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不可承受之重:税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之反思
【副标题】 以《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为起点的探讨
【英文标题】 Doubt on Tax Estimate acting as the Anti-avoidance Measure Discussing on Article 35(6) of Law of Tax Collecting and Administration
【作者】 汤洁茵【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税收法
【中文关键词】 税收核定;反避税;合理调整;表见证明;协力义务
【英文关键词】 Tax Estimating; Anti-avoidance; Reasonable Adjustment; Prima Facie; Obligation of Documentation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1546
【摘要】 《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允许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报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依据重新进行核定。这一规定往往被认为是税收核定具有反避税功能的重要体现。然而,本源意义上的税收核定是在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情况下由税务机关以一定的经验法则替代未被提供的课税资料而估算税基的金额的特殊税基确认方式。一项可能构成避税安排的交易已在一般税收确定程序中公开、充分地进行了申报,是不满足税收核定的适用条件的。税收核定作为税基量化事实的表见证明方式,实际上难以实现对经济实质予以认定的反避税目标。更重要的是,以税收核定重新对税基进行量化,仍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规制,极易造成随意调增应纳税额的结果。对纳税人申报偏低的计税依据进行核定,既有违税收核定的制度初衷,也无法实现以经济实质为基础的“据实课征”目标,不足以将其作为反避税的工具予以规定。
【英文摘要】 It is allowed for the tax authority to estimate the taxable amount if the tax base is obviously lower without the justifiable reas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5(6) of Law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t is the evidence that the tax estimating works as one of the anti-avoidance measures. However, the tax estimating is such a mechanic under which a specified empirical rule may be used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tax information which is absent for the taxpayer doesn’t submit to the tax authority who should do so under the tax law. Normally the taxpayer has submitted the documentations about a transaction which is on the anti-avoidance investigation in the general tax collection procedure. There are not enough evidences, particularly direct evidences, to determine the real tax base when the legal form is abused in almost cases. However, it is not raised by the breach of the documentary obligation of the taxpayer. Therefore the taxable event cannot be determined on the approach of tax estimating. As a proven approach of the prima facie, it is doubted that it could be adopted to find out the economic substance. Under the tax estimating approach, the tax authority just can “estimate” roughly the amount of tax base, which is not the real one in most cases. As a result, the principle of ability-to - pay for tax purpose, which governs the anti-avoidance mechanism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should not work when the tax estimating is adopted. Moreover, the tax base may be increased on discretion since there is no procedural rules governing the tax estimating until now. Therefore, it is a mistake to adopt the tax estimating as an anti-avoidance measure. It is not 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real tax base of an avoidance arrangement unless the taxpayer doesn’t submit the documen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ax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1515    
  
  2017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广州市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地税第一稽查局一案(以下简称“广州德发案”)作出再审判决,[1]再次引发了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的纳税人进行税收核定的广泛关注。无独有偶,2014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新疆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将新疆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低于市场价格向退休老职工销售房屋定性为“无正当理由,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认定这一税收核定行为违法(以下简称“新疆瑞成案”)。[2]事实上,《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规定的税收核定的情形与其他5项明显不同,该项每每被赋予反避税的功能,[3]被认为有利于实现“对其实质上的经济效果征税”,从而“遏制税收规避的行为,弥补税法的缺漏”。[4]甚至有些学者将其与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调整相提并论。[5]一项交易被认定为避税的法律后果当然表现为基于其经济实质对应纳税额的重新调整,但这一目标能否通过税收核定予以实现,其实是存疑的。或者说,本作为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救济措施的税收核定,是否能够承担反避税的重任,有待考察。
  一、税收核定中的异类:偏低的计税依据的“核定”抑或“确定”
  “广州德发公司案”和“新疆瑞成案”两个案件的具体案情各有不同,却均存在“拍卖或转让的房地产价格明显偏低”而由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和《营业税暂行条例》第7条的规定核定纳税人上述交易的营业额,并据此要求纳税人补缴税款。作为上述案件的法律依据,两个条文的规定看似大同小异,实则存在一定的区别。《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的“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强调的是在申报材料中记载并提供给税务机关的计税依据偏低,其参照系为何却并不明确。这便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其一,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与其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的真实金额相较而言明显偏低,即纳税人申报的金额与其实际发生额存在明显的偏差。这可能出于纳税人的故意或过失,但无论如何都构成税收协力义务的不完全履行。其二,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是真实的实际发生额,但这一金额与相似交易常规下发生的金额相比明显偏低。[6]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据实完成申报,并无任何税收协力义务的违反。同样作为上述两个案件的法律依据的《营业税暂行条例》第7条的规定却限于“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偏低”。单纯从文义上看,这里的价格应当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并实际支付的交易价格,“偏低”是相对于其他相同或类似的交易通常情况下发生的价格而言的,亦即前文所指的第二种情形。[7]“广州德发案”和“新疆瑞成案”即属于此种情形的适用。如在“广州德发公司案”中,最高院即认为,广州德发公司的房产拍卖私法上的效力并无异议,税务机关“基于国家税收利益的考虑”,可以“不以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依据”。[8]
  然而,同样是纳税人的交易价格明显偏低的情形,基于不同的税种法却不必然发生税务机关实施核定的法律后果。《增值税暂行条例》第7条、《消费税暂行条例》第10条、《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第3条、《契税暂行条例》第4条等同样规定了此情形下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但《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44条规定税务机关应进行税基的“确定”。《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9条则规定,转让房地产的成交价格低于房地产评估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按照房地产评估价格计算征收。这意味着,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包括税收核定在内的所有确定方式予以确定。上述规定与《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的规定存在直接的冲突。一般而言,税收确定乃是税收核定的上位概念,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和外延,税收核定仅为税收确定的方式之一。[9]选择税收核定还是其他确定方式,对税务机关事实调查的范围和事实查明程度的要求均有不同,最终确定的税基金额亦可能存在偏差。那么,上述条款中的“税收核定”是否为“税收确定”的误用,抑或“税收确定”应限缩解释为“税收核定”这一特殊的确定方法,有必要予以厘清。[10]如果税收核定是在税收确定的含义上使用的,那么,得出税收核定具有反避税功能的结论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在论及税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的学者看来,税收核定正是将纳税人明显偏低的成交价格或计税依据调整至相同或类似的市场交易通常所应达到的水平,“透过可比照之方法,采取推定方式确定申报不适格的纳税人的税收要素”,尽量还原真实的应税事实,以防止纳税人的税收套利行为。有学者认为,税收核定是税务机关不采纳纳税人的不实申报,正是“不依照外观或形式,而只依照实体或实质对应税事实加以认定”,是实质课税的内在要求。[11]因此,申报价格偏低或申报计税成本偏高,可以与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同等视之。税务机关由此进行的税额合理调整属于税收核定的范畴。[12]那么,税收核定是否真的能够作为反避税措施,还是学界基于现行立法的一厢情愿的牵强附会,值得关注。
  然而,被上述学者相提并论的关联企业申报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情形,如符合《税收征管法》第36条和《企业所得税法》第41条的规定,却将面临“合理调整”或“按照合理的方法调整”,[13]而非“核定其应纳税额”。税收核定与纳税调整固然同为特殊的税额确定方式,如果两者可以同义而语,无疑可以认定税收核定具有反避税功能。这样的话将两者分别以不同的用语予以规定似乎又属多此一举。而单纯从《企业所得税法》第4144条及其实施条例第111115条的体系性解释,已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适用范围、程序和实施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税务机关基于《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核定纳税人“偏低的计税依据”,能否达到与第36条规定的“合理调整”相同的结果、实现反避税的目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此时的税收核定是否仍在其本源的意义上使用?厘清这一问题,对能否得出税收核定具有反避税功能这一结论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税收核定的本源意义的考察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35、37条和单行税种法中均有关于税务机关实施税收核定的规定。但现行立法除列举可以实施税收核定的具体情形并对核定的方法做出简要规定外,对税收核定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等并无明确的规定。这种立法上的缺失直接导致当前对税收核定从概念到效力未能形成一致的观点,从而也导致这一方法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的误用。
  作为税收征管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税收确定方式,当前税法学界对税收核定的研究甚为有限。多数学者将其与推定征税、推算征税、估算征税等概念等同视之。[14]在这一概念之下,学者们认为,税收核定乃是基于间接资料对课税事实的推定。[15]如有学者认为,税收核定是指税务人员在不能通过正常的、规范的查账手段征收税款的情况下,凭借可以观察到的线索、可以搜集到的零星资料、可以参考推测的基本数据等对应纳税额进行推定,并根据推定结果进行征税的方法。[16]但也有学者认为,税收核定是“法律适用于事实查明的三段论过程”,与“不根据直接资料、使用各种间接资料认定课税要件事实”的推定课税有着根本的区别。[17]
  对于税收核定为法律适用与事实查明的三段论过程的观点,源于《税收征管法》第35、37条及其实施细则第47条规定,税务机关核定的对象为“应纳税额”。应纳税额是课税事实涵摄于特定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律后果,是税法适用的三段论中的推论结果。税法适用的过程,开始于审查一项具体的生活事实关系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如果涵摄的结果,事实关系适合于抽象的法律构成要件,则产生规范所规定的法律后果。[18]在此三段论法中,作为大前提的法规,对税务机关而言为客观存在的规则体系,并无重新认定的问题。只要事实符合抽象构成要件,作为推论结果的法律后果也将确定地产生,税务机关同样无裁量的余地。税法乃是强行性的法律规则,税务机关仅能将确定的课税事实涵摄于相关的税法规则之下进而确定其法律后果,并无“估计”的可能。税务机关仅在应税事实这一小前提下得享一定的调查与认定的裁量权力。
  税务机关查明课税事实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资料的基础上,该证据资料可以为直接资料,也可以为间接资料。在证明课税事实的直接资料能够取得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应当实额征收,这是最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税收确定方式。然而,在税收征管活动中,课税事实的证据资料往往处于纳税人的管领和控制范围之内,除非纳税人积极履行协力义务向税务机关提供,否则有关课税事实的直接资料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将是不容易取得的。税务机关不得不借助于间接证据、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和常识进行事实的认定。这也是避免未履行税收协力义务的纳税人反而不正当取得税收优势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当前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税收核定是一种与实额课税存在证据方法差异的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方式,是以间接证明方法,本于经验法则盖然性地推定课税基础的事实认定机制,亦即事实推定。[19]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进一步将其视为一种减轻税务机关证明程度,以使不尽协力义务的纳税人承担证据法上的不利风险的制度设计。[20]
  有论者认为,事实推定其实就是通常所理解的间接证明,[21]是一种以经验法则和间接证据为前提运用各种逻辑形式进行推导得出结论以认定事实的证明方法,[22]亦即“以明了之事实,推定应证事实之真伪”。[23]由于税务机关处于应税经济活动的发生历程之外,在纳税人不履行协力义务的情况下,将无法取得直接证据,不得不改以间接证据为基础进行推论,从而对课税事实作出认定。如果税收核定是应税事实推定的话,税务机关应当是在确认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再通过归纳的方式推导出待证应税事实。这一待证事实指的应当是征税对象的具体金额,即税基的量化事实。但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7条和单行税种法规定的方法来看,税收核定并非以间接证据为基础的事实推定。如《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7条第(3)项规定“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即使税务机关已经确认了纳税人所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量化事实,亦无法准确地推断出其营业额、所得额等税基的具体金额。因此,将税收核定视为基于数个间接证据对税基的量化事实作出推论的事实推定机制,是值得商榷的。
  基于生产效率等经济规律的约束,在同等的生产条件和环境之下,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所需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大体相当。因此,税务机关可以将这一“典型的事态经过”作为经验法则,对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的状况予以认定。在此过程中这一经验法则已经“不仅仅是评价单个证据证明力的证据”。税务机关不再需要“经过像一般生活经验那样详细地解明就可以认定其存在”,“基于其定型化而不再过多地考虑个案的具体事实状况的事态发展过程”,而是以“典型事态经过”作为经验法则,补充或替代缺失的证据,对税基量化事实做出“大致推定”或“一应推定”。[24]也就是说,税收核定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事实认定机制,如纳税人未尽协力义务而税务机关穷尽各种可能的调查方式后仍存在证据的空白,此项交易将由税务机关依据经验法则判定其以具有相同特征的交易在“统计学上多数”发生的事实状态发生,从而推论出其税基的量化事实。[25]不仅如此,税务机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经验法则一旦建立可以普遍适用于同类案件。[26]因此,税收核定是税务机关“从已被确认的事实事件中推断出依照生活经验通常与之结合的其他事实”,[27]性质上属于事实认定方法上的表见证明,是一种意在降低证明难度的定型化事态经过的认定机制。[28]
  因此,税收核定既是一种降低证明难度的事实认定机制,所形成的核定方式能够普遍适用于同类案件,那么,能否被用以作为反避税的措施,实现反避税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应当进一步予以关注。
  三、计税依据偏低的税收核定的适用:不以协力义务违反为前提?
  (一)计税依据偏低的申报:无协力义务的违反
  按照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税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是针对纳税人申报不实的情形的,第35条第(6)项的适用情形具备与该条(1)-(5)项的共同典型特征,即税收协力义务的违反。这一点在2015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0条关于税收核定的概括性条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该款规定税收核定将在“纳税人未履行信息记录、保管、报告以及配合税务检查等义务”的情况下实施。[29]该条第2款则明确了“申报价格偏低”也属于税收协力义务违反的情形。然而,将对申报偏低的交易价格的修正作为税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是值得怀疑的。将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不实申报认定为避税安排,本身已是对逃漏税与避税的根本混淆。所谓不实申报,包括虚假申报,是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报送虚假的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等,如提供虚假申请、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等,导致税务机关对课税事实的错误认识,或使税务机关掌握课税事实变得困难,目的在于阻碍税务机关对应税事实及其收益情况或营业额的调查与确定。此时,交易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是一致的,无论是根据法律形式还是经济实质确定纳税义务,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只不过纳税人在进行申报时,这一事实的真实状况在纳税申报材料中被隐匿或歪曲,交易的真实状况与其记载状况不符,[30]这是一种以逃避缴纳税款为目的而采取的典型手段。[31]在此情况下,税务机关应当调查确定的是这一被隐匿或歪曲的应税事实的真相。由于被隐匿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并无脱节的问题,也不存在忽视法律形式、探求被隐匿的经济实质的必要。在纳税人不实申报的情况下,包括纳税人因故意或过失申报明显低于实际交易金额的价格,税务机关只须无视纳税人申报材料中记载的虚假信息而根据查明的课税事实的真实状况确定其应纳税额,确保纳税人履行其实际发生的纳税义务。
  然而,从上述“广州德发案”和“新疆瑞成案”中不难看出,纳税人已全面、充分地履行了课税资料提供的义务。纳税人申报材料所宣示的私法形式上的征税客体的金额均是明确、具体的。税务机关本可以据实查账征收。也就是说,纳税人在纳税申报表、会计账簿等课税资料中均诚实地记载了已发生的、真实有效的交易,在申报表中所记载的交易金额即是交易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在合同中予以约定且最终实际支付的价款。但这一价格与其他基于同一商业目的发生的相同或类似的交易相比明显偏低。此种“异常与不合理性”,为保证税收公平,产生是否对此法律形式加以否认的问题。[32]事实上,课税事实是否真实、完全于税收征管程序中公开,被认为是避税行为与逃税行为的重要区别之一。[33]那么,税务机关忽视其交易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将其调整至其他一般或类似的商业活动通常具备的价格水平(经济实质),有利于防止因交易价格明显偏低造成的税基侵蚀,应当认定为一种反避税的措施。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即使《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的适用范围同时包含了不实申报或法律形式滥用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适用的要件事实、功能、目的也有着根本的不同。此种差异更加凸显作为反避税措施的税收核定的特立独行。因申报不实而有税收核定之必要,实际上与第35条第(1)-(5)项相同,均属纳税人协力义务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而致税务机关无法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课税资料进行应税事实的判定,不得不改为税额的估算,并不具有反避税的功能,仅仅是防止偷漏税的措施。只有在第35条第(6)项的第二层含义,即纳税人已进行完全、充分的纳税申报但其据实申报的交易的法律形式存在滥用的情况下税务机关进行的税收核定才可谓其具有反避税的功能。那么,在纳税人已经依照税法规定进行了完全、充分的申报的情况下,能否由税务机关进行税基的核定,即是判定税收核定能否具有反避税功能的关键所在。
  (二)税收核定的适用前提:协力义务的违反
  就税收核定的实施是否以纳税人税收协力义务的违反为前提,学界同样存在一定的争议。不少学者认为,税收核定应当以纳税人不能申报、不申报或申报瑕疵等税收协力义务的违反作为前提。[34]有学者则认为税收核定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核定是指“因事件之性质,必须以间接资料代替直接资料,将租税客体数量化计算为课税基础”,即是否核定取决于应税事实的性质,与纳税人协力义务的履行无关。狭义的税收核定则是指“以纳税人违反税收协力义务为前提,当税务机关无法取得计算纳税人税收客体的相关资料的情况下,不得不改采其他间接证据方法,用以计算纳税人的课税基础”。[35]我国现行立法中采用的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税收核定,并不明确。
  税收核定既为一种表见证明的事实认定方式,一旦适用即意味着税务机关无须借助于具体、实在的外在证据,只需以案件基本事实所呈现的外观为基础进行推理,借助于情理或生活经验而做出应税事实的概括式或选择式的判定。这将大大降低其事实主张的具体化义务,并形成事实上的举证责任的倒置。[36]这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基于税收法定主义而承担应税事实的职权调查显然是相悖的。职权调查主义要求税务机关应当就纳税义务发生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事实认定有关的证据主动进行调查并予以完整的阐明。如不能确定应税事实的存在,即不得擅自予以征税。[37]以税收核定确定税基的相关事实使得税务机关免去繁琐的应税事实的调查,“在与其掌握的信息足够使用相协调的情况下以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解决认知问题”。[38]利用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将征税实践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典型情形,用于替代未提出的证据,推断某一待证事实的实际存在,仅是一种基于经验的事实类推或推测。由于“法律适用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于最后的涵摄阶段,而在于该涵摄阶段的先行评价,即该生活事实具有的特征是否与该构成要件所指称者相符”,[39]税务机关认定的事实及其税法属性和具体金额将直接影响纳税义务的最终确定,对纳税人影响甚巨。在税务机关可以单凭经验类推或推测课税事实的情况下,如不加以约束,极难避免其单凭怀疑即随意征税的结果。
  即使是在采当事人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中,表见证明也仅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一般适用于直接证据缺失或因证明对象的主观性所导致的间接证明常规化而发生证明困难的场合,如过错或因果关系这类包含法律评价因素而难以具体化、难以客观举证证明的情形。[40]然而,课税事实一般为公开的市场交易,并不存在事实认定结构的间接性或主观性的情况,本不应当有表见证明的适用余地,除非发生特定情形导致税务机关对直接证据无法取得而发生证明困难。
  课税事实通常为公开发生的市场交易或经济活动,原则上足以证明这一经济事实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应当是可以取得的。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国家权力与私人生活空间的严格区隔,税务机关并非交易当事人,处于经济活动发生的过程之外。加上各种经济交易每时每刻以不同的形式频繁往复地发生,税务机关要对每一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完全调查、收集并取得证明课税事实的充分、必要的证据,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相反,纳税人为经济活动的一方当事人,这一市场交易活动处于其感知范围内因而熟知事案的发展过程,与应税事实有关的证据亦处于其管领和控制之下,最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事实陈述并提供相应的证据。[41]正因为如此,税法上课以纳税人诸多的税收协力义务,在可期待其陈述事实、提供相应证据的能力范围内协助查明案件事实,以缓解税务机关在课税事实阐明方面的困难。然而,一旦纳税人拒绝或未完全履行,税务机关将重新陷于事实调查的困难。如仍要求税务机关倾力运用各种方法查明应税事实后再征收税款,非但浪费行政资源,且效果不彰。[42]但如税务机关因此种困难无法查明应税事实将产生“疑则有利于纳税人”的后果,纳税人反而将因义务的不履行而获益。[43]这便可能促使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负担职权调查这一事实,以不正当的手段施加妨碍,如故意致证据灭失、隐匿或有其他致税务机关难以提出证据的情形,使其陷入调查困境,以便获取税收优势。这显然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44]在税收核定这一表见证明的事实认定机制之下,以通常、普遍发生的经济生活的典型事态经过形成的经验法则填补因纳税人未履行协力义务而产生的证据空白,税务机关因此得以基于由此形成的证据链条对税基量化事实提出暂时的主张,使纳税人负有一定的反证提出责任,从而减轻税务机关的证明负担。[45]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0条第1款肯定了税收核定的实施应当以纳税人违反税收协力义务为前提。那么,在纳税人已经依照税法的规定充分履行了协力义务,但“申报价格明显偏低”的情况下,如税务机关可以进行税收核定,即意味着此时尽管存在足以证明应税事实的发生及其真实金额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税务机关亦可以完全予以无视,而依凭自身掌握的有限证据和经验进行税基金额的事实推断。核定结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可见一斑,对纳税人极可能产生“税额惩罚”的结果。一方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7条规定的税收核定方法并无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不同的方法核定的数额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选择哪一种方法进行核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由于税务机关以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为由进行核定,核定的结果必然远远高于纳税人申报的金额。在国库保护和部门利益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31515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