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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驾驶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构成危险驾驶罪
【作者】 汤媛媛【作者单位】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4【页码】 18
【摘要】 行为人驾驶幼儿园校车严重超载构成危险驾驶罪;幼儿园法人代表、园长作为校车的所有人与管理人,对校车超载负有直接责任,亦构成危险驾驶罪。
  案号一审:(2017)赣0702刑初350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561    
  【案情】
  公诉机关: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日福、杨保真、彭大金。
  被告人吴日福、杨保真、彭大金分别为晨光海欣幼儿园的实际所有人、园长和司机。吴日福将其个人所有的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核载7人)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情况下,交给无校车驾驶资格的彭大金从事该幼儿园校车业务。杨保真安排、制定单程接送28名学生名单,并安排教师轮流跟车接送学生。
  自2017年9月15日至10月10日,彭大金长期驾驶该小型普通客车超载接送学生往返于幼儿园与沙石镇龙埠村等地。期间,杨保真、彭大金数次向吴日福提出该车超载情况,吴日福未有效整改,该车继续超载接送学生。2017年10月10日,彭大金驾驶该小型普通客车搭载37人(含司机、幼师各1名及幼儿园学生35名),被交警查获。
  【审判】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吴日福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被告人杨保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彭大金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评析】
  一、危险驾驶罪中从事的校车业务是否包括幼儿园校车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纳入了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罪中的从事校车业务是否包括从事幼儿园校车业务。对此存在两种意见:
  1.否定说认为,对校车的解释应当借助行政法规的概念界定。2012年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的校车,是指依照本条例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该规定明确将接送学龄前幼儿、高中及大学学生上下学的车辆排除在校车之外,因此,对从事幼儿园校车业务严重超员超速的行为定危险驾驶罪,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2.肯定说认为,对危险驾驶罪中的校车可以作出独立于行政法规的解释,幼儿园、高中、大学校车严重超员超速运输的,均可构成危险驾驶罪。
  笔者赞成肯定说,理由如下:
  第一,将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超速驾驶纳入危险驾驶罪,符合道路运输公共安全保护的实践需要。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罪名,它体现了风险社会中刑法对道路交通秩序安全法益的一种提前保护。近年来,校车或客运超员、超速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频发,产生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后果。据统计,2011年至2014年,全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存在营运客车超员的事故84起,死亡278人,受伤962人。其中,幼儿园校车超员驾驶导致的重大伤亡事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如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一辆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核载9人,实载64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驾驶人、1名幼儿园教师和18名幼儿园学生死亡,44名幼儿园学生受伤。由此,对“双超型”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刑事惩治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作了完善修改,增设了超员超速型及运输危险化学品型两种危险驾驶行为类型,并将犯罪主体扩大到校车驾驶人、管理人和所有人。该立法对于打击校车严重超员超速运输,防止其进一步转化为严重交通事故,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刑法规范的解释兼具从属性和独立性,危险驾驶罪中的校车并不必须按照《条例》解释。刑法的保障法性质决定了它规制的是严重违反其他法律规范的行为,因而,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存在大量共同的概念术语。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和精细化,刑法解释对其他法律规范的倚赖进一步强化,尤其是法定犯中大量存在的专业术语和空白罪状,需借助其他部门法律法规中专业术语、概念的含义来确定。如刑法明确规定了假药、劣药、内幕信息、关系人、道路、机动车、毒品等概念,须参照相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些行政管理法领域的专业概念已通过刑法中的指引性规定成为刑法的一部分,法官不得拒绝适用,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即使刑法未明确规定必须参照其他法律法规的概念,如货币、醉酒、商业秘密等,也应当借助其他法领域的界定。但同时,刑法也具有独立于其他部门法的规范目的、调整范围和手段。德国学者耶赛克、魏根特指出:“刑法对其他法领域及其概念构成的依赖性,并不能认为是一种通例……刑法中的概念均必须依据相关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来设定。”[1]如刑法上的重婚、占有、财产、信用卡等概念与民法和行政法并不完全相同,构成了刑法领域的专有概念。以重婚来论,自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事实婚姻无效后,民法上的重婚仅指前后婚均为法律婚的情形,但刑法为了保护一夫一妻的社会管理秩序,将前后婚两者或其中之一为事实婚的情形也界定为重婚。在根据其他法领域的专业概念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时,应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在不超出语言含义范围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汽车与拖拉机进行了行政法上的区分,二者的监管部门分别为交管部门和农机监管部门,但拖拉机与汽车的区别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的”,应对汽车扩张解释为包括拖拉机。[2]同样,在“双超型”危险驾驶罪中,《条例》仅为危险驾驶罪提供了解释参考,而不能取代刑法上的解释。
  第三,按照《条例》界定危险驾驶罪中的校车不符合刑法规范目的,将导致不合理的解释结论。《条例》第二条明确了校车的三个条件,即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上下学、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显然,此处的校车是规范管理意义上的,而非实际运营中的校车。实践中恰恰存在大量未取得校车运营许可、未达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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