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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美国联邦法律对公务人员受贿犯罪的“多点打击”及启示
【英文标题】 The Bribery Crime in the Feder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sights
【作者】 于佳佳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贿赂;非法馈赠;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英文关键词】 Bribery; Illegal Gratuity; Fulfilling the Official Duty for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Making Use of the Official Authority or Status
【文章编码】 2095-7076(2018)01-0105-1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9563/j.cnki.sdfx.2018.01.011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105
【摘要】 在美国联邦法律中,以《公务人员贿赂和非法馈赠法》和《项目经费贿赂法》两部针对贿赂犯罪的联邦专项法律为核心,由《邮件诈骗法》《霍布斯法》《交通法》和《黑社会浸透和腐败组织规制法》四部联邦法律作配合,形成了对公务人员受贿犯罪的多点打击体系。这一体系表明,美国联邦刑法对公务人员受贿的介入程度之高,起刑点之低,且不限于“权钱交换”,任何沾染了公务人员职务色彩的收受好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起诉、处罚的对象。对此体系的了解,有助于我国全方位、更加准确地理解公务人员受贿行为的本质以及刑法对此的打击点之所在。
【英文摘要】 In the feder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federal bribery statutes— the Official Bribery & Gratuity Statute and the Program Bribery Statute, there are several special statutes— Mail Fraud Act, Hobbs Act, Traffic Act and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which are not enacted as the bribery statutes but are used for the same purpose. Both taking bribery where “quid pro quo” should be proved, and illegally taking gratuity where the nexus of the gratuity and the official duty should be proved, are criminalized. In addition, taking bribery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criminal coerce under the color of official right.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American federal law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bribery crime and the basis of its criminal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680    
  一、导论
  在人类历史上,贿赂并非一开始就被禁止。贿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追溯到古代近东(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五百年)。在当时的社会中,拜会有权威的陌生人时,人人都会奉上见面礼,一是不至于失敬,二是为了获得回报。见面礼就是贿赂的最原始形态,贿赂的目的是“互惠”。在古代埃及(公元前四千年—),当事人在法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时给法官送礼,也很常见。[1]
  禁止公务人员受贿的道德基础是,在国家的司法、立法、行政等公共服务领域内不适用互惠原则,法官、国会议员、行政官员(统称为公务人员)等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得出售。此道德基础直到古罗马时代才借基督教教义形成。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西蒙·马格斯想用钱向耶稣门徒购买圣灵,却遭到斥责(New Testament, Acts 8:9-24)。圣灵即上帝的恩宠,不可出售。到11世纪欧洲的文化启蒙时代,上述观念进一步发展为:上帝为审判者,圣灵即为正义,如同在教会中不得出售圣灵,在法庭上也不得出售正义。这种观点通过但丁和莎士比亚等的文学作品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广为传播。[2]
  在法律层面上,直到17世纪之后,英国的普通法中才开始出现贿赂的刑事案件,最早成为处罚对象的只是受贿的法官,此后才逐渐扩大到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英国,首例受贿刑事案件是高等法院在1621年对弗朗西斯·培根的处罚。培根作为法官每年从衡平法院的诉讼关系人处获得的金钱高达12000到16000磅,以受贿罪被判处罚金四万英镑,并被监禁于伦敦塔内。到18世纪,沃伦·黑斯廷斯在担任驻印度孟加拉总督期间因受贿被起诉,这成为英国首例起诉受贿行政官员的案件。[3]
  美国承继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在19世纪初,零星出现了法官受贿的刑事案件。[4]国会在《1790年反美犯罪处罚法》中只规定了法官受贿的罚则,[5]在《1825年犯罪法》中增设了“在职务色彩下勒索的犯罪”(the crime of extortion under color of office),适用于总统根据《宪法》提名的政府官员据其职位受贿的案件。[6]在1853年的立法中首次把国会议员的受贿规定为犯罪,但这部法律实际上未被实施。[7]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莫比利埃信托公司行贿国会议员的政客腐败丑闻中,拥有批准政府补助金权限的国会议员并没有因为接受该公司预售或赠送的股份而受到处罚。
  在美国,刑法真正全面介入到公务人员受贿领域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后。特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不仅是联邦公务人员的收受贿赂,州和地方公务人员的收受贿赂也成为联邦检察官的执法对象,刑事案件数量明显增加。法律依据不仅包括《公务人员贿赂和非法馈赠法》和《项目经费贿赂法》两部针对贿赂犯罪的联邦专项法律,而且包括《邮件诈骗法》《霍布斯法》《交通法》和《黑社会浸透和腐败组织规制法》四部非以打击贿赂犯罪为目的制定却也被用于此目的的法律。检察官创造性地解释法条的文意,使公务人员受贿行为也纳入到了后四部法律的规制范畴之内,从而构筑起联邦法律对公务人员受贿犯罪的多点打击体系。[8]
  二、惩处公务人员受贿行为的联邦专项法律
  联邦专项法律有两部,分别是国会于1962年颁布的《公务人员贿赂和非法馈赠法》(Official Briberyand Gratuity Statute)和1984年颁布的《项目经费贿赂法》(Program Bribery Statute)。
  (一)《公务人员贿赂和非法馈赠法》
  这部法律将公务人员的受贿犯罪区分为“收受狭义贿赂(Bribery)的犯罪”和“收受非法馈赠(Gratuity)的犯罪”两类。前者是指,腐败了的公务人员或当选的公务人员为自己或为其他个人和实体,直接或间接要求、索取、收受、接受、同意收受或接受有价物,作为回报,在此影响下实施公务行为,或者在此影响下实施、帮助实施、共谋实施、允许实施对国家的欺诈或者为实施上述欺诈提供机会,或者在此诱导下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反公务人员的公职义务。法定刑上限是有期徒刑15年。[9]后者是指,公务人员、前公务人员、当选的公务人员为自己直接或间接要求、索取、收受、接受、同意收受或接受有价物,为了或因为已经实施或将要实施的公务行为。法定刑上限是有期徒刑2年。[10]

┌─────┬──────────────────────┬────────┐
│构成要素 │收受狭义贿赂的犯罪             │收受非法馈赠的犯│
│     │                      │罪       │
├─────┼──────────────────────┴────────┤
│行为要素 │直接或间接要求、索取、收受、接受、同意收受或接受有价物    │
├─────┼──────────────────────┬────────┤
│主观故意 │作为回报,在贿赂的影响下实施公务行为,或者在│为了或因为已经实│
│     │此影响下实施、帮助实施、共谋实施、允许实施对│施或将要实施的公│
│     │国家的欺诈或者为实施上述欺诈提供机会,或者在│务行为。    │
│     │此诱导下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反公务人员的公│        │
│     │职义务                   │        │
├─────┼──────────────────────┼────────┤
│主体   │公务人员、当选的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前公务│
│     │                      │人员、当选的公务│
│     │                      │人员      │
├─────┼──────────────────────┼────────┤
│获益者  │为自己或其他个人和实体           │为自己     │
├─────┼──────────────────────┼────────┤
│犯罪的性质│腐败                    │—       │
├─────┼──────────────────────┼────────┤
│法定刑上限│15年有期徒刑                │2年有期徒刑   │
└─────┴──────────────────────┴────────┘

  两个犯罪的构成要素中,行为要素是共通的,即直接或间接要求、索取、收受、接受、同意收受或接受有价物。两个犯罪的构成要素中除了主体、获益者、犯罪的性质不同外,最本质的不同在于主观故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Brewster(1972)案的判决中围绕主观故意对两种犯罪的区别作出了清楚的说明。收受狭义贿赂的相关规定以“作为回报,在贿赂的影响下”等措辞表明了一个罪责程度更高的主观故意,这是一个“明确的权钱交换”(explicit quid pro quo)[11]的故意,即明确同意以实施公务行为来交换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贿赂发挥的作用应是,提升了公务人员实施公务行为的积极性,或让公务人员去实施一个本来不会实施的公务行为。与此相对,收受非法馈赠的犯罪不要求上述故意。虽然非法馈赠也源于公务行为,但是,不同在于,即使没有收受非法馈赠,公务人员本来也可能会去实施公务行为或履行公职义务。[12]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在收受狭义贿赂的案件中不仅要求“权钱交换”的故意,而且要求公务人员对权钱交换“明确”表示同意。反对此立场的学者提出两个理由:一是不能基于对法条的解释要求必须证明“明确”表示同意。法条的规定仅是“在贿赂的影响下”,只要求公务人员会受到贿赂的影响,不要求公务人员对行贿者之所求表明同意;二是在贿赂案件中几乎任何形式的同意都是秘密达成的,难以被证明。后者是更为重要的理由。[13]
  收受非法馈赠的情况下,公务人员只是收受了“无权”得到的馈赠,主观上没有拿公务与之“交换”的故意,在从事公务时也不必然受馈赠的影响,只是公务人员的职务一般性地给予他人行贿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相比收受狭义贿赂,收受非法馈赠的罪责程度要低得多,这一点从法定刑上限的差别中可以看出。收受非法馈赠的罪责程度虽然低但也值得处罚,其根据在于,收受非法馈赠虽然不至于让公务人员腐败,但也仍然对其公务廉洁性产生了潜在影响。正如美国联邦法院指出的那样,即使非法馈赠的提供者和收受者都意不在腐败,但由来于公职的支付或礼物可能让收受者有意无意地给行贿者提供更为优惠的待遇,给其合理判断蒙上一层疑云,因此,刑法的介入仍有必要。[14]
  与收受狭义贿赂和收受非法馈赠相对,国会议员收受竞选捐赠不构成犯罪。一方面,竞选捐赠的出资人毕竟是因为当选的公务人员可能会支持自己所为或欲为之事才慷慨解囊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是美国政治竞选中必要的筹募资金行为。[15]如果只要收受捐赠就构成犯罪,会导致收受竞选捐赠行为的过度犯罪化,因此,有必要划清收受非法馈赠和收受竞选捐赠之间的界线。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Sun-Diamond Growers of California(1999)案的判决中指出,收受非法馈赠者主观上应该“与公务行为之间有关联(nexus),但尚不是权钱交换”。为了证明“关联”的存在,检察官必须证明,公务人员收受好处与某一特定的“公务行为”之间有关联,对方提供好处由来于此公务行为。[16]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区分国会议员之外的其他公务人员收受非法馈赠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收受礼品行为。[17]
  (二)《项目经费贿赂法》
  根据这部法律,当某政府部门在一年内获得了一个联邦项目,并因此获得了超过一万美元的项目经费(包括合同、补贴、贷款、担保、保险以及其他形式的联邦资助)时,腐败了的部门职员为利益而索取、要求,或接受、同意接受他人的任何有价物,并且主观上受此影响或以此为报酬与该部门从事的五千美元以上商务交易等事务之间发生联系即构成犯罪,法定刑的上限是10年有期徒刑。[18]因为关涉联邦资金,所以这是联邦犯罪,在联邦检察官的起诉管辖范围内。这是第一部“直接”适用于惩处州和地方公务人员受贿行为的法律(后文介绍的其他法律是通过联邦检察官的创造性解释才得以适用的)。
  除了收受狭义贿赂外,收受非法馈赠是否也是处罚对象取决于对主观故意的解释。法条规定的是“受此影响或以此为报酬”,联邦法院倾向于将上述规定拆分成两种情况:在“受此影响”的情况下,要求“权钱交换”的故意以及受贿赂影响的现实意图,对应的是收受狭义贿赂;[19]在“以此为报酬”的情况下,是否对应的是收受非法馈赠,联邦各巡回法院的态度不统一,其中有力的观点是,“以此为报酬”中包含了收受非法馈赠所体现的较轻罪责。根据这种观点,在后一情况下,收受非法馈赠也是处罚对象。[20]
  三、惩处公务人员受贿行为的其他联邦法律
  以下四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是,惩处以盗窃、欺骗、抢劫、敲诈或勒索等传统方式控制他人财产的侵害财产犯罪。然而,联邦检察官通过巧妙地解释“欺骗”和“勒索”两个概念,将公务人员以其身份或地位从他人处收受好处的行为也纳入到了四部法律的规制范畴之内。
  (一)《邮件诈骗法》
  《邮件诈骗法》(Mail Fraud Act)颁布于1872年,用于处罚使用邮件进行诈骗、获取他人钱财的行为。根据该法,为了设计用于欺骗的方案或伎俩,或为了进行虚假或欺骗性伪装、表达或承诺,使用邮件,获得金钱或财产的行为构成犯罪。[21]
  这部法律是否适用于公务人员的受贿犯罪取决于如何解释“用于欺骗的方案”。在传统的解释中,围绕“骗”这一要素,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人以侵害被害人财产权利的意图设计了一个用于欺骗的方案。而受贿的公务人员并不想剥夺行贿人现有的财产权利,只是想从他那里获得好处。如果坚持这种解释,就难以把收受贿赂作为诈骗犯罪来惩处。
  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法院开始承认,利用邮件骗取他人“无形财产”的行为也符合该法的规定。
  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Rowe(1932)案件中,Learned Hand法官认为,当告诉一个人他会获得相等价值的交换利益,以此诱使其与自己的财产分离时,说这个人被骗取了财产并不过分。法院不可能用一杆秤来衡量被害人的损失,但交出自己财产的被害人的确犯下了一个错误,并因此失去讨价还价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成交价合理,或者交易结果可以接受,但诈骗犯罪仍然成立。[22]法院认为,“讨价还价的机会”虽是无形利益,但也受法律保护。20世纪40年代之后,联邦法院开始把“公众拥有政府的诚实服务”也解释为一种可以通过欺骗方案剥夺的无形权利。[23]在新的解释中,市民有权利享有政府提供的廉洁和忠诚的服务(faithful and loyal services),受贿就是一个欺骗方案,公务人员以从事不诚实的行为来欺骗公众,让公众失去“政府提供的廉洁和忠诚的服务”这一无形权利。United States v. States(1973)案是首例基于新解释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24]此后,《邮件诈骗法》在打击州和地方公务人员受贿中开始真正发挥作用。[25]John C. Coffee教授对此的评价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无形权利原则”像一朵外来的花一样以燎原之势迅速地在法律的领地上遍地绽放。[26]
  然而,让这一发展趋势陡然发生转变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对McNally v. United States(1987)案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该对《邮件诈骗法》的条文进行严格解释,“把这部法律的适用限定于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如果国会认为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此,就必须通过立法给予更为清楚的说明。”[27]这一判决有可能让今后的法官在适用这部法律处罚公务人员受贿时采用严格的审查标准,甚至可能将此类案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为了回应这个问题,国会马上在1988年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适用《邮件诈骗法》时,“用于诈骗的方案”中也包括“用于剥夺他人拥有诚实服务这一无形权利的方案”。这一规定就是《诚实服务诈骗法》(The Honest Services Fraud Statute)[28],也被称为“McNally fix”,将《邮件诈骗法》在公务人员受贿案件中的适用恢复到了McNally案判决之前的状态。
  最近围绕该法争论的问题是,这部法律是否适用于收受非法馈赠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在Skilling v. United States(2010)案件的判决中仅指出,这部法律只适用于“贿赂和回扣”[29]。回扣是指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提供的金钱、费用、手续费、信贷、礼物、馈赠、有价物、任何形式的补贴。[30]在此后的判决中,对于非法馈赠是否应该包含在回扣之中,不同法院的态度不同,至今还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对立。[31]
  (二)《霍布斯法》
  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34年反敲诈法》(Anti-Racketeering Act of 1934),国会在1946年修改此法,重新颁布的法律以国会议员萨姆·霍布斯的名字命名,即现行的《霍布斯法》(Hobbs Act)。这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是惩处以抢劫或勒索等手段非法获得金钱或财产的行为。勒索是指以武力、暴力诱使,或以胁迫诱使,或以公权色彩(under color of official right)诱使他人表示同意,基于其同意获得财产。[32]
  这部法律是否适用于公务人员受贿案件取决于如何理解“勒索”。在传统的解释中,贿赂和勒索是两类相互排斥的犯罪,前者的本质是自愿提供有价物来影响公务行为,后者的本质是受强制或非自愿提供有价物。以不交出钱就会有经济损失为由进行威胁时,也属于让他人进行非自愿性支付,但是,这里的经济损失限于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如果他人进行支付是为了保护其将来的合同利益,就不存在强制因素。[33]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下,检察官很难证明在公权色彩诱使下的支付中存在着强制因素。
  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根据联邦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Kenny(1972)案判决中的新解释,公务人员不当获取对于他或他的职务而言非预期的金钱就属于“在公权色彩下的勒索”,无论这种获取是否通过武力、暴力或胁迫等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手段来实现。新解释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公务人员的职务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强制性。[34]根据新解释,《霍布斯法》中的勒索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传统的强制手段实施的勒索;另一类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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