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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从天津赵春华案谈我国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构建
【英文标题】 Structuring a System of Grand Collegial Bench by Using Zhang Chunhua’s Case in Tianjin as an Example
【作者】 胡云红【作者单位】 国家法官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0【页码】 7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403    
  
  2016年对于我国司法界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前有聂树斌案再审被判无罪所引起的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反思与争鸣,后有年末天津射击摊大妈赵春华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欢。特别是赵春华案判决结果一经爆出,批判其与“正常生活经验出入、冲突太大”者有之,[1]质疑现行枪支标准规定者有之,[2]普通网友对判决结果的冷嘲热讽亦有之,甚至一审法院的副院长也承认“判决时从情理上考虑不多”。[3]总之,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该案一审判决过于荒谬,从而又一次把人民法院推在了风口浪尖上,再次引发了民众对司法权威的质疑。虽然该案以二审法院在岁末最后一个工作日改判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而告终;虽然社会舆论也因被告人赵春华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过年而不再喧嚣,但该案所反映出的司法判决与社会情理、社会常识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此类冲突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人民陪审制度是理性司法与社会情理的融合剂
  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都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人民法院推行的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民众能够及时获取相关司法信息,一些违背社会情理、常识的判决也不断被媒体发掘,并饱受民众诟病。除前述天津大妈赵春华摆射击摊被控非法持枪案外,2011年的368万天价过路费被判无期案,[4]2016年的男子追小偷致其倒地身亡被起诉案[5]等都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与民众的普通认知和情理的冲突。产生这一冲突的原因,一方面缘于法官在适用法律审理案件时过于机械、死板,仅仅运用法律的惯常理性思维处理案件,却忽视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缘于特殊的职业和习惯使职业法官失去了一般群众对事物的敏感,失去了常人观察问题的角度,远离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道德,形成法官的职业习惯和职业偏见,这一职业上的弱点容易影响办案质量,造成司法不公。而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一冲突,使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不违背基本的社会情理,则非人民陪审制度莫属。人民陪审制度通过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来,使人民的意志在司法活动中得以体现;通过将民众朴素的法律意识、道德情感与法官的理性思维相融合,克服法官不良习惯和职业偏见,使案件处理得更合情合法,从而实现实质的公正。
  然而,虽然早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十多年来,人民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不尽人意,“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普遍,难以发挥出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制度新一轮的改革又拉开了帷幕。此次改革的亮点之一就是探索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大合议庭陪审机制不仅从数量上增加了合议庭成员中人民陪审员的比例,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诟病,而且也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相呼应。
  二、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概述
  传统的陪审制度主要包括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按照《布莱斯通用法律辞典》的解释,陪审团是指一个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挑选出的,被赋予参与案件的对事实问题有作出认定和裁判权力的群体。[6]《美国法律辞典》将其解释为:陪审团是对于法律诉讼中的若干事实问题作出裁决,由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的团体。[7]参审制度是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挑选出的陪审员,与法官组成混合法庭,共同行使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中的大合议庭陪审机制与传统的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不同,既融合了二者的某些特点,又呈现出独特的气质。
  (一)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特点
  1.诉讼模式上接近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基础上的陪审制度。陪审团以集体的形式介入到法庭当中,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而参审制度是建立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础上的陪审制度,陪审员以个人的身份参与案件审理,独立发挥作用。[8]
  依据《试点方案》,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是指“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机制”。大合议庭机制中陪审员的数量一般多于法官,主要对案件事实部分作出判断。这就要求在庭审中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陪审员在庭审中通过听取当事人之间的充分辩论,审查相关证据,对案件的事实逐步形成内心确信,最终进行认定。
  2.陪审员与法官的职权分工接近参审制度。陪审团只对案件的法律事实作出判断,法律适用问题则由法官负责。一旦陪审团作出无罪裁决,法官即使有不同观点,也不再有用武之地,不得推翻陪审团的裁决。因此,陪审团对法官的制约力较强。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与法官的职权分工明确。而参审制中由于法官与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就决定了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有共同的权限。在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开庭、评议、定罪及量刑等,都由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探讨并作出决定。[9]
  大合议庭陪审机制中,数名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对案件的事实部分进行认定,一旦事实清楚了,只由法官对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裁判,陪审员不参与案件的法律适用部分。该机制一方面可以克服传统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对事实的独立认定权导致法官职权可能落空的弊端,也可以充分发挥陪审员作为普通民众运用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的优势,克服参审制所导致的陪审员人数过少导致其屈从法官意见而形成的“陪而不审”弊端。
  3.参与庭审的方式不同于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在庭审中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他们不能主动提问,也不能接触当事人和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信息,只能依据在庭审中的所见所闻对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而参审制度中,陪审员的活动虽然也主要集中于庭审阶段,开庭前一般也不能去了解案情,不能接触当事人和阅读案卷,但在庭审过程中,陪审员的角色较陪审团更为主动,可以向被告提问,主动审查证据等。与法官进行合议时,还可以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行使表决权等。
  大合议庭陪审机制中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庭审的方式上与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都不同。依据《试点方案》和《实施办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安排人民陪审员阅卷,为人民陪审员查阅案卷、参加审判活动提供便利。保障人民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依法行使权利,经审判长同意,人民陪审员有权参与案件共同调查、在庭审中直接发问、开展调解工作等”;“在庭审过程中,人民陪审员有权依法参加案件调查和案件调解工作。经审判长同意,人民陪审员可以在休庭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由前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人民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理广度和深度上皆高于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几乎贯穿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仅限于庭审阶段。
  4.强调法官对陪审员的指引作用。陪审团制度中,要求法官不得对陪审团作出有可能影响其判断的倾向性的引导。加之法官与陪审团职权分工明确,陪审团仅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有效地弱化了法官对陪审团的影响力。而参审制度中,法官的庭前活动对案件的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庭审成为法官已经形成的内心确信的重演。而陪审员难于参加庭前活动,审判者的诉讼中心主导地位也使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陪审员感到力不从心。这样,陪审员不得不接受职业法官的指导。另外,由于陪审员一般都没有受过法律教育和相关的专业训练,在职业法官面前也难免表现出对权威的屈从心理,所以,在评议和表决时很容易被法官左右,从而遵从法官的意志。[10]
  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在保障人民陪审员独立发表意见的同时,强调法官对陪审员的指引作用。如《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相关权利和义务告知人民陪审员,并为其阅卷提供便利条件”,第21条规定:“合议庭评议时,审判长应当提请人民陪审员围绕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并对与事实认定有关的证据资格、证据规则、诉讼程序等问题及注意事项进行必要的说明,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独立判断”,以及第23条第1款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前,审判长应当归纳并介绍需要通过评议讨论决定的案件事实问题,必要时可以以书面形式列出案件事实问题清单。”因为人民陪审员作为普通民众对法律所规定的证据规则、诉讼程序等不甚明了,法官则有必要在庭审前对相关证据进行整理,并就庭审中对控辩双方不应采纳的言辞和证据及时对陪审员进行说明、指引,防止陪审员受到当事人的错误引导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二)适用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审理案件的范围
  虽然《试点方案》中规定了探索3人以上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大合议庭陪审机制,但是在《实施办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实施办法》仅在第12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审案件,原则上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1.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2.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
  3.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的重大案件。”此外,第15条还规定:“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第一审重大刑事、行政、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人数原则上应当在2人以上。”
  仅从文字上看,《实施办法》第12条第2款规定的是应当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审理案件的范围,而第15条规定的是2人以上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不过,由于第12条第2款所列举案件基本上可以认定为“重大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因此,可以理解为适用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范围是包括《实施办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在内的第一审重大刑事、行政、民事案件。
  (三)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模式
  由于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由陪审员和法官共同对事实部分作出判断,法官对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裁判,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就要求陪审员与法官的总数以及法官的数量为奇数。并且,从充分发挥陪审制度司法民主的角度考虑,陪审员的数量以多于法官数量为宜,即大合议庭可以包K1(法官)+4(陪审员)模式;3(法官)+4(陪审员)模式;3(法官)+6(陪审员)或3(法官)+8(陪审员)模式等。到底选择何种模式,可以根据案件的性质、社会影响力等由法院自行决定。
  三、适用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条件
  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环节,与人民法院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尤其是目前各级人民法院正在深入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更好地对法律事实进行判断也必须以审判中心主义的实施为前提。此外,法官对陪审员的引导作用和专家陪审员与普通陪审员的区分也成为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构建的要素。
  (一)贯彻庭审中心主义原则
  庭审中心主义是指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避免庭审流于形式,法庭应当注重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把握案件争议焦点,引导双方当事人针对争点充分发表意见。
  同时,法庭还要对双方的意见及时作出回应,必要时作出程序性裁决,把握庭审进程,确保双方当事人是在公平的条件下和氛围中据理力争。[11]庭审中心主义可以有效防止外力对司法活动的干涉,极大地调动当事人的诉讼资源和积极性,彰显法院的中立地位。由于大合议庭陪审机制中陪审员数量相对较多,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决定性作用。虽然法律赋予陪审员庭审前的阅卷权,但仅仅依据卷宗不仅难以对事实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还可能造成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反而对事实的认定起到反作用。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贯彻庭审中心主义原则对陪审员认定事实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贯彻庭审中心主义原则,使诉讼参加人在庭审过程中进行充分的证据展示、辩论,陪审员才能够在对各方当事人察言观色、耳闻目睹过程中逐渐形成内心确信,从而对案件的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强化法官引导作用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试点,给法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仅表现在法官需要向陪审员提供案件事实清单上,还贯穿在庭前准备、庭审以及评议阶段。由于陪审员多为非法学专业人员,他们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能力非常弱。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实施陪审制度时都在庭审前组织庭前会议,组织双方当事人或控辩双方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防止庭审时这些证据干扰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庭审中,对于双方当事人和控辩双方的不当言辞或者举证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法官有责任对陪审员进行指引,防止陪审员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影响其最终判断。此外,法官有责任在评议前就评议的各项事实再次对陪审员进行引导。所以,陪审制度能否有效实施,陪审员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指引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
  (三)区分普通陪审员与专家陪审员功能
  适用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案件中不仅包括社会影响较大的普通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而且还包括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如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以及医疗、海事、知识产权等纠纷。特别是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兴起,医患矛盾加深导致医疗纠纷增加,乔丹案、非诚勿扰案等知识产权案件的不断涌现,使法院对专家陪审员的需求日益增加,法官们在审理前述专业案件中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帮助他们认定事实。因此,《实施办法》中第9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人民陪审员专业背景情况,结合本院审理案件的主要类型,建立专业人民陪审员信息库。”
  1.专家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大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何谓专家?美国学者罗杰斯的定义是:“专家是指在某一行业、学科或职业具有足够的技术或专门知识的人。严格地讲,任何一个行业、学科或职业中的‘专家’都是通过实践或观察而变得经验丰富的人。因此,专家可以被定义为‘有技术的人’。”英国的摩尔大法官对专家的定义是:“所有从事那些需要某种专门知识的职业或事务的人,在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的范围内,都是专家。”美国佛蒙特州的罗伊斯法官的定义是:“所谓专家,就是指拥有法庭要求他提供意见的问题所处领域的特别的知识或技术的人。”[12]因此,我们可以将陪审制度中的专家概括为“拥有某一行业、学科或职业的专门知识,并且通过实践或观察而变得经验丰富的人”。与专家证人、鉴定人、技术咨询员或顾问等相比,专家陪审员在帮助法官裁决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首先,专家陪审员参与审案,可以提高法庭的权威性。由于职业法官精通法律,专家陪审员熟悉相关专业知识,他们共同组成的合议庭集合了法官的法律技能和专家的科学技能,弥补了法官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足的缺陷,可以发挥专家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显著作用,对复杂的专门性案件作出权威性决断。又因为这样的法庭中法官同专家处于平等地位,可以深入地讨论案情,因此其判决也更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有效地增强当事人的信任度,更有利于定纷止争。其次,专家陪审员参与审案,可以降低诉讼成本。如果法庭遇到专门性问题,聘请专家进行鉴定或出庭作证的话,当事人必须额外支出费用。在通常情况下,诉辩双方都会请求专家鉴定或者作证,有时还会遇到屡鉴不止的情况。这样审理一起案件所需要聘请的专家就会非常多,而且同一个专家只能就某个或某些专门性问题给出结论。加之诉辩双方聘请的专家证人一般都具有倾向性,可能导致同一专家在不同案件中就相同事实所出具不同意见的情况发生。而聘请专家担任陪审员,专家不仅可以全程参与案件审理,而且不具有倾向性,可以极大地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13]从海事法院过去的实践也可以看出,在专门法院或专门法庭适用专家陪审员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因此,适用专家陪审制度,应定位于专家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作用。但应当注意的是,专门法院或专门法庭所言之专家应与某些行业领域中作为技术领军人物的专家有所区别。因为,从海事法院的审判实践看,对专家的职称、学历等作过多要求,可能会导致法院办案难度加大。因为某些行业领域的专家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平日本职工作非常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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