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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离婚案件庭审中分手暴力的防范
【英文标题】 Precaution of Separation Violence in Trial of Divorce Case
【作者】 陈敏【作者单位】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7
【页码】 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753    
  
  编者的话家庭成员之间的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行为,在人身和精神上给当事人带来伤害。特别是这种家庭暴力也会发生在离婚诉讼中,使法官认识到研究家事审判的特殊性是非常必要的。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独立成章,涉及十几个条文,指出在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通过禁止骚扰、跟踪、接触,责令迁出住所等措施,预防暴力的发生或阻止暴力的延续。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这说明家庭建设与社会和谐有密切关系,当事人无论是走进家庭,还是步入社会,其原有生活的烙印,或短期或长期地、或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其未来人生。所以,离婚泝讼是人生的节点,家事审判就是要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多方面地提示给案件当事人。
  本文是笔者在2016年完成的一个委托课题的研究成果。课题名称为离婚案件审判安全风险评估和事故防范。样本总数为30件,涉及14个省和自治区的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30起案件中,有27起发生在庭审中,其中26件涉及分手暴力,1件因不知道受理法院无法查找。案件发生的时间跨度为2003年至2014年。笔者采用互联网搜索、委托当地法院代为调研或者协助调研、与承办法官电话沟通或直接到当地阅卷和座谈等方法,历经半年完成。本文对这26起发生在庭审前后的分手暴力案件的特点进行研究,分析分手暴力发生的原因,提出防范离婚案件庭审中分手暴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分手暴力案件的特点
  (一)行凶人在婚内有长期的施暴史
  26件事故案件中,女方是原告的有24件。她们都是长期家庭暴力的受害人。24人中,至少有14人遭受过男方的致命威胁、毁容威胁、捆绑、恐吓和限制人身自由、自己或娘家亲友被持刀砍杀过、娘家较大的财产遭受过故意毁坏并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分手暴力案件是男方对她们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致命暴力,且多人殃及亲友。这是男方对女方坚决离婚的惩罚和报复。男方是原告的有2件。他们想与配偶离婚后与外遇结婚。一件是庭审后双方同乘一部电梯时原告用折叠刀刺伤妻子及妻弟。另一件是哥哥为妹妹打抱不平而在妹夫安检时试图棒打他,被法警拦下,男方轻微伤。证据显示,在25位被害女性中,有15位为躲避丈夫的暴力纠缠,采取远走他乡、躲藏在亲友家或者在外租房居住的方式对男方藏匿行踪。其余9位被害女性是否也处于同样状态,因为案发的时间与调研时间跨度较大承办人无法准确回忆、分手暴力案件发生在庭审前或庭审中尚未进入事实调查阶段因此具体案情尚不清楚而幸存者已离开当地不知下落、女方被杀而男方已被执行死刑等原因已无法查清。但是,从男方借庭审机会对女方进行报复的情况来看,这9位被害女性当时很可能处于同样的状态,否则庭审不会成为男方报复和惩罚女方的唯一时机。分手暴力案件造成52人伤亡。其中,36人是女方及其亲属,6人为法院工作人员。男方杀人后自杀或自残的4人。其它6人。
  (二)法院干警受牵连身心受创伤
  1.目睹分手暴力致法院干警身心遭受创伤
  庭审中突发的分手暴力,不仅造成了受害方及其亲属的死伤后果,也造成了6位法院干警的重伤和轻伤后果,其中一位在夺刀过程中被刺中腹部倒在血泊中,三位在阻止行凶时被扎伤,还有2位被炸成重伤。目睹分手暴力使许多法院干警遭受替代性创伤,案件未能妥当处理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和法官待遇。
  创伤学认为,在天灾人祸中,身体受到暴力伤害、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者目睹可怕的死亡场面,都可以激起人类内心巨大的无助感和恐怖感。这对人类的心理来说都可能是严重的创伤。[1]除了身体受伤的受害人外,目睹经由对他人创伤经历的知晓而导致自身获得创伤性体验的人,同样会有心理创伤。这被称为替代性创伤,其症状表现与直接受害者的症状表现无明显的差别。心理创伤对人的影响可能持续数月,也可能持续数年。短期影响包括有关创伤性事件的记忆侵扰,感受到愤怒、悲伤、情绪低落、无助、退缩、失眠、焦虑等情绪。长期影响包括个体变成愤世嫉俗、内心恐惧、对人性失去信心、借酒浇愁、丧失维持婚姻关系的能力等。
  是否受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与个体的受教育背景和人格结构无关,而与个体是否接触创伤性事件有关。办理人身伤害类案件的法官,就属于高危人群。在国际上,据《全球邮报》2008年8月23日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首席法官Patrick LeSage在一个司法研讨会上发言时落泪。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1995年,他审理一起性侵致死案时看过被告人折磨被害少女的录像。当时,他受到的心理创伤太严重,以致曾决定不再担任那个案子的法官。时至今日,他一直没能从那个案子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说:“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某些东西会让人流泪。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眼泪只是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跟法官们说人都是有情感的,别觉得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我们都有人类的情感。这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原因。”
  国内鲜有这样的报道,也似乎很少有人关注法官在办理或者目睹人身伤害类案件时可能受到替代性创伤影响的现象,但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法官甲说:“被告趁原告阅签庭审笔录时突然扑向原告,掏出水果刀猛地刺向原告。当时我已整理好案卷准备离开审判桌走出法庭,见此情景一边大喊住手,一边推翻隔着我和当事人的审判桌,抄起墩布冲向被告。在控制住被告后,我赶紧打120送原告去医院,但原告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为此我深感内疚和自责,压力很大。”法官乙说:“我作为一名法官,心里僧恨杀人行为,但我没能成功阻止杀人行为,没能救得了被害人,感到很无助,也很内疚。当时,控制住凶手后,我赶紧去抢救被害人,我一个一个翻看着她们的身体,发现都没气了。我亲眼目睹鲜活的生命几秒钟之内都没了。死者的惨状我至今忘不了。一提这个案件,当时的惨状又都回来了。心里很难受……领导和同事们说,该放下就放下,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是想放就能放下的。”
  至笔者调研时,目睹分手暴力的法官中,多数人离开了当时的审判岗位。工作岗位的变换,虽然可以减少创伤性记忆的过度唤起,但根据创伤学治疗的原理,未经处理的创伤很难自行消失,曾经目睹的惨状很可能变成其日后生活中很难摆脱的一部分记忆,在潜意识层面影响受创伤者的工作和生活。
  2.部分法院干警被不当追责加重心理创伤
  对发生在庭审中的分手暴力案件,处理思路似乎对被害人家属更多的是采取积极救治和安抚措施,而对法院干警则更多的是采取追责态度。据不完全统计,部分庭审中遭遇分手暴力案件的法院和法官受到行政处分。这些处分包括:院长被诫勉谈话,主管副院长、法警队长被记过或免职,承办法官受到警告处分或被劝说辞去行政职务。基层法院的法官能走到庭领导或院领导的位置,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行凶人在法庭上实施分手暴力而被免职或者劝辞,想来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除此之外,部分法庭上的分手暴力案件发生地的政府规定,在法庭上发生了分手暴力案件属于事故,法院和承办法官在两年内不能参加年度合格和评优活动。单位不能参加各项年度合格和评优活动,意味着单位不能获得评选合格和评上优秀后将会获得的相应奖金。这类奖金的受益者是全院干警。在欠发达地区,单位参加当地各种年度合格或者评优活动可获得的奖金,平均到每位干警头上有几千元左右,这对当地干警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施暴人无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在法庭上实施分手暴力,导致承办法官承担工作失职的名声、所在单位承担社会舆论不明就里产生的压力以及因“连累”所在法院失去参加年度合格和评优活动而感受到的深深的内疚,对目睹凶杀场景的法院干警的心理创伤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二、对法庭上分手暴力的分析
  (一)严重家庭暴力催生法庭上的分手暴力
  在婚姻关系中,家庭暴力主要是男性针对女性的。这与女方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与男方出于低自尊、缺乏安全感和内心过于强烈的控制欲而采用破坏性的暴力沟通方式有关。当女性不堪忍受想要摆脱时,部分男方动了杀机。国际社会统计数据显示,婚恋情感关系中约一半的男方在女方提出分手或双方实际分手后,继续暴力纠缠女方,企图逼迫女方回心转意,或者杀死女方作为报复。分手暴力是家庭暴力的升级形式,也是引发法庭事故案件的罪魁祸首。
  男方为什么会不自觉地采取极具破坏性的暴力沟通方式来伤害夫妻感情,破坏自己的婚姻关系呢?从心理动力学研究成果来看,男方的暴力倾向是在原生家庭中通过代际传递习得的。虽然幼年时遭受家庭暴力或者目睹家庭暴力的男性成年后不一定会采用同样的方式与妻子和孩子沟通,但经常打骂妻子却坚决不肯离婚的丈夫,从小一定是在被养育者打骂虐待中长大的。人在幼年时需要的是养育者的关爱和保护,施暴人在童年时得到的却是打骂虐待,这使得幼小的他误以为是自己不好才难以得到父母的关爱和保护,并由此产生无价值感、无助感、被拋弃感以及痛苦、悲伤和愤怒等情绪。受传统孝道、与养育者存在依恋关系等多动力因素影响,又因为人小体弱无力反抗,他只能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深深地压抑到潜意识中。但是,父辈的暴力沟通方式会被他认同并模仿,用在他成年后与配偶和子女的相处中,因为这是他所知道的家庭成员间人际沟通的唯一方式。受暴的配偶不堪忍受被迫提出分手要求,会立刻激活施暴人内心深处的无价值感、无助感、被拋弃感和愤怒的感受。这些被激活了的感受里面,既有现实中被配偶拋弃所感受到的痛苦、悲伤、无助和愤怒,也有童年被父母虐待所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这些感受是如此不堪忍受,以至于通过杀死配偶来转嫁和暂时摆脱内心的痛苦和无助,甚至杀死配偶并且追随配偶去往另一个世界,都比离婚后再次体验到内心的痛苦、无价值感、无助感、被拋弃感更容易一些,尤其是杀死配偶可以让他们在潜意识中实现永远不会被拋弃的愿望。[2]因此,家庭暴力是引发法庭上发生凶杀案件的罪魁祸首,施暴人是直接责任人,其除了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外,也是被害人家属寻求赔偿的唯一责任人。
  (二)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多数情况下的不作为级容了分手暴力的发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暴力从轻微到严重最终上升为分手暴力,是因为多数情况下暴力行为没有受到公安机关的制止而逐渐发展恶化的结果。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侵害公民在家庭中的基本人权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和谐和稳定,属于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的对象。但是,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的不作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和常态化的现象,白马是马而家庭暴力不是暴力的逻辑大行其道。其隐含前提是:公民的人身权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公共的,即社会上的;另一个是私人的,即家庭内的。公安机关重视打击非家庭成员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却容忍家庭成员之间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这导致行为人故意伤害非家庭成员的,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的约束,而行为人故意伤害家庭成员的,则其行为被视为家庭纠纷,即使受害人报警,警察可能根本不来,或者施暴人仅仅可能受到口头批评,或者警察来了给施暴人和受害人各打五十大板,甚至调解了事。
  即使是在北京市,也发生过董珊珊这样婚后10个月被丈夫家庭暴力致死的案件。据《法制与新闻》2010年第8期载,董珊珊生前与家人在北京不同派出所报过8次警,均被以夫妻纠纷不好管为由拒绝。另据《中国妇女报》2013年10月22日报道,河北省邢台市一对母女被害前,也曾3次报警,同样被当成家庭纠纷而未得到有效处理,以致她们在派出所求助时被施暴人杀害。几乎是在同时,据《北京晚报》2013年10月21日报道,宁夏麻某某杀死妻子及其娘家共7口人的灭门案中,其妻生前多次报警,均被认为是家庭纠纷而没有得到干预。笔者十几年来跟踪研究家庭暴力受害女性的报警求助情况,发现各地无回应的报警数量之多,数不胜数。对处于严重家庭暴力困境中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来说,报警无回应,即是绝境。
  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事故案件样本中的行凶人,除1人曾被行政拘留20天外,其余24位施暴人都是打了白打,没有受到过任何处罚。救济缺失让受害人求助无门,因此更容易受制于施暴人。等到暴力严重到受害人不堪忍受而起诉离婚时,施暴人已经习惯了受害人的服从,反而认为提出离婚是受害人挑战自己的权威而暴跳如雷,坚决不同意离婚。受害人因对婚姻感到绝望坚决要求离婚时,分手暴力在所难免,即使不发生在法庭上,也会发生在被害人住处、娘家、单位或大街上。
  (三)法院办理涉家庭暴力案件的技术和装备严重不足
  审判人员未经专门培训难以识别家庭暴力。引发事故案件的离婚案件中,分手暴力征兆非常明显,但多位离婚案件承办人表示,虽然男方确实不止一次殴打女方,但两口子打架在当地是很普遍的事,实践中很难区分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如果没有造成女方身体上的伤害后果,一般不能认定为家庭暴力。缺乏识别家庭暴力的技术甚至导致受害人提交的家庭暴力证据被忽略。
  印象最深的是:针对一男性原告在庭审后用刀刺伤女方及其亲属的案件,笔者向承办法官了解原告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时,回答是否定的。笔者接到起诉状、答辩状和庭审笔录等材料时,发现确实没有。但原告若无施暴前科却在庭后发生争吵时突然刺伤被告,这太不符合规律了。后来发现卷宗所附证据中,原告自认书和证人证言赫然在列,而承办人却不记得有这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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