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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骗租机动车并质押变卖的定性
【作者】 爱新觉罗·启骋石魏
【作者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5【页码】 21
【摘要】 【裁判要旨】行为人签订租赁合同从对方手中取得车辆使用权,随后以该机动车作为质押物向他人借款或卖予他人,应构成合同诈骗罪,质押变卖行为应作为事后处理赃物的行为,不能再以犯罪予以惩处。诈骗数额应认定为骗租车辆的价值,不应认定为抵押变卖所得数额或者是两者之和;租赁车辆的租金应视为犯罪的工具,不能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案号 一审:(2016)京0112刑初57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346    
  【案情】
  公诉机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郭辉、李庆付、赵志丹。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4月份,被告人郭辉、李庆付及方甲坤(另案处理)等人分工合作,以签订电子租车合同租赁汽车后抵押变卖的形式骗取财物。同年4月28日,被告人郭辉、李庆付等人指使被告人赵志丹通过爱车汇公司经营的PP租车平台签订电子租车合同,租赁吴迎硕的大众速腾轿车1辆,后将该车以1.5万元的价格抵押变卖;同日,被告人郭辉、李庆付等人以同样手段通过PP租车平台租赁潘艳伟的现代索纳塔轿车1辆,并以1.8万元的价格将该车抵押变卖;同年5月4日,被告人郭辉、李庆付等人以同样手段租赁张烨青的马自达轿车1辆,在欲抵押变卖的过程中被爱车汇公司工作人员抓获。
  2015年4月30日,被告人赵志丹主动向爱车汇公司及车主说明了情况,后主动到爱车汇公司配合调查,并于5月4日指认了被告人李庆付。5月6日,爱车汇公司报警并将被告人郭辉、李庆付、赵志丹移送公安机关。经鉴定,大众速腾轿车价值12.85万元,现代索纳塔轿车价值12万元,马自达轿车价值10.2万元;现代索纳塔轿车及马自达轿车已由爱车汇公司追回并发还车辆所有人。综上,被告人郭辉、李庆付合同诈骗金额共计35.05万元,被告人赵志丹参与合同诈骗金额为12.85万元。
  被告人郭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辩称其未参与合同诈骗,不知道被告人李庆付等人实施的是租车转卖的行为,同时申请证人梁楠出庭作证。被告人李庆付、赵志丹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表示认罪。
  【审判】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辉伙同被告人李庆付、赵志丹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郭辉、李庆付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赵志丹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庆付到案后如实供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赵志丹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部分涉案车辆已经发还车辆所有人,依法可以对郭辉、李庆付酌情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郭辉提出的辩解意见,经查,在案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被告人郭辉明知系共同诈骗行为仍积极实施提供资金等行为,其具有合同诈骗的共同犯罪故意,且部分赃款用于偿还以其名义向他人所借钱款,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上述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郭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二、被告人李庆付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三、被告人赵志丹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四、继续追缴被告人郭辉、李庆付、赵志丹违法所得12.85万元,发还爱车汇(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继续追缴被告人郭辉、李庆付、赵志丹其余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涉及两个焦点问题:一是骗租机动车并质押变卖行为的定性。本案中行为人以租车的名义骗取车辆,然后将租来的车辆进行质押变卖,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还是数罪并罚?二是量刑数额的认定。本案中,既涉及骗租的机动车价值,还涉及变卖机动车的违法所得数额,量刑数额是依照车辆的价值而定,还是依照质押变卖所得的数额来定?
  一、骗租机动车并质押变卖行为的定性
  (一)签订租赁合同骗取机动车行为的性质
  签订租赁合同骗取机动车的行为如何定性?对此需要明确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以及一般的民事欺诈的区别。
  首先,应从犯罪本质及犯罪构成方面对合同诈骗罪及诈骗罪进行界分。在刑法分则中,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都是虚构爭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是现实生活中常见且危害严重的犯罪。两者在犯罪行为、主体、客体方面都有相似性,但本质上属于不同的犯罪。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可从以下几点加以明确:1.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还可以是单位。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后者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2。犯罪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其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还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立法者将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在刑罚体系中排列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更加强调的是对市场经济中交易秩序的保护。后者是简单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在刑罚体系中排列在侵犯财产犯罪之下。3。客观行为不同。对于前者,刑法列举规定了五种具体的形式,主要是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更加体现财产性、经济性。后者的诈骗手段多样,没有加以限制。4.入罪门槛即数额不同。前者要求2万元以上入刑;后者是3000至1万元以上。由于实践中合同诈骗罪涉及的数额一般要高于诈骗罪的数额,因此,其入刑数额要高于诈骗罪入罪数额。5.实施范围不同。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交易过程中,是借助合同作为工具实施欺骗,从而使交易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最终导致自身财产损失,而诈骗行为则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场景。刑法之所以在诈骗罪外独立规定合同诈骗罪,主要就是因为其发生场域的特殊性,不仅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也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有必要对该行为通过刑罚手段进行打击。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两者之间是包容关系,后者可以容纳前者,两者之间是特殊条款和一般条款的关系,当某行为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要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对其定性处罚。
  其次,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欺骗性上有显著不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对象并体现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契约,主要体现在经营活动的经济性和交易关系的财产性,必须反映市场经济下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尤其是商品、服务的有偿交换关系。失去了合同这个载体,合同诈骗行为的欺骗性就无法体现。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利用合同的本质要求,即通过虚假签订、履行合同来使对方陷入错误认知,从而交付财物,实现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作为目的犯,实施犯罪是为了骗取他人财物,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诈骗的财物一般是合同约定的财物,如合同定金、预付款、贷款、担保财产、标的物等。合同标的、内容以及签订、履行合同是否涉及市场秩序或者对社会公众是否产生影响,决定着该罪名的成立与否。而诈骗罪主要侵害的是财产,手段具有多样性,但其本质在于通过欺骗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觉,从而自愿交付财物,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知并非是基于合同,而是因为合同以外的因素。
  最后,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的民事欺诈有本质不同。两者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主观方面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有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名,实质上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一般民事欺诈的行为人主观上虽然有诈欺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而是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从履行合同中牟取利益用于经营活动。因此,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民事欺诈的关键所在。2.客观方面有显著不同。其一是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中的行为人通常是假冒他人身份,后者则无需假冒身份;其二是欺诈内容不同。履行合同能力作为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资金、货源等履行合同的条件或物质基础,是判断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的民事欺诈的重要依据。合同诈骗罪中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约行为和能力,而后者行为人一般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其三是欺骗程度不同。合同诈骗行为在基本内容上就是虚假的,而后者是在合同次要内容上弄虚作假;其四是危害后果不同。相对于一般的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更大、主观恶性更深、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3.侵犯的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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