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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使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作者】 王利明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分类】 民商法学【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人格权编;独立成编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3
【摘要】 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保护人格权的精神,应使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在民法典编纂中,通过“简单列举人格权类型+侵权责任方式”不能有效保护人格权,而已经颁布的《民法总则》虽然对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十分简略,必须通过人格权编加以细化。侵权责任编中集中规定人格权也难以有效保护人格权,且可能导致体系违反的现象,并不符合科学立法的精神。因此,只有使人格权独立成编,才有利于完善民法典的体系,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615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具有重要意义。“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实际上就是将人格权的保护作为保障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突出了人格权保护的重要价值,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权利的尊崇,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1]。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曾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2]。由于人格权保护是实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内容,所以保护人格权不仅是编纂一部具有科学性、人民性的民法典的基本任务,也是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保障人民幸福生活所应尽的基本职责。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强化人格权保护,不仅是民法学界,也是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究竟应当在民法典中采用何种立法体例和编纂模式来实现,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关于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体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将人格权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二是将人格权规定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三是将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笔者认为,应当使人格权在未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
  一、“简单列举人格权类型+侵权责任方式”不能有效保护人格权
  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人格权属于防御性权利,主要受侵权法保护,因此,只要在总则中集中列举人格权的类型,再辅之以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即可有效保护人格权。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简单列举人格权类型+侵权责任方式”的立法模式来保护人格权。笔者不赞同这种主张。
  从人格权的性质来看,其并非纯粹防御性的权利,许多人格权都具有积极利用的权能。一方面,现代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肯定了某些人格权具有积极利用权能,如权利人可以对其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等进行商业化利用。[3]从立法层面看,我国《民法通则》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该条实际上是肯定了肖像权的商业化利用。同时,《民法通则》99条规定:“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该条也对名称权的利用规则作出了规定。这些立法经验都应当在我国民法典中继续予以保留。因此,将人格权简单界定为消极防御性的权利并不符合一些人格权的性质,也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信息的收集、“黑名单”设置、信用记录的收集等现象的出现,信息失真、记载错误等也给相关当事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活动带来了不良影响。[4]如果行为人在有关的媒体和网上发表毁损他人名誉的言论,受害人也有权在该媒体和网站作出回应,澄清事实,相关媒体和网站有义务予以刊载,此种权利称为回应权。从比较法上看,法国、瑞士等国家明确规定了受害人的回应权[5]。在行使该权利的情形下,即便行为人没有构成侵权,也应当强化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赋予其请求相关主体对信息进行补充、更正、修改以及回应等积极权能,而不能仅在构成侵权时才对其进行救济。比较法上,普遍认为对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目的旨在保护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自决[6]。个人对与其人格利益有关的事务,也享有决定权。[7]此种自决就包含了对个人信息的利用等自主决定。还要看到,除个人信息外,个人对其身体组成部分进行合法捐赠,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法律也不禁止。这是人格权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人格权实践的发展说明了其并非仅具有消极防御效力,部分人格权也具有积极利用的权能。
  人格权的内容和效力也是极为丰富的,简单列举人格权的类型并配合侵权法规范,根本无法充分保护人格权。以隐私权为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隐私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发现有上万份裁判案例(检索时间截止至2018年2月5日),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隐私权的内容多种多样(参见下图):如私生活秘密、通讯安全、个人财务隐私安全、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住宅隐私的保护、公共场所隐私的保护、公众人物隐私的保护和限制、偷窥他人个人隐私、隐私权的合理限制、隐私权和舆论监督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互联网、微博、微信等现代科技发展与隐私的保护等内容均需要在法律上加以规定,从而为裁判提供明确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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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 │私人生活│物理空间上的安│非法侵入私宅                     │
│    │安宁  │宁      │                           │
│    │    │       ├───────────────────────────┤
│    │    │       │非法搜查他人背包、衣橱                │
│    │    │       ├───────────────────────────┤
│    │    │       │在更衣室、洗手间偷窥他人更衣、洗澡          │
│    │    ├───────┼───────────────────────────┤
│    │    │精神空间上的安│电话推销、短信骚扰                  │
│    │    │宁      │                           │
│    │    │       ├───────────────────────────┤
│    │    │       │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监视他人             │
├────┼────┼───────┼───────────────────────────┤
│隐私权 │个人私密│个人身体私密 │擅自公开、利用他人的肖像或性感写真、裸体图像     │
│    │    │       ├───────────────────────────┤
│    │    │       │非法调查、知悉或散布他人身体状况,如病史、健康检查资料│
│    │    │       │、医疗信息、                     │
│    │    │       │DNA信息                        │
│    │    ├───────┼───────────────────────────┤
│    │    │生活私密   │偷拍、摄录、监视他人日常生活,或调查他人日程安排   │
│    │    │       ├───────────────────────────┤
│    │    │       │侵害他人通讯自由,窃听、偷录他人通话,偷窥、收集、散布│
│    │    │       │他人通话记录、信息内容                │
│    │    │       ├───────────────────────────┤
│    │    │       │擅自公开他人婚恋、婚育问题,如在网上披露他人“婚外情”│
│    │    │       │、夫妻关系破裂、亲子关系恶化             │
│    │    ├───────┼───────────────────────────┤
│    │    │个人身份、财务│非法调查、搜集、公开他人身份、工作、住址等信息,如“人│
│    │    │信息[8]    │肉搜索”他人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甚至在网上公开他人电│
│    │    │       │话、家庭住址、通话记录和信息内容           │
│    │    │       ├───────────────────────────┤
│    │    │       │非法知悉、获取、刺探、公开他人财务状况,如他人银行存款│
│    │    │       │、银行账号、税务信息、债务信息            │
└────┴────┴───────┴───────────────────────────┘

  从上述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看出,隐私权的类型、内容、权利行使规则、权利冲突规则等十分复杂,显然是侵权责任编所难以涵盖的。除隐私权外,其他人格权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名称权等人格权的内容、效力、权利冲突规则等,也十分复杂。例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名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搜到175,664份民事裁判文书(检索时间截止至2018年2月27日)。如此复杂的人格权规则显然是侵权责任编所难以涵盖的。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有效总结人格权保护的实践经验,在《民法总则》的基础上,以独立的人格权编对人格权的规则作出细化规定,以更好地促使人格权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社会在大大提升人类对客观世界掌控能力、为人类带来极大福祉的同时,也对人的主体地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例如,器官买卖、代孕、克隆、个人信息贩卖、网络偷拍直播、人脸识别技术滥用,出现了所谓的“主体客体化”风险[9]。隐私权案件的大幅增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互联网和各种高科技的发明,都给人类带来一个共同的副作用,这就是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威胁。有美国学者将今天的隐私权称之为“零隐权”(zero privicy),并认为21世纪法律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就是对个人隐私的威胁,例如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卫星定位、 cookie技术的跟踪浏览等等都使得现代人的隐私暴露无遗[10]。这就需要21世纪的民法与时俱进,回应现代社会最需要解决的人格权保护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民法典中使人格权独立成编,为人格权的保护留下足够的空间,对人格权进行全面保护。
  有人认为,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自然权利,法律规定得过于明确反而会限制其发展。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值得商榷。人格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人格利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隐私、个人信息只是在20世纪之后才逐渐成为权利,这说明人格权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声音、网络隐私、基因隐私等会成为日益重要的人格利益,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独立的权利。因此,人格权必须保持开放性。事实上,某些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虽具有一定的自然性,但它并非自然权利。有些人格权是需要通
  过法律确认才能享有的权利。例如,个人信息等都属于此类权利。即使是自然权利,也需要借助于法律的规定。法律的规定并非会限制人格权的发展,反而会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其发展。物权也是一种自然权利,但其必须借助于法律的规定才能定分止争并不断发展,人格权同样如此。
  欧密拉指出:“法律欲不变成一潭死水,而欲活生生地在司法判决的过程上,正确地、合理地解决人类现实生活上永无止境的纷争,最重要的前提,它必须能配合和适应人类各种不同的需要。”[11]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侵害人格权的纠纷,这就需要人格权保护规则不断发展,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对各项人格权进行抽象规定。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大量的侵害人格权的现象。例如,我国近几年出现的“艳照门事件”,网络谣言、人肉搜索、披露隐私、信息泄露、广告垃圾,以及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现象等,亟需法律作出规范。最近发生的脸书(facebook)将5000多万网民的信息泄露给英国的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公司,以及我国实践中出现的“大数据杀熟”问题,都表明保护个人隐私自决的重要性。实践的发展为人格权法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人格权法的发展也有助于规范此类现象。如果在人格权方面立法缺位,就会使法官自己创设一些人格权,如生育权、贞操权、亲吻权、祭奠权等,造成司法的不统一;人格权独立成编就是要留下足够空间给人格权发展。当然,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保持人格权的足够开放性(如设置一般人格权)。尤其是对人格权的保护,并不能限于法律已经列举的类型。对于人格权编规定以外的人格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已经具有极度的复杂性,主张通过“简单列举人格权类型+侵权责任方式”的立法模式来保护人格权,实际上就意味着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足以保护人格权,这显然不能满足民众的期待,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民法总则编中集中规定人格权难以有效保护人格权
  从《民法总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来看,明确规定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并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人格权。该法第109条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弥补了《民法通则》具体列举人格权类型的不足,为各项人格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110条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等权利,以及法人、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权利,尤其是第一次规定了身体权、隐私权等权利,从而弥补了《民法通则》具体列举人格权的不足;该法111条第一次从民事基本法的层面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上述规定充分彰显了《民法总则》保护人格权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对于全面推进人格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这三个条款实际上构建了我国未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内在体系,即由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所组成的完整的人格权益体系。但是,相对于现实社会需要,上述三个条款显得过于原则抽象,未能彰显全面保护人格权益的立法目的。《民法总则》对人格权采取简单列举的方式对人格权作出集中规定,其本意即是为了在民法典分则中对上述规则予以细化,[12]如果认为《民法总则》已经足以保护人格权,而不需要在分则中作出细化规定,显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民法总则》刚刚颁行,如果寄希望于对《民法总则》进行修订,对其内容做大幅度调整,增加人格权的内容,对体系也重构,则难以实现。因为如果此时就对2017年10月1日才施行的《民法总则》的内容进行大的调整,就会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影响立法者的权威性。[13]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即便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可以对《民法总则》进行大规模的修订,也不宜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全面规定人格权,因为存在如下立法上的难题:
  第一,此种做法有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事立法的传统。法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民法典编纂应当尊重我国既有的民事立法传统,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从我国《民法通则》以来的民事立法传统来看,我国民事立法并没有将人格权规定在民事主体制度中的习惯。《民法通则》以专章的形式规定民事权利,并以专节的形式规定了人身权,其中主要是人格权,而没有在民事主体部分规定人格权。《民法总则》同样是在“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人格权。可见,我国民事立法历来将人格权规定为一项具体权利,而没有在民法总则主体制度中对其作出规定。这种制度安排也符合民事主体制度与人格权制度的关系,事实上,民事主体在社会交往中将会与他人形成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是主体制度难以涵盖的,人格(主体资格)作为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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