断标准相比,一方面,可以避免行为人以“实际上不是明确知道危险”为由,轻易逃避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仍然承认在行为人连判断自己是否有能力从事医疗的能力都不具备的极少数情况下,免除其刑事责任。
  在19世纪,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多个医学流派,某一行医者是否有义务知晓或使用自己所属医学流派之外的医学流派的知识或技能,这也成为争论的问题。普通法院首先在医疗民事判决中提出了“学派规则”,即,行医者只要按照自己所属学派所要求的诊疗规则,采用了合理的技能,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就不应被追究过失责任。[15]但是,为了避免把选择对症疗法的判断危险全部转嫁给患者,法院要求,无论行医者属于哪一医学流派都有义务采用“通常所采用的、得到了认可的疗法”,这是对“学派规则”的限制。[16]这一限制同样适用于刑事案件。例如,在Feige v. State(1917)案中,被告人采用绝食疗法,指示患者绝食、只喝水,不建议其在身体逐渐衰弱的情况下求助医生,导致患者没有得到恰当的救助而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因严重欠缺与治疗方法的选择和使用相关的知识或技能而导致患者死亡的,可以构成误杀罪。[17]在State v. Heines (1940)案中,被告人的专业是推拿按摩治疗,为患者治疗足部感染时,知道其身患糖尿病,却指示其停止使用胰岛素,胰岛素停用之后,患者死亡。法院认为,既然从事诊疗,就有义务知晓包括治疗建议在内的处方药剂以及治疗方法的性质,被告人知道患者身患糖尿病,却因为相关知识的重大欠缺,建议糖尿病患者停止使用胰岛素,这是重大的过失,可以构成误杀罪。[18]在Gian-Cursio v. State (1965)案中,被告人的专业是整脊疗法,采用自然疗法为结核病患者进行治疗时,不使用药剂,只指示患者吃蔬菜,导致其病情恶化,最终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治疗方法选择中存在重大过失,可以构成误杀罪。[19]在People v. Cabral (1983)案中,被告人是美式整骨治疗师,为痉挛病患者进行治疗时,指示其中止服用医生处方的抗痉挛药剂,在患者已经明显出现了痉挛的初期症状时,仍然继续通过按摩推拿减轻患者的痛苦、抑制痉挛发作,但最终治疗无效,导致患者死亡。法院认为,美式整骨治疗师按照整骨治疗的技术标准进行治疗本身是不被禁止的,不能仅因为发生了重大的结果而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整骨治疗师没有权限指示患者停止服用抗痉挛药剂,在这一点上,存在着重大过失,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20]
  综上所述,行医者诚实地认为自己所属医学流派的诊疗措施是对症疗法时,即便此疗法的选择和采用带来了重大的后果,也不会作为重大过失来处理;但是,如果因为重大的知识或经验的欠缺而懈怠提供对症治疗,仍然作为重大过失加以惩处。
  2.医疗资源的配置欠缺
  由于经济、地理、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医疗资源的配置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不平衡,人力、物力配置欠缺引发的医疗案件也多了起来。
  普通法院首先在19世纪80年代的民事判决中提出“地域规则”。根据此规则,行医者没有必要一定拥有在大城市从业的著名医生所拥有的高层次的技能。[21]“同样地域”的含义中也包括“类似地域”。划定“同样地域”的范围时,应该考虑“人力、医疗机构、可供诊疗使用的先进设备、最新文献以及技术的获取情况、地域中其他医生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等。[22]医疗上的注意义务受到地域和医疗机构的水平的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疗的地域差距带来的医疗质量下降的风险完全由患者方承担。行医者能够认识到以现有医疗资源严重欠缺,却冒险开始诊疗的情况下,可以肯定重大过失。[23]
  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要求行医者拒绝冒险诊疗,就意味着把患者置于得不到任何救治的境地,这也是不妥当的。因此,科处给行医者的注意义务是,及时将患者转送到有条件提供恰当诊疗的高水平医疗机构或者医生处。这是转院、转医义务。20世纪90年代以后,违反此义务的刑事案件也开始出现。例如,被告医生在诊所给患者做完人工流产手术后就离开了,母亲用车载着患者回家,但回家途中患者意识朦胧,被再次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死因是流产手术中子宫穿孔引起的大出血。法院认为,在被告人认识到出现了子宫穿孔的情况时,就应该安排患者转院,却怠于指示转院,以误杀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4]又如,被告医生在乡村医院的急诊室给患儿进行诊断后,认为以乡村医院的医疗条件没有能力进行治疗,指示安排转院,但没叫救护车,而是让患儿父母自己驾车送其到大医院。在转送途中,患儿呼吸停止,死亡。检察官以二级谋杀罪、误杀罪和故意伤害幼儿罪提起刑事诉讼。[25]
  关于违反转院、转医义务的犯罪化,笔者认为可以如下理解。科处此义务意味着给行医者科处负担,限制其行为自由;另一方面,以牺牲行医者的部分行为自由利益,可以保护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利益,这里存在着行医者的行为自由受限这一不利益和救助患者的生命健康这一利益之间的比较衡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丰富,在医疗领域中,转院配套的人力、物力在医疗系统内逐渐完善,安排转院变得越来越简单,以此为前提,给医务人员科处转院义务对行医者的行为自由限制程度就越来越小,让其承担的负担也越来越轻。换言之,在一般医生看来,行医者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实现转院,从而避免重大人身伤亡结果发生时,对履行转院义务的懈怠不仅是对一般医生标准的重大偏离,而且也体现了其罪过心理。
  (二)诊疗中的轻率或不注意
  恰当诊疗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具备,但行医者却在诊疗中轻率冒险或对显著危险未尽到注意而导致重大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法庭上争论的焦点也是罪过心理。罪过心理的判断标准在历史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轻率
  在第一阶段,罪过心理限于“轻率”。轻率受非难的根据是,行为人认识到了危险,却有意冒险,或者有意识地无视危险,甘冒危险。轻率体现出行为人对于冒险的“有意识”选择。表明这一立场的典型判决是State v. McMahan (1937)案。法院认为,要肯定刑事过失,首先必须承认存在着足以成为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的过失,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伤害他人的意思(wantonness),或者对他人安危看在眼里却赤裸裸地、轻率地无视,或者有意识地不关心”。[26]State v. Catellier (1947)案判决引用上述观点对主观方面的要求,要求重大过失必须是“在单纯的过失之外还要再多点儿什么。这就意味着,在对待可能发生的结果时,行为人有伤害他人的意思,无视可能发生的结果,对他人权利的漠不关心与刑法上故意的程度相同”。[27]
  根据权威辞典的解释,指称“伤害他人的意思”这个专用词汇所表达的意思是,“轻率中带有傲慢的态度”。[28]莫尔兰德把故意之外值得非难的心理状态区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普通的不注意,这是民法上损害赔偿责任的根据。第二等级是轻率,在暴行或针对身体实施不法伤害而致人死亡的情况下,轻率是误杀罪成立的主观必要条件。第三等级是伤害他人的意思,其值得非难的程度比轻率更高,足以构成谋杀罪的邪恶行为所对应的心理状态就是“伤害他人的意思”。与“伤害他人的意思”相比,值得非难程度更高的心理状态是故意,故意是指“实施几乎没有悬念会造成伤害的行为”时的主观心理。对于没有故意的杀人者,如果可以证明其有“伤害他人的意思”,也可以追究其谋杀罪的刑事责任(笔者的理解是,美国刑法中的谋杀罪区分不同的等级,虽然以故意和以伤害他人的意思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况下都可能构成谋杀罪,但其所对应的谋杀罪等级应该有所差别)。[29]根据上述分类和说明,按照值得非难的程度来排序,从高到低的次序应该是故意、伤害他人的意思、轻率、普通的不注意。判决文中使用了“伤害他人的意思”、“看在眼里却轻率地无视”、“有意识地不关心”等用语,把可罚的重大过失解释为与故意无限接近的一种心理状态,至少应该是轻率。
  2.不注意
  在第二阶段,不注意这种对危险无认识的心理状态也开始成为刑法上值得非难的罪过形态。20世纪中期之后,理论上开始争论,因不注意而没有认识到危险是否也在刑法上值得非难。[30]否定的观点认为,当本人对结果无认识时,“把不注意视为可非难的心理状态很勉强”,无法像轻率那样从“结果发生的意欲或结果发生的预见”中找到处罚的根据。[31]尽管如此,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不注意的犯罪化首先开始于某些具有社会生活上定型性危险的特定行为领域,如武器的使用、毒品的使用、爆炸物的管理、机动车的驾驶等。此类行为的特征是,“本来就具有危险性或因使用而具有危险性”,因为行为中的不注意所伴随的重大侵害结果在社会生活一般经验的范畴内,所以,只要行为人能够像一般理性人一样认识到所实施的行为具有上述特征,就不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罪过要件就可以得到满足。[32]
  美国法律协会1962年公布的《模范刑法典》极大地推动了不注意的犯罪化。《模范刑法典》把不注意规定为一种非难程度低于轻率[33]的心理状态,将不注意致人死亡设定为最轻的犯罪。[34]适用此罪的条件是,综合考虑到全部情状之后,如果认为该危险是一个被置于行为人立场上的一般理性人可以认识到的“重大危险”或“得不到正当化的危险”,就可以判定行为“显著偏离”一般理性人应该遵守的行为标准,值得处罚。诸多州在《模范刑法典》的影响下,通过立法承认了不注意犯罪。其中,部分州参照《模范刑法典》,把轻率构成的犯罪规定为误杀罪,此外设立新的罪名,用以处罚不注意的犯罪。还有部分州把误杀罪的主观方面规定为轻率和不注意两种。
  处罚不注意的行为人时,道德非难的色彩大大弱化,判断标准趋于客观化。在此,为了与民法上的不注意进行区分,刑法上值得非难的不注意所对应的必须是“重大危险”,正因为危险如此之重大,对于一般理性人而言是如此容易认识到,所以行为人对此的不注意反映了其主观上较高程度的非难可能性。一般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陪审团倾向于认定被告人的不注意是重大的过失:
  第一,存在着表明危险或唤起行为人注意的外部情状,这些情状足以引起行为人对危险的警觉。[35]
  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Wood (2000)案中,被告医生针对患者术后血液中钾浓度偏低、病态严重的状况,通过经鼻导管向胃中投入了40毫克的盐化钾,因未被吸收,又迅速静注同量的同种药剂,由于短时间内高浓度的注射量而导致患者死亡。经查证,护士提醒过被告医生,如果一次注射量过大,注射速度过快会有危险,并告诉其医院规定的盐化钾注射量的上限,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医生对危险情况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误杀罪的构成要件所要求的“欠缺相当的注意和谨慎”。[36]在Com. v. Youngkin (1981)案中,被告医生给患者开了过量的催眠药剂而导致患者死亡。有罪判决依据的重要情节包括,从处方药剂的剂量和频度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处方是完全不恰当的,处方上记载的事项表明了患者在滥用药剂,药剂师也提醒被告人注意患者的身体状况,但是,被告人漠视上述情节不断开过量的催眠药剂,因此可以认定,其对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危险有意识地无视,严重偏离了理性人的行为基准,构成犯罪。“处方药剂的剂量和处方的频度”,“处方笺上所记载的事项表明了被害人乱用药剂”以及“药剂师让被告人注意被害人身体状况的建议”等都是唤起被告人注意的外部状况。[37]
  第二,唤起行为人对危险注意的外部情状并不存在,但是,鉴于所欲使用的药剂或器械的性质,以普通人的经验、常识能够认识到使用中的不注意会带来重大危险。
  例如,在State v. Lester (1914)案中,被告人使用X线照射患者的股关节,因为距离患者的身体过近,照射时间过长而导致患者死亡。判决认为,“X射线装置经常会导致重大的烧伤,如果不是技术熟练者就会有危险。可以推定被告人是知道这一点的,被告人却让患者接受X射线的近距离照射,照射过度,没有为防止伤害结果的发生尽到必要的注意”。[38]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来就具有危险性或因使用而具有危险性”行为的主观方面判断规则不扩大适用于医疗案件。这是因为,医疗案件中,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往往较为复杂,包括疾病本身的恶化、患者的体质、药物起作用的情况等,纵然行为人的不注意的确创设了一个重大的危险,但这一危险是否转化为了结果,往往难以简单地作出判断。因此,只是认识到了医疗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还不足以满足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在医疗的案件中,法院除了考察所欲使用的药剂或器械的性质之外,会进一步要求使用中的不注意与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对这一点作出明确指示的典型判决是People v. Penny (1955)案的上诉审判决。本案中,被告人为了除去被害人脸上的皱纹和青春痘,把含有石灰酸等危险物质的溶液涂在患者的脸上,引起过敏反应,致使被害人死亡。法院在解释“欠缺相当的注意或慎重”时,一方面指出,没有必要像过去的法院判决那样要求达到“有伤害的意思”或“轻率”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出,犯罪成立的前提是,在理性人可能预见的范围内,死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轻率或其他值得非难的不注意行为自然而然可能引发的结果”。[39]
  第三,最有争议的是,在操作或用药过程中由于一时走神或注意力不集中而犯下了看错药名、拿错剂量或弄错注射部位等低级错误,是否属于重大过失。
  毋庸质疑的是,上述低级错误使得随后实施的用药或注射行为严重偏离了医疗上的注意标准,甚至欠缺医学上的根据。但是,行为人在实施时完全没有意识到错误,也没有外部情状提醒行为人注意到。在美国,此类低级错误向来只作为民法上的普通过失来处理。[40]不作为犯罪来处理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此类错误多数属于人为过错(human error),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无论多么谨慎小心的人都有可能因为疲劳或一时的错觉等原因而犯下错误;二是,人为过错虽然威胁着医疗安全,但是,只通过处罚医务人员个人无法彻底、有效防止此类错误再次发生。有效的预防措施是给医疗机构科处注意义务,通过设置安全有序的操作规程、要求医务人员按照规程行事来避免危险。[41]
  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对医疗过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限于民事责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法院开始承认,以杀人罪追究法人刑事责任是可能的。在此背景之下,最近在威斯康星州出现了首例医疗法人误杀罪的有罪判决。本案中,威斯康星州的某医疗法人雇佣的细胞检查技师误读患者的子宫颈部细胞诊断的涂片,没有发现子宫颈癌,导致两名女性没有及时治疗死亡。据查证,本案中的医疗法人采用的薪酬标准是计件工资,在这种情况下,细胞检查技师每年检查涂片约两万到四万件,已经大大超过了专业领域内推行的每年一万两千件的标准。检察官主张,该医疗法人没有对检查涂片标本的工作质量进行充分的管理,由此表现出对所提供的医疗是否能够达到专业领域内的医疗水平以及在相关医务人员中开展职业培训的必要性等采取了不关心的态度,以轻率致死罪起诉该医疗法人。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罚金刑。[42]
  在医疗机构已经为防止人为过错规定了安全操作规程的情况下,医务人员违反此规程从而犯下的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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