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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的审理路径
【作者】 喻海松【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环境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8【页码】 1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033    
  环境资源犯罪包括环境污染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犯罪两大类别。本期刊登的彭廷华污染环境案就属于环境污染犯罪的范畴,具体而言属于其中的污染环境罪;而尹宝山等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和何建强等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则属于破坏自然资源犯罪的范畴,具体而言属于其中的破坏动物资源犯罪。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专业性较强,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故该类案件的审理面临不少难题。笔者拟以上述三篇案例为基础,对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审理的相关问题谈谈粗浅认识。
  一、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审理的政策把握
  近几十年来,各国都十分重视刑法对环境的保护作用,加大适用刑法惩治相关犯罪的力度。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一改以往环境立法多以罚款等行政和民事手段制裁违法行为的做法,高度重视刑事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在1976年资源回收法、1977年清洁水法等一系列环境法律中将更多环境污染行为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1]同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开始重视刑法在惩治公害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先后制定和修改了多部与公害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制定了全世界第一部惩治公害犯罪的单行刑法一: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创立了因果关系的推定、自然人与法人双罚制等制度。[2]我国亦不例外。1997年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设有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是我国刑法对违反环境保护法的犯罪行为的集中规定,既包括环境污染犯罪,又包括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除此之外,刑法分则其他章节也有关于环境资源犯罪的零散规定。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问题凸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资源破坏事件层出不穷,环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和环境资源犯罪的态势,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而不能片面理解刑法的谦抑原则。实际上,刑法的谦抑并不意味着刑法的惰性,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环境问题,须充分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作用。刑法在环境治理中应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并非简单的谦抑性的问题,而是惩治环境资源犯罪应当如何进行政策考量的问题。实现刑法对环境资源犯罪的有效规制,促进刑法在环境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与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并不矛盾,刑法的谦抑不等于刑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无为。相反,刑法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治理环境问题刑法责无旁贷。特别是在环境问题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刑罚的积极适用防止持续恶化,为系统治理奠定基础,是各国的通例。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持续加大了对公害犯罪的惩治力度,公害案犯的逮捕数由1971年的482人上升至1979年的5855人。而且,1979年,日本警察机关也针对公害犯罪开展专项行动,如“为保护濑户内海的蔚蓝色而战”“清流作战”“为广泛消除工业废弃物而战”,并将7月作为打击公害犯罪月。[3]当然,环境刑法的积极作为不意味着刑法的万能,刑法在环境治理中虽然作用明显,但只能治标,尚难治本。环境问题的解决,根子上要靠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要靠环境经济政策,要靠环境领域深化改革。特别是,运用刑法治理环境问题切不可一打了之、一味从重,要注意疏堵结合,既要靠刑法惩治实现“堵”,更要靠经济、行政等手段实现“疏”。
  适应当前环境资源犯罪的态势,采取妥当的刑事政策,以有效防范和控制环境资源犯罪,是必然选择。当前,党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司法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最高司法机关的有关文件明确将环境资源犯罪列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中“严”的对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6〕12号)提出:“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惩治和教育功能。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注重惩治和预防相结合,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从严惩处破坏环境资源造成严重后果以及主观恶性大的犯罪行为,有效威慑潜在的污染行为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防范和减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犯罪的发生。依法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环境保护监管活动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犯罪行为,督促环境监管人员积极履行监管职责。”据此,对于环境资源犯罪,当前的整体刑事政策应当是从严惩治。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对环境资源犯罪均不考虑具体情况一律从重,仍然应当区分情况,突出惩治重点,以求实现有力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目的。
  本期刊登的三篇环境资源犯罪案例,彰显了严厉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基本立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以来,环境污染犯罪特别是其中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上升十分明显。综观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的情况,适用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案件数(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污染环境罪),可以说经历了从一位数逐步迈向四位数的发展历程,惩治力度不断提升。大体而言,2006年之前,相关案件数不超过10件,可以称之为一位数;2007-2012年,相关案件数基本徘徊在20件左右,可以称之为两位数;2013年,相关案件数达到104件,首次达到三位数;2014年,相关案件数达到988件,逼近四位数;2015年,相关案件数达到1691件,达到四位数;2016年,相关案件数达到1886件,继续保持四位数。[4]就彭廷华污染环境案而言,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彭廷华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彰显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特别是污染环境罪的惩治。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案件是环境资源犯罪的主要构成部分,例如,北京法院近10年来(2006-2015年)审理涉及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案件592件,破坏自然资源刑事案件占比91.1%,[5]且通常集中在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何建强等非法杀害、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和尹宝山等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彰显了对破坏自然资源犯罪的惩治。前者以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各被告人相应刑罚,其中判处何建强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钟德军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方建华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李强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00元。后者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各被告人相应刑罚,其中判处尹宝山有期徒刑2年3个月;而且,在判处刑罚的同时,判决各被告人放流中国对虾苗,修复被其破坏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说,上述三个案件正是当前环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的集中体现,是刑法保障环境公共利益和保护人民群众环境利益的具体实践。
  二、危险废物的数量认定
  危险废物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危害特性,利用或处置不当会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各国对危险废物实行全过程管理,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管理体系。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危险废物数量激增,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较多,环境风险增高,对环境甚至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形势异常严峻,亟须加以规制。为了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刑事惩治力度,促进危险废物的规范处理,《2013年解释》第1条第2项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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