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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回顾与展望:中国民法立法四十年
【作者】 王利明【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经验;民法典【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34
【摘要】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认为四十年来民事立法的主要成就是形成了基本齐备的民事法律制度,构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构建了基本的民事权利体系,确立了私法自治等民事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在体系、制度、概念和理念等方面都有重大创新。本文总结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经验,并提出新时代我国要制定出一部立足我国国情、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的良好愿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503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十年,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四十年,更是民法快速发展的四十年。中国民事立法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道路,不仅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而且构建了民事权利的基本体系,为制定民法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事立法伴随改革开放进程而发展和成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民事立法的作用功不可没。回望中国民事立法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四十年的民法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史。
  一、改革开放以来民法立法的发展历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目标。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民事立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民法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可以将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至《民法通则》的颁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立法工作。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民事、经济法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例如,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颁布《婚姻法》,1981年颁布《经济合同法》,1982年颁布《商标法》,1984年颁布《专利法》,1985年颁布《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1986年颁布《土地管理法》, 1986年颁布《企业破产法(试行)》《外资企业法》。在这个阶段最有标志性的法律是1986年4月12日正式通过的《民法通则》,这是我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也是我国民法立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民法通则》为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确定了民法的基本内容、原则以及基本制度。该法第一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公民和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并采取列举的方法,全面规定了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全面宣示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这在中外民事立法史上是少见的。[1]尤其是《民法通则》以基本法的形式宣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第一次在法律上确认公民依法享有的各项人格权,突出了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民法所贯彻的人文主义精神。该法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民事责任制度,为民事权利的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民法通则》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法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民法典的问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第二个阶段:从《民法通则》的颁布至《合同法》的颁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市场活动的民事基本法。例如,1987年颁布《技术合同法》,1988年颁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90年颁布《著作权法》,1991年颁布《收养法》,1993年颁布《公司法》,1995年颁布《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1996年颁布《乡镇企业法》《拍卖法》,1998年颁布《证券法》。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民事立法是1999年的《合同法》,该法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统一,结束了我国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所形成的相互重复、不协调、凌乱的局面,实现了合同法律尤其是合同法总则的统一化和体系化,这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合同法》的内容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需求,摒弃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特征的经济合同概念,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该法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需要出发,要求当事人在交易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作为商业基本道德的诚实信用和契约严守原则,从而为建立信用经济奠定了基础。《合同法》确立了统一的交易规则,鼓励交易,便利交易,也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法》完善了合同成立、效力、违约责任等制度,贯彻了合同严守原则,从而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
  第三个阶段:从《合同法》到《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颁布。1999年以来,《合同法》颁布后,我国又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事法律,例如2002年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在这一阶段,2007年颁行的《物权法》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该法的制定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创下了法律草案审议之最。《物权法》全面规定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制度,并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设置了比较完备和明确的法律规范,构建了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从而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物权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通过确认各类物权,为市场交易确立了法律前提,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物权法》确定了平等保护原则,对于各类财产所有权进行一体对待、平等保护,以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基本财产权利。《物权法》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对各类物权予以确认,并规定了各类物权的取得方法,确立了各类物权的确认、发生争议的保护制度,完善了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极大地鼓励了亿万群众爱护财产、创造财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物权法》通过确立善意取得、公示公信原则、登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有力地维护了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物权法》规定了征收、征用的基本条件和程序,以及补偿的基本原则,通过确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确认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规则,保护每个老百姓的财产所有权,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9年颁布《侵权责任法》也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该法是一部系统、全面保护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益的法律,侵权责任法作为私权保障法,通过对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提供救济的方法来保障私权,通过保障私权来奠定法治的基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侵权法与传统债法的成功分离,且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征的侵权责任法内在体系。《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多元化的责任形式,为私权利提供全方位的、充分的救济。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风险社会,事故频发,风险无处不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救济问题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侵权责任法》针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产品责任、环境污染、高度危险责任等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同时,还对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侵权责任如对医疗损害责任、缺陷产品召回、医疗器械缺陷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都表明侵权责任法适应了我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殊需求,为民法典的颁行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阶段:民法典编纂的启动与《民法总则》的颁布。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曾多次编纂民法典,但都因各种原因而中断。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特别是“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这是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编纂民法典,自此之后,立法机关正式重启了民法典编纂工作。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进程。《民法总则》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立了民商事活动所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则,完善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时效等制度,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事立法体系化进程。该法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个民事立法的基本制度和规则,消除了各个民事立法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就使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一致。《民法总则》继续采纳《民法通则》的经验,专设“民事权利”一章,集中确认和宣示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充分彰显了民法对私权保障的功能,强化了私权保护机制,使其真正成为了“民事权利的宣言书”。该法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确认了自愿原则,弘扬了私法自治理念,充分保障了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和法治秩序。该法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广泛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益,规定了胎儿利益保护规则、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老年监护制度、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等,实现了对人“从摇篮到坟墓”各个阶段的保护,每个人都将在民法慈母般爱抚的眼光下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
  《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法律的颁行是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我国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已经齐备,但我国毕竟还没有制定出一部民法典。目前,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后,立法机关正在加紧民法典分则制定,力争在2020年颁行一部符合中国国情、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
  二、改革开放以来民法立法的主要成就
  (一)形成了基本齐备的民事法律制度
  1.民事主体制度。民事主体是国家所确认的享有权利的资格,也是承担义务的基础。因为民事主体是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没有民事主体就无法确定权利义务的归属。甚至可以说,民事主体是权利义务存在的目的,因为说到底,“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hominum causa omne ius constitutum est)。”[2]任何组织和个人,无论其在行政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中的身份如何,也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实力如何,其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格皆由民法主体制度所确认,其合法权益受民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在法律上确认了公民(自然人)、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都从特别法的角度进一步细化了民事主体的规则。《民法总则》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规定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从而完善了民事主体制度。
  2.物权、债和合同制度。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制度是规范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和使用关系的基本制度。民法的所有权制度直接反映并维护所有制关系,但也和交易关系有内在的联系。产权的初始界定是交易的前提,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条件。交易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所有权的转让,无数的交易总和构成了市场,债和合同是财产交易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商品流通领域中最一般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债权制度大多是规范交易行为的,债的一般规则是规范交易过程、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规则,而各类合同制度也是保护正常交换的具体规则。郑玉波先生曾将法的安全(Securitejuridique)分为静的安全(SecuritStatique)与动的安全(Securitdynamique),分别由物权法和合同法予以保障。[3]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法,我国《合同法》确认了合同的一般规则以及重要的有名合同,构建了合同债权的基本规则。《物权法》明确了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其发挥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产权界定和制度规范功能。
  3.婚姻继承制度。《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波塔利斯曾将家庭与所有权视为民法典的两大支柱,[4]由此也说明了婚姻家庭制度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1980年颁行了新中国第二部《婚姻法》,并在2001年进行过重要的修订。《婚姻法》明确了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婚姻自由原则、一夫一妻制原则等。而且,该法就结婚制度、夫妻关系制度、离婚制度、父母子女关系制度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另外,我国于1991年颁行了独立的《收养法》,从收养的成立、收养的效力、收养关系的解除等各个方面规范了收养关系,为通过收养形成拟制血亲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范。我国1985年制定了《继承法》,明确了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落实了《宪法》13条第2款确立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该法还就遗嘱继承、法定继承、遗产的处理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4.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对于鼓励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满足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在加入了WTO以后,立法机关根据WTO的规则,全面修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总体上,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对于著作权制度、商标制度和专利制度都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对于激励创新、保护人们的智力劳动成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经连续6年居世界首位,[5]这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
  5.民事责任制度。“权利的存在和得到保护的程度,只有诉诸民法和刑法的一般规则才能得到保障。”[6]民事责任就是全面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督促义务人全面履行义务的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次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等的基本规则抽象出来,确立了民事责任制度,这是大陆法上的重要创新。《合同法》完善了违约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全面规定了侵权责任制度,《民法总则》对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作出了规定,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事责任制度。
  (二)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提出要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而明确了我国民事立法的方向。从世界范围来看,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属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要看市场是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就是要看规范市场经济的民商法律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健全。民法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7]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将三个合同法合一,进一步完善了合同法的规则,为市场交易确立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美国著名法学家Farnsworth认为,合同自由支撑着整个市场,[8]因为任何社会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以合同法作为其经济制度的基石。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毫无例外地应当以合同法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对于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9]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合同的一般规则就是规范交易过程并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原则,而各类合同制度也是保护正常交换的具体准则。因为交易活动又是市场活动的基本内容,无数的交易构成了完整的市场,因此,合同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法也成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这些都是交易的基本规则,《合同法》鼓励交易、保障合同的严守与履行,这些都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交易的发展,并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物权法》是另一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一是《物权法》构建了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首先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这样交易关系才有可能顺利进行。物权是最重要的产权类型,《物权法》确认了各类物权,就为市场交易确立了法律前提,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二是《物权法》确定了平等保护原则,以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基本财产权利。根据这一原则,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应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守相同的规则,其物权在受到侵害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形态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然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就要对其他经济成分给予同等保护。三是《物权法》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公示公信原则等制度,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四是《物权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确立了用益物权制度,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保了在维护公有制的前提下,使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进入市场,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2017年的《民法总则》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民法总则》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市场主体制度方面,《民法总则》确立了主体平等的原则,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平等交易;同时,该法明确了法人的分类标准,丰富了法人的类型,确立了营利性法人的一般规则,规定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以及责任,从而将有力地释放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行为规则方面,《民法总则》确立了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都是市场主体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该法详细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等具体规则,并对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则进行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代理规则。在交易客体层面,《民法总则》广泛确认了市场主体所享有的各项财产权利,如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详尽的列举以及确认对数据等的保护,适应了创新型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市场秩序维护方面,《民法总则》强化对交易第三人的保护,注重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理预期。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每个阶段的进步都伴随着中国民商事立法的进步和作用的发挥,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法治的保障作用不可分开。[10]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2008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并因此将中国大陆列为商业环境改革前十位之一。[11]又如,2017年,世界银行公布了对全球190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调查,名列在前的是新西兰、新加坡、丹麦等,中国内地位列第78位,与去年持平,中国香港名列第五,但该报告指出,中国在合同履行方面表现较好,在全球排名第五,这与中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保障作用密不可分。[12]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民事立法的成就,对其在经济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三)构建了基本的民事权利体系
  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以确认和保障私权为己任。众所周知,法治内在地包含着“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价值目标,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确认权利、分配权利、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因此,通过民事立法保障私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好地保障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四十年来,我国民事立法贯彻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私法体系的思想,逐步确认和完善了民事权利体系以及保障民事权利的机制,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提供制度支撑。
  《民法通则》第一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公民和法人享有的民事权利。《民法通则》采取列举的方法,概括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民法通则》将公民和法人享有的人身权和知识产权单列一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三节),集中加以规定,这在中外民事立法史上是少见的。尤其是《民法通则》以基本法的形式宣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强调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从而突出了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民法所贯彻的人文主义精神。由于民法通则确立了人格权,我们第一次在法律上享有了名誉权等权利。自《民法通则》通过后,侵害个人姓名、名誉、肖像等的人格权纠纷案件,才开始进入法院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可以说,《民法通则》的颁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进程,标志着中国的人格权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合同法》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合同债权的体系和内容,确认了合同当事人享有的订立合同、选择合同当事人、选择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等自由。《物权法》规定了完备的物权行使和保障规则体系,具体列举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并确立了平等保护各类物权的基本规则。《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权利的保护法,实现了对民事主体各项权利的保护。该法第2条宣示了《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通过构建完整的责任形式,为私权利提供全方位的、充分的救济。
  《民法总则》作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强化了私权保障。《民法总则》沿袭了《民法通则》的立法经验,专设“民事权利”一章,集中确认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充分彰显了私权保障功能。《民法总则》在私权保障方面呈现出许多亮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时代性,即《民法总则》有效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例如,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人肉搜索”、非法侵入他人网络账户、贩卖个人信息、网络电信诈骗等现象日益普遍,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民法总则》111条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将有力遏制上述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二是全面性,即《民法总则》广泛确认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亲属权、继承权等权利。在财产权利保护方面,《民法总则》首次规定了“平等”保护民事主体的财产权,这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民法总则》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详尽的列举,扩张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有利于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三是开放性,即《民法总则》不仅保护权利,而且保护利益。《民法总则》126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这不仅与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原则相对应,而且也为将来对新型民事权益的保护预留了空间。
  (四)确立了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等民法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伴随着改革而逐步转型,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社会事无巨细的管控而转为市场调控为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能动性、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的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民事立法的理念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否定私法自治、甚至把民法等同于公法的理念,转变为逐渐承认财产自由、合同自由、权利行使自由等理念,逐渐承认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和在法律范围内所享有的自由。四十年来中国民法的实践就是一个规范重建与价值重拾的过程。
  私法自治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内广泛的行为自由,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some assured private sphere),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在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13]德国学者梅施麦克将私法自治称为私法体系的“恒星”,认为私法自治原则永放光芒。[14]《民法通则》确立的民事主体制度为私法自治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基本前提。《民法通则》建立的法律行为制度,则为私法自治的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合同法》全面确认了自愿原则(实际上是合同自由原则),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订约自由、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谈判自由、选择合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由、选择违约责任方式的自由以及解决合同争议方式的自由。《物权法》虽然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也确认了物权特别是所有权行使的自由。《民法总则》5条再次确认了自愿原则,赋予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内广泛的行为自由,确定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并对其名称、住所、章程等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这有利于充分实现社会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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